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冠三中将 开国中将谭冠三的西藏情
1950年元旦,驻在四川乐山的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十八军全体将士兴高采烈,欢度部队自组建以来第一个没有战火硝烟、没有炮声枪声的新年,他们将面临着由革命战争向和平建设的重大转变。1月5日,十八军军部为政委谭冠三饯行,欢送他赴“盐城”四川自贡,担任中共自贡市委书记。同志们难分难舍,一餐告别饭由下午吃到深夜,各师团负责人、一些老同志、文工团的文艺战士,也都闻讯赶来为老政委送行。
第二天晚上,谭冠三忙完一天后,突然接到刘伯承、邓小平、贺龙3人签署的电报:十八军师以上主要领导干部到重庆接受新任务。
军令如山,1月7日早餐后,谭冠三、张国华带领师以上主要领导干部直奔重庆曾家岩。在二野司令部会议室,刘伯承首先传达了党中央、毛泽东关于进军西藏的指示,并接着说:“这次进军西藏,既要打军事仗,更要打政治仗,所以一定要派一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部队去,我和小平、贺龙反复研究后,就决定由你们十八军担此重任。
谭冠三,张国华,你俩都是参加过井冈山斗争的战士,毛主席熟悉你们,他看完报上去的名单后,十分高兴,当即挥笔‘同意’。今天请你们来,就是想听听你们的意见,说说你们有什么困难。”
谭冠三、张国华激动而又庄重地回答:“我们保证完成进军西藏的任务,绝不辜负党中央、毛主席对我们的信任和希望。”
会议结束时,邓小平再三强调说:“中央把进军西藏的任务交给你们,既非常光荣,也十分艰巨,你们一定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接着,他又特意对谭冠三说:“进军西藏的准备千条万条,政治思想工作是第一条,你这个政治委员责任可重啊!我想送给你们12个字,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作战。”
接受任务后,谭冠三、张国华马不停蹄地赶回乐山。事情正如邓小平所说那样,进藏消息刚刚传开,部队就产生了很大波动,一些团营以下的干部战士抵触情绪很大。谭冠三深知,部队南征北战,出生入死一二十年,都想安顿下来,娶妻立家。今天突然听说要到高寒缺氧、地脊人贫、语言不通的西藏去,发一发牢骚,不足为奇,关键是要做好官兵们的思想政治工作,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工作。
谭冠三的爱人李光明也是一名老红军战士,参加过长征。1937年,他俩在延安结婚后,生了6个孩子,2个不幸夭亡,余下4个全寄养在农民家里。1947年,谭冠三随刘邓大军南下后,便与家人失去了联系,直到1949年10月,一家人才在组织的帮助下团聚。
谭冠三十分感谢党组织把妻子调到川南,他也想把几个孩子接到身边,尽一尽父亲的责任,体验一下家庭的温暖。可现在,这一切都不可能了。他从重庆接受任务回来,便对妻子说:“为了西藏百万农奴的翻身解放,我们不能在川南安家,更不能经营什么‘安乐窝’,你就随我一起去西藏吧!现在全军几万干部战士都在看着我们,我们的一举一动都会产生重大影响。”
通情达理的李光明了解自己的丈夫,也十分理解他作出的这一决定,她把思念儿女之情深深地埋在心底,当即答应了谭冠三的要求。
在军党委扩大会议和全军干部会议上,谭冠三明确表示:“我谭冠三决心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到西藏去,把老婆也带去,不在川南安家,我决心同藏族同胞一起,为把帝国主义势力驱逐出西藏,建设民主幸福的新西藏,贡献自己的一生,我愿将这把老骨头埋在西藏。”
在整个十八军中,谭冠三的年龄最大,资历最老,身体最差,体内还一直留着日军的弹片。因而,谭冠三这段出自肺腑、铿锵有力的表态,立即在全体指战员中产生了强烈反响。部队精神面貌为之振奋,决心书像雪片一样飞至军部,全军上下迅速投入到进藏的准备工作中。
1950年8月,一场向“世界屋脊”挺进的伟大进军开始了。部队翻越二郎山,跨过金沙江,经过甘孜整训、昌都战役,十八军于1951年8月28日向拉萨挺进。渡过怒江,便是无人区,这里海拔高,空气中的含氧量只有内地的50%,高山科学家称这里为“死亡线”、“生命的禁区”。
谭冠三在战争年代受过伤,平时就有头痛的毛病,这时,他的高山反应特别明显,头痛得像要炸裂似的,呼吸十分困难,全身浮肿,四肢无力,走起路来就像踩在棉花上,常有失重站不住的感觉。他白天吃不下,晚上睡不好,即使超量服用安眠药,每晚也只能似睡非睡地休息两三个小时。
越往西走,海拔越高,困难越大。部队每隔几天就得爬一座雪山,有时一座雪山要爬两天。粮食不足,燃料奇缺,更成为部队前进的困难。西藏高原的沸点是80度至90度,由于缺少燃料,只能烧到60度至70度,大米煮不熟,大家就吃夹生饭,这时最好的食物就要算糌粑了。很多战士感慨地说:“幸好在甘孜谭政委组织了那场高原化的训练,才能吃得下,才能救了这条命。”
从昌都到拉萨约1150公里,谭冠三率部经过56天的艰难行军,横穿了无垠无际的藏东北草原,翻过了19座连绵横亘、终年积雪的大雪山,淌过了数十条寒冷刺骨的冰川和河流,终于于1951年10月26日到达拉萨,把五星红旗插上了喜马拉雅山。回忆这段历程,谭冠三曾说:“头上没有飞机,后面没有追兵,除此之外,进藏比长征还艰难。”
不避艰难 建设西藏
数万人的部队进藏以后,各种困难接踵而来,特别是粮食供给异常困难。当时,一人进藏需要8人搞运输。从西南雅安雇牦牛、从西北用骆驼运粮到拉萨,一年只能往返一次,运费加消耗,一斤粮食比一斤银子还贵。这给了西藏少数分裂主义分子以可乘之机,他们囤积居奇,哄抬粮价,制造各种骚乱,妄图把解放军从西藏赶走。
针对西藏上层反动分子的粮食封锁,谭冠三遵照毛泽东“进军西藏,不吃地方”和邓小平“补给重于战斗”的指示,组织部队积极自力更生,开荒生产。
拉萨河畔有个叫罗堆林卡的荒漠之地,一半是沙石,一半是荆棘。部队花钱买下这块地后,谭冠三带领军直机关的干部和战士开赴这里,挥舞铁锄,垦荒种粮,建起了部队第一个农场――八一农场,谭冠三亲自担任农场第一任场长兼党委书记。
从1951年至1952年,开垦荒地万余亩,全部种上了粮食、蔬菜。谭冠三长期住在农场,和战士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并组织干部战士将拉萨累积如山的陈年垃圾、牛骨、粪便运到农场来,他说:“这些都是好东西,烧成灰就是最好的肥料。
”同时,他们还从拉萨修了一条长十多公里的水渠,把布达拉宫背后沼泽地的水引到农场。第二年秋天,地里的麦稞、萝卜、白菜长得特别好。谭冠三把大家叫来,指着那些重达30多斤的大萝卜说:“这叫政治萝卜。”旁边的参谋长李觉忙着解释说:“谭政委的话深刻啊,今天,萝卜、麦稞丰收了,我们就能在藏族人民心中产生深刻的政治影响。”大家听完这话,都会心地笑了起来。
西藏高原水果很少,要吃水果都须从内地运去,路途遥远,运到拉萨就坏了很多,价格异常昂贵。谭冠三于是提议在农场试种苹果,并派人到山东、河南等地购买苹果苗,请苹果种植专家来农场进行指导,同时还在自己的住地开垦了一个小苹果园做实验。经过他的精心栽培和管理,苹果树终于结果了,有一棵果树竟摘果100多公斤。第二年,农场的苹果也喜获丰收,战士吃着又红又香的苹果,都异口同声地感谢谭政委。
拉萨街头巷尾,有不少乞丐、贫民、流浪儿童,其中不少是随父母到拉萨朝佛后,因父母死亡而流落街头的。谭冠三把他们招到农场当工人。这些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农奴子弟到农场后,谭冠三亲自给他们理发,还让文工团的女战士帮助女孩子洗澡、洗发、换衣。后来,这批孩子在农场学习、劳动,成为西藏建设的骨干力量。世界第一个从北坡登上珠穆朗玛峰的女登山运动员潘多,就是当年招进农场的工人。
谭冠三还带着农业技术人员到拉萨河两岸收集草籽和土壤标本进行研究,号召部队种草、种树,他常对同志们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们在西藏高原种树更有意义,可以绿化荒地,改变生态状况,增加氧气,调节湿度,防止风沙,这是建设西藏、巩固边疆的百年大计啊!”
为了加速康藏公路(今称川藏公路)的建设。1952年,西藏工委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成立了康藏西线筑路工程指挥部,由谭冠三兼任总指挥。他一上任,便迅速动员了1万余名藏族民工参与筑路。那段时间,他整天扑在工地上,和筑路指战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及时发现问题,进行解决。
墨竹工卡附近有段石崖,原准备炸掉。施工队伍突然发现石崖上有座神像,当地藏胞说,这神像是用来管河水的,炸掉了它,河水就会泛滥。谭冠三知道后,当即指示说,在西藏,我们要特别尊重藏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请立即改线绕道。
在西藏高原,筑路之艰险,举世闻名,这里不仅严重缺氧,呼吸困难,有时施工人员还要冒着零下30℃的严寒,劈开坚石,铲开冻土;有时要在高达数十米到数百米的悬崖峭壁上悬空作业,打开路面;有时要跳入刺骨的滚滚激流,打固桥桩,有时要从数十里外的地方砍运木材,烤化冻土;有时更要从很远的山上背来石头,填实泥沼……谭冠三率领部队以“叫高山低头,要河水让路”的英雄气概,克服人间罕见的困难和艰难,终于征服了高山、激流、流沙、冰川、沼泽、原始森林……于1954年11月,修通了这条长2416公里的川藏公路,把西藏和祖国内地紧紧连在了一起,藏族人民热烈称颂它是“吉祥的彩虹”、“幸福的金桥”。
平叛改革 功无旁贷
《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后,中央根据西藏历史和现实的具体情况,采取了“慎重稳进”的方针,并宣布从1957年起,6年内不进行民主改革,也不改编藏军。然而,西藏上层反动分子把中央的方针视为软弱可欺,多次制造武装叛乱,妄图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
1959年2月7日,达赖对应邀参加“驱鬼仪式”的西藏军区副司令员邓少东和西藏工委秘书长郭锡兰提出,想看一看西藏军区文工团的演出。邓少东当即表示欢迎,并请达赖确定观看演出的时间、地点,同时将达赖这一愿望转告了西藏地方政府索康等几位噶伦。3月8日,达赖确定3月10日下午前往西藏军区礼堂观看演出,西藏军区为此做了认真周密的接待准备工作。
3月10日早晨,西藏上层叛乱分子胁迫2000多人闯进罗布林卡,散布“军区要在宴会上毒死达赖喇嘛”的谣言,呼喊“西藏独立”、“赶走汉人”等反动口号,并大打出手,当场打伤西藏地方政府卸任噶伦、时任西藏军区副司令员的桑颇?才旺仁增,打死爱国人士、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委员堪穷帕巴拉?索朗降措,并宣布即日起“西藏独立”。
接着,数千叛乱武装占领了布达拉宫和市内各重要据点及坚固建筑物,将南临拉萨河的西藏工委、西藏军区和中央人民政府驻藏代表驻地从东、北、西三面包围起来。
此时,中央驻藏代表、西藏工委书记张经武和西藏军区司令员、西藏工委第一副书记张国华因健康原因,在内地治病疗养。时任西藏军区政委、西藏工委第二副书记的谭冠三根据中央命令,代理中央驻藏代表,主持西藏全面工作。
面对叛乱分子的疯狂行动,谭冠三遵循中央方针,继续采取忍耐的态度,并于3月10日、11日、15日给达赖连续写了三封信,严正指责叛乱分子的军事挑衅,强烈要求西藏地方政府予以制止,并对达赖的处境表示体谅和关注。
与此同时,谭冠三还十分关注西藏爱国进步人士的安危,在西藏叛乱分子预谋杀害阿沛?阿旺晋美的危险时刻,谭冠三亲自来到阿沛家里,请他搬到安全的地方居住。当阿沛以工作为重,不顾个人安危,坚持住在家里时,谭冠三又命令军区加强对阿沛的警卫措施,务必确保阿沛和他全家人的安全。在同一时间,西藏军区还根据谭冠三的指示,采取切实措施,保护和接待了500多名爱国人士和他们的家属群众,其中就有帕巴拉?格列朗杰。
然而,西藏叛乱分子不听警告,其活动越来越猖獗,他们在市区大筑工事,并炸毁了拉萨流沙河大桥和新华社拉萨分社、西藏日报社等单位的部分房屋,切断电话线,砍倒电话杆,破坏交通,整个拉萨处于一片恐怖之中。3月20日早晨,7000多叛匪向解放军驻地、自治区筹委会等单位发动全面攻击,军区作战处和礼堂被炸塌。
危急时刻,谭冠三向党中央、毛泽东作了紧急汇报,并命令部队作好自卫反击的准备。毛泽东指示说:“他们现在既已发动叛乱,我们就要一边平叛,一边改革,要相信95%的人是站在我们这边的。”
3月20日上午10时,随着谭冠三一声令下,自卫反击正式开始,严阵以待的一五九团在炮兵三○八团的炮火支援下,首先攻占了药王山,拔掉了瞰制军区指挥机关的叛匪据点,接着对盘踞在市区各个据点的叛乱匪军进行合围,歼灭了据守在罗布林卡、大昭寺、小昭寺等处的叛乱武装,并于3月22日9时包围了布达拉宫。
拉鲁?次旺多吉等叛军头目见大势已去,纷纷缴械投降。至此,经过两天两夜的战斗,拉萨平叛作战遂告结束,共歼灭、俘虏叛匪5300余名,缴获各种枪支10212支、轻重机枪183挺、山炮及八二迫击炮39门、炮弹20000余发、子弹千万余发,取得了西藏平叛的初步胜利。
紧接着,驻藏中国人民解放军又挥师南下,发起山南战役,一举荡平了叛匪老巢。
在平息叛乱的同时,谭冠三又主持西藏工委会议,贯彻中央“边平叛,边改革”的方针,并制定了《关于平叛工作中几个政策问题的决定〈草案〉》,后来,党中央在批复中曾这样指出:“这个方案所制定的各项政策,都是正确的。”
5月,谭冠三奉命到北京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汇报西藏平叛和准备民主改革的情况,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握着谭冠三的手说:“这次平息拉萨叛乱,你谭冠三指挥得很果断嘛,12个连的兵力对付上万名的叛匪,没用3天就解决了。
你给达赖的三封信是做政治争取工作的,毛主席都很赞扬。”接着,邓小平更为赞赏地说:“无论‘政治’方面,‘补给’方面,还是‘平叛’方面,你谭冠三都是功无旁贷。”在旁的副总理陈毅也紧紧握着谭冠三的手说:“你是西藏的功臣啊!”
情系西藏 忠骨葬雪域
谭冠三进藏后,就深深爱上了这片雪域高原,他和战友曾立下“长期建藏,边疆为家”的誓言。在1951年至1959年的8年时间里,谭冠三只回过两次内地,一次是1955年3月到北京参加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一次是1956年9月去北京参加中共八大。
其余时间都用在西藏的工作上。就是回到内地时,他心里惦记的还是西藏。去北京参加中共八大后,他没给妻子买任何礼物,却带回了几大箱菜籽和花种。身边的工作人员不免背后会嘀咕几句,后来传到李光明耳里,她倒很坦然地说:“冠三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对家里人,对老婆、孩子是拿得起放得下,能顾得上就顾,顾不上就不顾,能团聚就团聚,不能团聚就不团聚,他的后半生,除了西藏,还是西藏。
从进藏那天起,他就有一个大心愿,要把万里高原的荒山野岭变成一座花果山、一个大花园,因此那些花花草草,就比我重要得多!”
1959年5月,中央要他进京汇报平叛和准备改革的工作,考虑谭冠三的身体状况,要留他在京休假,而且让李光明陪同。这是谭冠三入藏8年后第一次回内地休假,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全家人第一次团聚,一家6口人高高兴兴拍了一张“全家福”。然而谁也没想到,这张“全家福”竟是谭冠三生命中唯一的一张“全家福”。
休假没有多久,谭冠三又匆匆赶回了西藏,在随后的日子里,他和西藏工委的同志一起,深入基层,开展调查研究,研究制定符合西藏实际的方针政策,使西藏民主改革得以顺利进行。由于长期劳累过度和高原缺氧,1962年,他高血压加重并引起眼底出血。
毛泽东、周恩来十分关心他的病情,决定让他回内地治疗、休养。这时,他才第一次离开工作岗位,回内地治疗。1965年9月,西藏自治区成立,谭冠三任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会主席、西藏工委第一副书记。
1966年11月,谭冠三怀着深深的眷恋之情,依依不舍地离开他工作了15年的西藏,赴京担任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副院长、党组书记,主持最高人民法院的日常工作。然而,刚上任不久,他便遭到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并被关押。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后,谭冠三重新恢复工作,先后任成都军区顾问、全国政协第四、五届常委。
1977年,一批在藏工作的老同事联名写信,请他回西藏看看。谭冠三十分高兴,乘机飞到了拉萨。他不顾70岁的高龄和多病的身体,看望了曾和他共事多年的老朋友,看望了边防部队的战友和战士,看望拉萨的居民,重访他辛勤建立起来的农场。拉萨百姓闻讯从四面八方赶来,看望思念多年的老政委。当年被收容招进农场的许多流浪孤儿,也带着妻子、儿女赶来,他们拉着潭冠三的手,激动的泪水淌个不停。
从西藏返回成都后,谭冠三因脑血栓住进了医院,不少领导和朋友来医院探望,他说:“我怀念西藏,更想念西藏的部队和人民,我有来生,一定要再去西藏工作。”
1985年,谭冠三病重,他再三叮嘱夫人:我死后,就把我的骨灰埋在西藏八一农场的苹果园里。12月6日,一代开国名将谭冠三与世长辞,享年78岁。1986年7月29日,谭冠三的儿子谭戎生护送父亲的骨灰来到拉萨,并遵照谭冠三的遗愿,将骨灰安放在八一农场苹果园里,实现了他进藏之初向党、向人民、向部队全体指战员立下的铮铮誓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