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必武子女 董必武子女现状 [趣闻]

董必武的后代:董必武,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社会主义法制的奠基者。接下来由小编来为大家说说成董必武的后代。

董必武子女 董必武子女现状

1973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的一篇长篇通讯《革命的好后代记北京下乡知识青年董良翮》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播发了。一时间,董良翮成为中华大地家喻户晓的人物。有关董良翮的身世,文章中只披露了他是革命干部的后代,他的行动得到父母的支持。然而,生活在北京的不少老三届的同学都知道,董良翮是中共元老、当时的国家代主席董必武的小儿子。

28年过去了,董良翮现在在做什么?董必武的其他子女状况怎样?

当电视专题片《开国共产党人的亲情家事》的摄像镜头对准董必武后人的时候,作者作为该片的撰稿人之一,随笔记录下他们当今的普通生活和对父亲的珍贵回忆。

董良羽,董必武之长子

1938年3月生于延安,曾就读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1993年由北京空军司令部退休。

我是1938年3月在延安出生的。我出生时,父亲不在身边。当父亲在武汉听说我出生的消息时,高兴得不得了,特意给我买了一条粉红色的小连衣裙。长期以来,这件事成为母亲责备父亲不会买东西的一段笑料。当我第一次用自己的眼睛注视父亲时,面对的是一位蓄着胡须的陌生老头儿。我不理他,长时间地面壁而坐。父亲一点也不生气,而是想办法接近我,给我抚爱。

妹妹良是1941年出生的。当年,延安的生活非常艰苦,冬天常常烤不上火,我和妹妹冻得直哭。父亲每次从国统区回来,都给我们带一些小礼物,非常疼爱地给我们洗脸、洗手,还经常把我们抱起来亲亲。我们渐渐喜欢上他,终于认可了这位父亲。

我从小没有上过幼儿园,而是跟随父亲到处奔波,重庆、南京、延安、西柏坡当年,母亲在延安参加大生产运动,是劳动模范,带着两个幼小的孩子,实在有些吃不消。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父亲便把我带到重庆曾家岩。

可以说,父亲是我的启蒙老师。那时,没有教科书。父亲用蝇头小楷把授课内容写在毛边纸上,钉成课本,教我背诵。父亲是严师,每天的功课背不下来,就不许睡觉,从不迁就我。

我从读小学三年级起,就开始住校,与父亲接触的机会越来越少。尽管这样,父亲对我的教育一点也不放松。我每次回家,他都要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听我汇报学习和思想情况。父亲严肃有余,很少开玩笑,讲笑话。在我心中,他可敬,不可亲。

父亲在世时,我从不介入他的工作,了解不多,对他的历史作用也不清楚。我退下来以后,参加了中央文献研究室《董必武传记》和《董必武年谱》的编写工作,系统地阅读了大量的资料,才对父亲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慢慢悟出了他的精神所在。

父亲用他一生的奋斗和人格风范深深地影响和感染着我们。父亲自幼古文很好,又工于律诗、书法,通晓英、日、俄语,法学造诣尤深。但他从不因为自己是党的一大代表,而居功自傲,摆老资格。父亲常常自喻为布头、龙套和老牛。党需要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就干好什么。

退休前,部队的一位首长曾好心地提示我:老董呵,你是不是找找关系,在部队再干几年。言外之意,要我想办法找上边的人,解决职务和军衔的问题。我没有这样做,55岁,到年龄就退休。我想,领导人的子女也是普通人,他们除了肩负更重的社会责任,没有什么可特殊的。

董良翚,董必武之女

1941年生于西安,曾就读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任中国文联书记处书记,九届全国政协委员

哥哥良羽出生时,抗日战争刚刚爆发。那时,日本鬼子的飞机肆无忌惮地轰炸扫射,而我们国家不能制造飞机。父亲认为一个国家能够制造飞机就说明她的富强,所以给哥哥取名良羽。

出于这样的想法,我出生时,父亲就继续在羽字上做文章,为我取名良翚。弟弟出生后,父亲又为他取名良翮。

解放后,父亲看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飞速发展的大好形势十分欣喜。哥哥上大学时,选择了导弹无线电控制专业,他就十分高兴。1970年,我国第一颗地球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后,84岁高龄的父亲亲自带我们去北京卫星地面站观看东方红卫星飞过首都上空时的情景。可以说,羽字是父亲心中的寄托和期望。

1953年前后,我们家曾住在北京鼓楼后面的小石桥,一个有很大后花园的套院里。父亲很喜欢这个住所,房子的建筑布局很合理,也很有气魄。但父亲还是决定搬家,迁入中南海去。

为什么要搬家呢?父亲伸出握拳的左手,用右手拨开食指,说:第一,为我一个人,要有警卫排,要有人烧锅炉、送煤,要有人跑这么远来送文件。这样要占用多少人力、物力啊!这第二呢?我上班太远,如果家在中南海,上班就近了一半路程,节约了一半汽油。我们的国家穷啊!

这次搬家大约是1958年。我们搬进中南海怀仁堂东侧的一套两进院。不久,王稼祥叔叔一家也从外边迁进来了。母亲有时去探望王叔叔和朱仲丽阿姨。家里要开饭时,我只要打开北面窗户,扯着嗓子叫唤母亲就行了。有几回,我是从窗口跳过去把母亲找回来的。

我们两家就像一家人一样。文革开始前,王稼祥一家迁出中南海。不久,红得发紫的戚本禹突然搬了进来。这个院子就开始显得声气浮嚣,喧声笑语常常吵至深夜。父亲和母亲的卧室在二进院北屋的西头,窗户正对着戚本禹住的院子。

对于文革种种现象的不理解,对于弟弟良翮不明原因被囚禁,父母的心情很压抑。两位老人睡觉又少,如果晚上能够谈谈也好,但现在不行了,隔墙有耳。对二老来说,这种压抑在国统区尝到过,没有想到,1967年他们在中南海又处在这样的境地!

我家的乒乓球室设在东墙外的一个车库里。父亲打完球,常常从球室那扇大门走向中南海散步。距球室东侧三四米远的一个院子里住着陈伯达的保姆。文革开始不久,有人硬是把父亲经常进出的那扇大门用木板交叉钉死了。事前没有和父亲商量一下,甚至没有通知一声。据说为了安全、保密。就在这样的环境里,父亲和母亲商议要搬出中南海。

1968年初春,我们搬到六部口附近的一个院子。记得一天晚饭后,父亲站在院子里,舒畅地伸了一个懒腰,然后笑着对我说:良,我们可以上街走走了吧?我能体会到他的心情,他是多么希望做一个普普通通的公民呀!a8h法律法规网

父亲去世以后,我常常想,父亲是我们党的创始人之一,做过不少工作,肩负过国家重任。他的许多事迹却不见于史料,我觉得很遗憾。

退休后,我要做的事情很多,要将父亲留下的财富好好整理一下。这些东西属于我,也不属于我。我想让大家都知道。

董良翮,董必武的小儿子

1945年生于延安,1969年下乡务农,现为广州中联置业公司董事长

在三个孩子中,我跟父亲在一起的时间最长。父亲对哥哥姐姐可能不像对我这么宽爱。他们的特权不如我大。他们不能随便进出父亲的办公室,我却可以在他办公室的地毯上打滚,甚至可以乱翻抽屉。父亲曾经对我说:上帝创造你,就是让你破坏的。父亲很严肃,但他很有人情味,不打人,甚至没有骂过我。

我在文革中,曾两次无故被囚禁。1966年12月中旬的一个夜晚,母亲从广州打来长途电话,说父亲接到中央通知,要我去投案、自首。没有人向父亲解释原因。

在姐姐的陪同下,我直奔公安部,又去北京市公安局投案。就这样,我开始了第一次囚徒生活。

当我和一大批红卫兵被特赦时,江青、陈伯达、谢富治一伙在人民大会堂召见了我们,说是允许革命小将犯错误,欢迎他们改正错误。这批红卫兵包括联动和西纠两批人。据说,我不属于他们之列。

1968年冬季,父亲在广州养病。为了父亲过生日热闹些,我们全家人先后聚会广州。这时,因文革暂停了两年的征兵工作开始了。我兴奋至极,一到广州就缠着母亲,让她到军区活动活动,接收我当兵。广州军区以我眼睛不好为理由,总说研究研究,一个半月后,才通知我可以入伍。

决定搭乘张云逸大将的公车,先回北京处理一些事。不想在回京的列车上,我已被同包厢的两个男人监视上了。一下火车,我便被他们扣上手铐,塞进一辆早已停在站台上的小轿车里,押走了。与我同行的姐姐和在站台上接我的哥哥都惊呆了,不知所措。

姐姐说,这个时期,父亲做了不少诗,内容都是关于我的。父亲曾经对她说:你弟弟是代我坐牢呀!文革期间,我两次坐牢,到底为什么?我一直糊里糊涂的。林彪摔死了,四人帮被揪出来了,我才慢慢明白过来。林彪、四人帮一伙为了篡党夺权,整人的手段因人而异。对我父亲,因为无权可夺,便对他老人家进行精神折磨。他们把我抓起来,为的是逼着父亲跳出来。只要父亲跳,就打倒他。但父亲就是不理林彪、四人帮那一套。

文革开始时,我是北京市六中66届高中毕业生。我出狱时,同学们早已离开学校了。1968年12月,父母经过几天认真的考虑,决定送我到农村去。下乡前几天,父亲跟我谈了几次话,他告诉我,要做好吃苦的准备,在农村上厕所没有手纸,农民揩屁股用石头我不知道父亲怎么知道得这么多,下乡后,果然是这样。

离校时,我24岁。出狱半年多,我的身体一下很不好。为了我和女朋友相互有个照顾,父亲要我们结婚后一起去。那时,我还是高中生,中学生结婚没有先例,学校不给开证明。父亲说不开证明也结婚。这件事,我对父亲很钦佩,那么大岁数,还是清末秀才,但他没有封建思想残余,对婚姻的看法,比现代人还清楚。我和爱人是下乡后在农村办的结婚手续。

我在农村干了10年,从普通社员到大队书记,到公社书记,到县委副书记,三年上一个台阶,慢慢地升上来。从1973年当公社书记起,我每年都要坚持参加生产劳动二百天左右。我体会到,只有和群众一起劳动,才能听到群众的呼声,感受到群众的感情。

当农民的10年经历,为我一生积累了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1979年,我离开农村,回到北京,在农机部农业机械化服务总公司工作。我没有按部就班地上大学,只是在干部学院进行了企业管理专业的培训。后来,又从农机部调到康华公司,接着又到了海南现在在广州经商。

如果父亲活着,我相信他也不会落伍,一样会尊重我们自己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