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两个提倡——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周有光访谈录

我有两个提倡——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周有光访谈录

悦耳的门铃之后,开门的正是周有光。这位中外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虽已95岁高龄,依然步履从容,精神矍铄。深蓝色的厚毛衣外罩着一件浅灰色夹克衫,足上是一双轻便的布鞋。

书房收拾得整洁有序。临窗的小书桌上摆着一台夏普中西文电子打字机,窗台上堆满了近来经常阅读的书。紧挨窗台的书橱里,沈从文的书占了2/3还多,墙上则是一幅他与老伴张允和的合影,在花草丛中,他与穿着紫色中式大褂的张允和正在共同翻阅书籍,其亲密恩爱之情溢于言表。

“我今年95岁,身体还好,就是耳背,你说话的时候大点声,说慢点。”周老笑着说,搬了一张凳子放在他的身边。

我们的谈话就这样开始了,我几乎是趴在他的耳朵上说,然而交流并不困难,他的思路敏捷,语言顺畅,每每发表些个人的看法,在现时代的思潮中也是很超前的。

您最近在忙些什么?

我现在年纪大了,主要是总结研究出书。学术著作中最后一本叫《比较文字学初探》,是1998年语文出版社出的。这是中国新的学术课题,我从50年代至今研究了20多年,清华大学已作为参考书。20世纪30年代,中国掀起一个拉丁化新文字运动。

好些人写文章,比较中文和英文的得失。我也写过,这种比较是浅层的,没有学术意义,不能解决实际问题。我就开始阅读国外的文字学著作,自学比较文字学,希望根据世界文字的历史资料,进行系统的深层比较。

这个课题研究难度大,进一步,困难大一步,许多关键性的问题,很难从国外得到满意的现成答案,得自己钻研、思考、探索。但又不甘心放弃,多年来一时进行,一时停止,有一分劲,做一分工作。课题范围大,我只做了应当做的工作的一部分,时间和精力恐怕不可能再进一步作深入的探索,只得告一段落,题名“初探”,是一个观望大海的人在海边留下的足迹。

您曾经在大学执教,又有很多学术著作被当作教材参考,您能评价一下自己学术著作的特点吗?

我从50年代开始研究,尽量写得通俗易懂,大学作参考书,学生能够看得比较方便,不一定非要讲解才能看懂。《中国语文的时代演进》是在清华大学讲课的提纲,《汉字改革概论》是在北大开课时的讲义,已经翻译成日文。

您现在还写书吗?

年纪大了,不写了,我80岁左右的时候还跟50岁一样,过了90岁以后就不同了,很多事做不动了,你到90岁的时候就会明白,80岁和90岁有多大的不同。首先耳朵听不见了,社会活动就不参加了,就是看书写文章。看书,有的是看着好玩,有的是为了写文章。

您看着“玩”的书都有哪些?您喜欢看文学作品吗?

看着玩的书此地很少,在另外的书房里。小说也看,看的不多。写文学的作者,解放前的认识几个,吴祖光是我的老朋友,沈从文是我的连襟,他们的作品我都看。傅雷的翻译作品我也看,每出一本他儿子都要送我一本,后来都被人拿走了很多。

我看学术性、知识性的书比较多,一般是写什么文章看什么书。我平均每月发表一篇文章,这两年写的文章基本上在《群言》上发表,好多在杂志上转载,比如在《半月谈》《当代文萃》,美国的网络杂志《华夏文摘》也将我的作品翻译成英文发表。

将来是不是准备把这些文章结集出版?

是的,我写的文章要出文集。我还有一个意见。在中国提倡文学是好事,还要提倡学术。社会发展是要按比例的,现在学术提倡得少,从出版讲,外国的书目分两类,一类是虚构,另一类是非虚构,包括通俗化的科普读物、学术著作。现在文学掩盖了学术,这对中国青年来说是缺陷。应该提倡文学以外的非虚构读物,小说给你文学知识,单小说很难满足对知识的需求。你看《三国演义》就懂历史了吗?所以说非虚构的著作应当重视。

您什么时候写作?有计划吗?

写作没有固定的时间,年纪大了,跟正常人不同,年老的人工作累了要睡觉,我利用精神好的时候写文章,工作效率并不低。

那您平时的生活怎么安排?

看书,写文章,我的朋友很多,跟朋友聊天是最愉快的事情。

会影响写作吗?

不影响。人家来,当然不写了。我写作没规律,写多写少无所谓,人走后我再接着写。吃饭后一定要睡觉,有时睡得时间短,有时睡得长一点,这样听其自然,是年老的人的养生之道。很多人问我为什么95岁了还能工作,我说也没有秘诀,主要是思想要开朗,要乐观。

谈谈您的夫人好吗?她写的书您喜欢看吗?

张允和身体比我差,她今年91岁,我们俩平均93岁。她这两天心脏不好,常常心绞痛。一疼就睡了,也不能吃饭,不发病时精神非常好,她写的东西是文学性的,除文学外,她还搞昆曲,会唱会演。张允和出的书都是自己写着玩的。

我很喜欢。她写东西跟人家不一样,不是说要写的多,只是觉得自然有需要写的东西才写。她写的都是真事,不大喜欢虚构。她认为好多真实的事情中有意义、有趣味的多了,不一定非要虚构。她的取材不同,写法不一样,笔调也不一样。

比如在《本来没有我》中,弟弟问她,你生下来还什么都不知道,怎么知道没有你呢?她就说,是家里的老妈妈带她,告诉她的,所以知道。沈从文要娶她的妹妹时,托人征求她父亲的意见。她的父亲思想很开明,同意了。张允和给沈从文拍电报,只一个字:“允”。一方面是她的名字,一方面指内容。

沈从文的书您也看吧?

沈从文的书我都有,也被亲戚朋友拿了些去。这个人很特别,小时候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但他自己看书,完全靠自修,这是了不起的。他的文章很有法国人的味道,在当时很受欢迎,胡适也喜欢,认为他的书在中国人中是很成熟的。

周老的语气温和耐心。他说:“有一个书本目录,打给你看好不好?”我说好,他便缓缓地转过身,从背后的书橱上取了些打印纸,打开已经陪伴了他8年的电脑,开始操作。纸上密密麻麻写了28部著作,周老拿起笔开始圈点,一边说:“划两个圈的是比较重要的。

”他只圈了3部最重要的:《汉字改革概论》、《世界文字发展史》、《比较文字学初探》。他极力提倡拼音打字,并兴致盎然地说:“我写了一篇文章,很好玩,也打出来给你看着玩。”文章题目是《傻瓜电脑的趣事》,看了果然让人忍俊不禁。

周老见我笔录,问:“你会速记吗?”我说:“不会。”他说:“当记者不会速记,记录就不完备,这就是很大的缺憾。外国记者没有一个不会速记的。我们国家对速记不重视,对电脑不重视,工作效率就差了。我提倡用拼音在电脑上打字,效率能提高5倍。

我从50年代开始研究编码,其实编码已经很落后了,日本在80年代就淘汰了。我们还不够开放,不参考国外先进的东西,还写文章吹牛,每次看到我都要哈哈大笑。”他边说边孩子气地大笑起来:“骗别人骗不了自己,其实自己也骗不了,因为谁都有脑袋。”

临别,他带我去另一间书房,这里有邓小平同志去美国时亲自定下的中美合作项目《不列颠百科全书》,有《汉语大辞典》,他指着里面已经划了黑框的编委人员名单说:“这本书编了20多年,当时的编委中,只有包括我在内的3个还在世,我已经是‘古代人’了。”

温暖的阳光从窗外照射进来,泼洒在老式的、已略有斑驳的书桌上。张允和的《昆曲日记》就摆在桌上,安静地等待着主人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