顾廷龙纪念馆 为图书的一生 | 纪念上海图书馆老馆长顾廷龙先生
当时的检索多是按照汉字笔画排,数起来要命。顾老很推崇中国的四角号码——把汉字转换成数字,便于记忆,检索起来也快。《中国丛书综录》就用了四角号码,出来后有反对的声音,顾先生有点为难,胡道静就提出,别说《综录》了,上海公安局的户口卡也是按照四角号码方法排的。实际上,几十年下来,人们发现还是这种方法快捷。这在当时算是比较领先的。
在对藏书的库房管理上,顾老也有“好点子”。合众图书馆库房很紧张,如果按照分类上架的话,每个类后面要空很多出来——今天排到一个位置,过几天要插书进去。书库实在没办法解决,但其他图书馆都是这样的死方法。为了节约空间,顾老提出要固定上架,不管什么书,给它一个固定号码,“1号”、“2号”……书库永恒不动,保证饱和及充分利用,变化在卡片上。
卡片印好几套,“1号”有好几张,不管是按照类别、作者,还是书名,最终都对应到“1号”。这种库管方法在上图比较流行,一直延续了下来。
我在北大进修时就深深感觉到,学院派搞古籍整理研究,理论讲的多,实践太少。现在,很多硕士、博士来了后,具体工作不会做。当然,我们得承认,离过去的年代越远,文化差异就越大。顾老他们一代比我们离过去近,他们习以为常的一些东西,在我们看来就蛮稀奇。
现在馆里招聘员工,要求用繁体字写简历,或者抄一封信,大多数人都不行。搞历史文献研究,离时代越远,需要的知识就越多——年轻人要从学繁体字开始,我就不需要,因为我们那时用的就是繁体字;我没念过四书五经,拾起来很费劲,在顾老、潘老那时算是必读。
可以说,现在学生的负担越来越重。但其实呢,很多东西在学校讲很久,在实践中就非常简单,1990年代,顾先生到北京图书馆和任继愈馆长交流时,就探讨过如何培养学生。
顾先生也跟吴织说过:“我带研究生,最多一个月讲一次课,他们能从我这学到什么?你啊,碰到问题,我就给你讲,不是每天讲,而是每时每刻都在讲,你又能学到多少。”几位老先生都是这样,在实践中传授给我们很多宝贵的东西。
有些人搞古籍研究,发现是宋刻本、元刻本,就拼命收,其他都不要。顾先生常常是,“你们不要的都给我,我要。”现今看来,那时“不值钱”的东西经过长年累月的积累,都成了非常重要的资料。老一辈图书馆的人,都很看重“服务”——资料收罗进来,整理、揭示出去,供学者去发掘有价值的东西。
当年,汪熙教授发现“盛宣怀档案”里面,有个算命的给郑观应记过生辰八字,很详细,但和外面流传的“事实”不符,有人就质疑算命先生“不靠谱”,其实算命先生才靠谱。
这很好理解啊,算命时提供的肯定是真实的生辰年月,考试、做官这些,上报年龄都有可能虚假。古籍整理工作,帮助学者纠正了很多历史说法。顾老和几位老先生都是这样,“甘为他人做嫁衣”。
顾老生活很简单,平时去食堂经常就买二两光面吃。他搬家那时还没搬场公司,都是我们小辈去搬。我进上图时,顾老六十几岁了,放到现在都退休了。我现在这年龄,再去做什么就感觉力不从心,他老人家编《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时比我年纪还大。耕耘不辍,顾老一直没退休,一直干到最后,为我们留下了很厚的“家底”。
▍如何做学问,顾老是我的引路人
严佐之(66岁,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古籍研究所所长,师从顾廷龙):
我是67届高中生,1968年底到崇明长征农场,工作了4年后,1972年冬天“上调”到上海图书馆。因为还处于“文革”中,文化单位那时不算“好”单位,清水衙门,不像工矿企业。当时抽调的机会很多,工农事业局什么的,都有得去。可能考虑到平时喜好,农场负责抽调的干部找到我说:“佐之啊,我看你去图书馆就很好,把你调到图书馆去。”后来,整个农场有50个青年去上图,陈先行和我,都是农场里一起出来的。
到了上图后,大家先进学习班学毛泽东思想,结束以后再分配。他们看我学习班小结写得不错,字也写得好,就把我要去古籍组。我就感觉自己像“老鼠掉进了白米缸里面”。
1973年初进古籍组时,顾老在沈阳探亲还没回来。不过,组长吴织都跟我们小辈介绍过顾老,那时介绍不会像现在这样,“文革”期间都不称“顾老”,而称“老顾”。包括潘景郑、瞿凤起先生,所有人喊起来都是“老潘”、“老瞿”,他们就叫我们“小严”、“小陈”。
顾老回来后,我们都跟着大家一起叫“老顾”。印象中,他就是一位敦厚、纯真的老人家,非常和蔼可亲。有一天,吴织带我们新进去的4个青年去顾老西康路的住处,进门后就说:“老顾啊,今天我带4个青年来,你又多4个学生了。”那天,顾老送我们每人一本他编的张元济《涉园序跋集录》。
我虽然在初高中时就喜好文史,但对版本目录这些,一点都不懂。拿到书回去,迫不及待地看,当然,看也没看懂什么。之后,几个年轻人又去顾老家里,顾老推荐我们读《资治通鉴》。他把家里收藏的(年代)比较近的刻本拿出来:“你们能看得懂的,看到哪里就点一下,一句就一句,读不通也无所谓,点错了也没有关系。
”点完一本要给顾老看,再换一本。后来进了大学读研究生,我才明白,顾老那种方法是中国传统学国学的最基础的读书方法。他让我们做一些事情,不会说出多少大道理。后来读中国通史、中国哲学史,顾老提醒说要做做笔记,叫我随便记什么,爱记什么记什么,有什么感想就记什么。
如果说从1973年开始,我懂一点如何做学问的话,毫无疑问,顾老是我的引路人。至今,已经四十几年过去了。
在古籍所时,我享受到的“待遇”还是蛮好的。吴织分配我跟瞿凤起先生学编目,平时除了看书、管书外,大部分时间都在学习。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上图很多珍贵的善本都运到安徽山村的山洞里藏了起来,后来这批书要回来,就有一个开箱、验书、上架的过程,同时还要核对编目。
具体工作主要是瞿凤起、潘景郑、吴织、沈津在做,其间,我受到了顾老、潘老很好的训练。顾先生让我不懂就问,老先生谁在就问谁,他还说“工具书很重要”,这点对我启发很大。
研究生毕业留校后,老师周子美先生的课叫我接上去。除了做版本学、做概论外,我思考了很久,目录学还能做些什么呢?框架上没有什么可突破的了,这时就想到顾老说的“工具书很重要”。我的《近三百年古籍目录举要》就是由此启发,对常用的藏书目录做一些研究,介绍给学生。
可以说,能有这本书,就是从顾老那边来的。顾老说我这本书“有助于初学”,当然,他也跟我表示过,“小严啊,你有这个就够了,以后概论性的东西就不要再写了。”我知道,顾老那是鼓励我要有创新,有更深层次的提高。
那时一周上6天班,上班就看书,快乐得很。图书馆里有项工作叫“开架”——一个周期后,取书放书可能乱,或者不整齐,要根据登录号码检查书对不对,放架放好。一来是检查,二来也是让书透透气。我当时就觉得很没趣,干其他能学到东西,这个分明就是“体力活”嘛。我就问顾老“这有什么好学的”,他回我,“这也好学啊,你就记书名嘛。”他对年轻人的教育就这样,没什么深奥的道理,化于日常无形中,让我现在回想起来都感慨颇多。
“文革”后期,各单位根据中央的“721精神”纷纷开办“721大学”,我们这边办了个古籍班,上海搞古籍的年轻人都来学习。顾老提供了很多支持,安排了一些课程。1977年恢复高考后,我蠢蠢欲动,一心想再读书。
顾老跟我表示过,“有什么好考的,我们这里条件不比大学差。”当然,一是尊重顾老的意见,二是受“文革”影响,好不容易户口从农场调过来了,母亲也不支持我考。这一念头就暂且搁下。半年以后,之前“721大学”里有个华师大图书馆的人告诉我,华师大古籍组要招研究生,他们对我很有兴趣,希望我去考。
我跟顾老一说,他表示“也没有必要”。据说,华师大古籍所的老师后来委托历史系的吴泽去做顾老工作。我再去找顾老时,他跟我说了一句——“你去大学读书也好,可以开眼界。”走前,顾老还写了一条幅相赠,上面有毛主席语录“谦虚谨慎戒骄戒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