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是不是反毛傅国涌:陈寅恪不是做学问的标准是做人的标准

2017-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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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时代周报:"陈寅恪热"持续了约三十年,尤其是自1990年代开始,不仅是学术圈,"陈寅恪"也是一个公众的话题,这跟市场开放以来中国的人文环境

时代周报:"陈寅恪热"持续了约三十年,尤其是自1990年代开始,不仅是学术圈,"陈寅恪"也是一个公众的话题,这跟市场开放以来中国的人文环境缺失有关系吗?

傅国涌:跟大的环境当然有关系,自1980年代末期以来,知识界有两个趋势,一是知识分子的市场化,往钱看,另一方面是知识分子的犬儒化,这两个趋势都跟外部环境有关。越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发掘出在黑暗年代还坚持自身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就越能被认同。

所以,1990年代有几个发现,一个是顾准的发现,一个是陈寅恪的发现,还有西南联大的发现、储安平的发现等等。这跟整个时代精神上的失落,需要重新寻找精神坐标有关。陈寅恪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以他独特的文化保守主义对抗当时大一统的、几乎不可抗的时代洪流,所以他成为了中国人心目当中具有人格风范的榜样。

古往今来,在中国读书人最耿耿于心的就是风骨,他身上体现的更多就是传统的风骨。

时代周报:同样因为人文环境缺失,90年代中的中国出现的人文精神的大讨论,好像才维持两年就草草结束了。但是对陈寅恪讨论就能一直能够持续下来,这是什么原因?

傅国涌:陈寅恪是一个个案,作为一个个人,他的身上有道德力量、人格力量、思想力量、学术力量,这使他能够成为后世人心目中持续、长久的话题,也许再过五百年还可以讨论,就像《红楼梦》、曹雪芹还可以讨论一样,这种力量是可以穿越时空的。而那种比较简单化的、抽象的什么主义、思潮的讨论,往往都是面上的,缺乏内在的力量,所以难以持续。

时代周报:现下和1990年代的社会环境又有区别,信息接触、人文环境可能都与1990年代不一样。在这种情况下,陈寅恪的意义有改变吗,比如某一方面的价值被凸显?

傅国涌:我想这样的表述不够准确,准确的说是跟80年代有什么不同,因为当下的这个中国某种意义上就是从1992年开始的,那是全面商业化、城市化、泡沫化、碎片化、娱乐化开始的时代,从90年代到今天的二十几年,是一个完整的历史段落,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

现在应该跟80年代比较,80年代中国处于另一个时代,与今天之间有一个巨大的鸿沟,或有巨大的落差,80年代末,中国改革的进程曾被中断过,所以今天在道德、文化、精神上都在向下走,在肉体、欲望、物质消费上疯狂膨胀,显示了这样一种上下、逆向分道扬镳的趋势。可以说今天是90年代的结果,90年代是今天的开端。

时代周报:微博等自媒体兴起,每个人都可以发表对社会议题的看法。在这种情况下大众对知识分子,即所谓的"社会良心"的期待和依赖性会不会降低?在这种情况下,"陈寅恪热"有没有可能降温?

傅国涌:你说的现在跟90年代在这方面的不同,其实只是技术层面的不同,互联网的出现、包括微博、微信的出现,只是降低了发言的门槛,但对发言的品质、深度、准确性、周全性方面,仍然没有明显的改变。知识分子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民族的大脑,大众最终还是要依赖于民族的大脑,所以并不是发言门槛的降低就说明依赖性被削弱了。

表面上来看,似乎一只猫都能在网上说话,好象是零门槛,但是从长远来看,归根到底一个民族还是要靠他的大脑提供向哪里走的思考。只不过今天的中国被民粹主义和专制主义双重裹胁,雾霾蔽日,满地鸡毛,趋利化和碎片化、本能化导致的浮躁遮住了网络,所以很多东西变得模糊不清而已。

我觉得陈寅恪现象将是中国长久的话题,他并不是一个思想家,他是一个学者,是一个非常专业的历史学家,在学术上有重要贡献。他并不是对中国政治有很多思考的知识分子,人们关注他的主要也不是他对公共领域的发言,而是人格、道德层面的。

大家关注的是一个国家大变革、王朝更迭的时期,一个有深厚专业素养的知识分子如何坚持自己的文化人格的选择,如何能保持自己的精神并始终如一地捍卫自己作为人的尊严,这是他最根本的地方。中国今天最缺的就是这一点。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是做人的标准,而不是做学问的标准。做学问的话谁能做得过他呢?人们关心更多的是作为人的陈寅恪,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生命的陈寅恪。

人总是向往自己做不到的事情,仰望稀缺的人,如果大家都变成一样的,你会去仰望、羡慕吗?陈寅恪坚持自己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非常不容易的,是要付出代价的,多数人都做不到,他做到了,所以他被后人肯定、赞美、反复言说,这是很正常的。

现在的知识分子跟陈寅恪那样的知识分子不是一个概念,你提到的"知识分子"确切的说是职业知识分子(当然从谋生的角度,对他们的选择同样要有同情之理解),他们多受过大学教育,而且从事与知识相关的职业,比如科技工作者、教师、工程师、记者、编辑、律师等,还有现在很多官员也都是博士,也可以叫做知识分子。

但事实上,知识分子有真正的知识分子和职业的知识分子之分,真正的知识分子有自己的内涵,起码要具备三性:一是专业性,在专业领域要有出色的表现,没有专业性,一切都免谈。

二是公共性,就是要关心这个社会。如果你只关心自己家里的房子、车子,也算不上。现在社会上将"公知"这个词污名化,但事实上并没有什么特別的"公共知识分子",真正的知识分子往往都具有公共性的,如罗素、爱因斯坦、鲁迅、胡适、傅斯年等人,也有很多像陈寅恪、钱穆、竺可桢这样的知识分子,他们对公共领域发言不多,也都是坚守良知底线,在关心社会这一点上是没有问题的。

"公知"恐怕是中国当下独有的表述,是临时想出来的一个权宜之词,因为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只是职业知识分子,为了特別的区分,出现了这个词,但这个词在中国语境下已经变成是一个贬义词,骂人的说法了。其实真正的知识分子本就应该具有公共性。

除了专业性和公共性之外,知识分子最重要、最核心的是独立性,不只不能依附于任何权势集团或任何的利益集团,更重要的是不迎合大眾輿論,任何時候都能對舉世滔滔的民粹意見保持清醒,不屈從多數的意見,始終堅持自己獨立的思考和判斷。

這是最難做到的獨立。"三性"之中,专业性是第一位的,独立性则是最根本的,这两个是构成真正的知识分子的最核心要件。陈寅恪具备专业性,他是出色的历史学家,又具有独立的批判精神及人格,所以他具有独立性。

虽然他的公共性不强,但是他仍然是一个标准的知识分子,因为他已经具备了最重要的两性。今天这个时代,大部分被看作是知识分子的人已够不到这三条标准,所谓的"知识分子"也只是职业知识分子。有些人专业性不够,但是公共性很强,在网上发几条帖子、微博就自以为成了"公知"或被看做是"公知"了,"公知"被污名化虽然是网络民粹主义和专制主义合谋的结果,与这些只有公共性的一代"公知"的出现也有很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