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桂珍的女儿 才旦卓玛:从农奴的女儿到人民的歌唱家

我出生在西藏日喀则的一个农奴家。藏族普通老百姓对生日也不重视。我只记得妈妈说过,我是在割麦子的时候出生的,记得那年是藏历的老虎年,大概是 1937年吧。后来我去内地上学的时候,在填表时就填上了1937年。组织上要求我把出生月日填上,实在是记不住日子了,就选择了8月1日“建军节”作为 自己的生日。

    我的父亲曾是制作首饰的银匠,在旧西藏,银匠铁匠的社会地位被认为是社会底层。我的家庭是比较穷的,也没地,也没有房,所以过的是农奴的生 活。农奴租地主的、西藏贵族的地啊什么这些,我劳动,反正最后收获给他一半,我们自己一半。但是你今年收成很好,得到一半是可以的,今年收成不好,农奴主 的还必须要交,因此生活上完全没有保证。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后,解放军到了我的家乡日喀则,他们的驻地跟我们家很近。刚开始不了解解放军,有人说,解放军又抢东西,抢 什么,说给我们老百姓听嘛。后来我们发现解放军从来不给老百姓找麻烦,而且他们住的都是搭的帐篷。

因为我记得很清楚,我们打水有一个井比较远一点,我们从 家里带着桶去,打水的地方有很多农田吧,农田冬天不种东西,空闲的,空了以后,他们在那里搭的帐篷,然后就住在那里,吃在那里。

以前藏兵来必须要占老百姓 的房子。反正到我们这选了这个房子,选了这个地方,你必须要腾出来,而且腾出来以后,他住在这里,他的吃的,都得你们负责,这儿的老百姓负责。所以一对比 嘛,发现解放军不是那样的人,他们从来不给我们找麻烦。

    当时部队有一个文工团,他们天天又唱又跳,我可羡慕了,我想我们什么时候能够这样啊。为什么羡慕他们呢? 主要是他们唱啊,跳啊,我们感觉他们生活没有什么压力,有吃的,有穿的,过着非常幸福的生活。部队文工团深深吸引了我,渐渐地,我开始参加由青联组织的一 些活动。

    我那时候参加活动就是唱唱跳跳。唱唱跳跳,还给我们一点吃的东西,吃的都是好的东西,家里没有吃过的。我们家里只能是糌粑啊、喝茶 啊这些,他们那里有糖啊、饼干啊,这些东西很多,给我们吃,所以我就想,这样多好啊。他们听了我唱歌以后,就说:你唱得很好嘛,你到我们这来,给你吃的, 给你穿的。

    那个时候我自己想去文工团,但还不敢自己做主。我就这样跟他们说了,我说我想,但是我要先跟家里说,看家里父母同不同意。后来他们 说没有关系,我们跟你们家里说。

正在考虑是否加入文工团的时候,1956年,正好有一个由西藏团委组织的赴内地参观的机会,他们组织了一个“西藏青年参观 团”去内地,我被选为其中一员。因为有许多藏族青年在一起,家里便同意我去了。1957年初,我就与其他藏族青年一起去内地参观了。

    参观团在内地参观了一年,我们到了北京、上海、武汉、南京,东北那边,大连啊什么,都去了,参观了十几个省区。刚开始的时候,我不 知道要去什么地方,就心里有点怎么说,紧张吧。

那个时候我们西藏有反动的宣传嘛,他们说共产党来了以后,就是要把西藏的好多年轻人都带到内地去,还回不去 了。到哪里去,我还能不能回得去,就想这些,就有点紧张。到了北京以后,我们第一个地方就是到北京嘛,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总理都接见我们。

我们那个时候 在西藏就知道有毛主席和朱总司令,我们都叫朱总司令。因为解放军进来的时候,带着照片,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都知道,这两个是好人。所以当时毛主席和中央 领导接见的时候,也非常激动的。

我们到的地方都和西藏不一样。再加上那个时候我们的生活天天好得不得了。有吃的,简直是非常幸福。然后我们到东北去以前, 给我们每个人做的皮大衣,鞋子帽子什么都做好了,一个一个都很漂亮,知道吗,看看自己,互相看看,大家都高兴得什么似的。

    去内地参观前没参加文工团嘛,回来以后就参加了文工团。为什么呢,我从内地回来后,我家里一看,我父母一看,他们说,我小孩都变样 了,原来穿的旧粗氆氇衣,换上了鲜艳的毛料新藏袍,人养得又白又胖。

父母说,小孩都变了,共产党这个人可能会是好人。后来我也跟他们说嘛,人家内地人怎么 过生活的,人家农民都是自己种自己拿走。后来我妈妈又说,这个共产党肯定是个好人。后来我去参加什么活动,她说你去吧,爸爸也说你去吧,就这样,我参加了 文工团。

    那是1958年,我21岁。到了文工团,我目不识丁,困难重重。领导便送我到陕西咸阳,进入设在那里的西藏公学学习文化。在那里的半年,我们开始学那个bpmf,学汉语拼音,还学藏文。

    在西藏公学学习半年之后,机遇再次降临到我的面前。为了培养西藏音乐人才,上海音乐学院开办了民族班。1958年的一天,上海音乐 学院来咸阳西藏公学招生,我报了名,竟然被录取了。当时学校来招生,我们好多人都考试嘛。老师就听我们文工团的人介绍,有一个女孩嗓子很好的,叫才旦卓 玛,你们可以听一听。我凭的就是这个嗓子,其他什么也没有。

    1958年底,我进入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民族班学习。刚开始,语言不通,我是汉字认一点点“你我他”之类的,藏文稍微会一点点。气 候、水土、饮食都让我感到不适应。

刚开始我经常偷偷哭泣,也产生过回家的念头。但学校对藏族学生非常照顾,让我感受到了大家庭的温暖,渐渐地我全身心地投 入了学习。刚开始学习时,我闹过很多笑话。老师上乐理课,在上面写着简谱,看老师写的“123”,我根本不知道是什么,后来问旁边一个从青海来的藏族同 学,老师写的“123”是什么意思?同学说那就是简谱。

    幸运的是,我在上海音乐学院遇上了几位好老师,最重要的一位就是王品素老师。第一次上课,王品素老师把我领到了音乐教室听唱片,我 听着那些花腔女高音,听得入迷,禁不住模仿起来,老师惊讶极了,因为她竟然在钢琴上找不到我的高音区。

老师当即决定不让我走传统路数,让我尽量保留藏族民 歌的演唱特点,指导我通过科学方法把自然状态发挥到极致。现在想来,老师做的是一个了不起的决定。正因为这样,我才没有丢失自己的嗓音特质。

    我们藏族歌曲的最大特点,是既高亢嘹亮,又悠远婉转,这也许是辽阔的草原环境对藏族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吧。但是,以往在藏歌演唱中 高亢嘹亮往往失之单薄、甚至刺耳,悠远婉转常常显得纤弱,较好地弥补这一缺陷的一个演唱技巧,是源远流长的藏戏唱腔中的“震谷”。

所谓“震谷”,是藏戏唱 腔的特殊装饰颤音技巧,不经过特殊的长时期的训练,是不容易掌握的。王老师对“震谷”作了深入研究,充分肯定了它在藏族歌唱中的重要作用,同时针对它发声 中存在的弊病,精选多首典型的藏族民歌作练习曲,指导我用气息支持歌唱,使喉头和声带活动自如。

经过反复练习,我逐渐感到气息畅通,声音灵活。第一个试验 就这样获得了成功。王教授为我制订出一个又一个更高、更科学的教学计划,经过长期艰苦训练,我练就了一副优美圆润、洪亮委婉、具有浓郁藏族韵味的好嗓子。

    我最早的成名曲《翻身农奴把歌唱》,是1959年为一部纪录片所唱的主题曲。这个歌是这样的,他们北京新影制片厂拍了一个大型的纪 录片《今日西藏》,纪录片里都是反映西藏的,从西藏的过去到民主改革,这个里头要用这样一个歌,他们写了一个歌,他们希望最好能够由藏族同志来唱这个歌, 后来他们知道我在上海学习嘛,电影制片厂就跟学校联系,能不能叫我唱,后来王品素老师说可以。

老师跟我说了以后,我跟老师说,老师我不会唱那个,汉语那么 多。老师说没事,我给你一句一句教,一定会教好的。老师就开始教我。就是这样的,然后会了以后,就到北京,在当时那个新影厂吧,在他们那里录了音。

    后来的《唱支山歌给党听》,是这样的,很有意思,它不是我首唱的。差不多1962年,这个歌任桂珍老师唱了,我一听这个歌这么好, 特别是我对这个歌词,感受非常深,“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对我来说就是这样。

“母亲只生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心”,这是我自己想说的话。我 就跟王老师说,我想唱这个歌,老师一笑,她说你怎么想到唱这个歌?我说这个歌,我很喜欢。

她说喜欢什么?我说喜欢这个歌词,我说歌词它表达出我对党的感 情,我想对党说的话,都在这个里头表达了出来。我说“旧社会鞭子抽我身”,虽然我的身上没有,但是我亲眼看到我们好多藏族的农民们,身上有这个,我都看到 了。

然后就是“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我说我自己的路子有点像这样走过来的,我说共产党来了以后,看到共产党派来的那些解放军,他们的行动,他们对我们的 爱、感情,我都想表达出来。后来老师说那行吧,上课不可能,你下去先练一练看看,然后下次上课的时候,我听一听。

    当时很多人都不理解,连汉语都说不利落的我为什么要唱一首汉族创作的歌曲,但是老师懂得我的心思。王品素老师费了不少周折给我找到 了曲谱,又一字一句地给我抠汉语歌词,还请到了这首歌的作曲朱践耳老师来听我的演唱。

结果朱践耳和王品素老师一样被打动了。到了给学院汇报演出时,我的演 唱一鸣惊人。后来,在1963年举行的“上海之春音乐会”上,我演唱了这首《唱支山歌给党听》,结果反响很好。

我刚开始唱的时候,自己有点控制不住了,我 眼泪都出来了。这个歌唱完了以后,上海广播电台,那个时候没有电视,都是广播电台录音的,录音了以后全国都放,而且放了以后,大家都觉得很感动。这首歌, 我从学生时代一直唱到现在,唱了将近50年,始终没有放弃过,因为我自己想说的话,在这首歌中都能够说出来。

    1963年,国家筹备庆祝国庆15周年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演出。当时我正在参加一个大型歌舞演出,周恩来总理、陈毅副 总理看了,很喜欢我的演唱。周总理说,《东方红》的演出最好有各民族的演员,在各地的一定要调回来。于是,被选中的我作为从西藏走出来的第一代歌手来到了 北京。

    1964年10月2日,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首次与观众见面。我在《东方红》中演唱了《百万农奴站起来》。 演出结束后,毛主席接见演员代表,我就坐在他老人家的身后。

当时,周总理看到了我,就介绍给主席,告诉主席我就是刚才唱《百万农奴站起来》的藏族姑娘。主 席回过身,微笑着向我问好,然后把手伸向了我,我一下子握住了主席的大手,激动得不知如何是好。

主席的手特别大、特别温暖、特别有力量。主席握着我的手教 导我要好好唱歌,要为西藏人民多作贡献,我当时兴奋得眼泪不停地流,根本说不出话来了。后来,所有的演员都争相和我握手,他们认定我的手上还有主席传递的 温度。

    参加《东方红》的演出后,1965年,28岁的我从上海音乐学院毕业,我没有去北京或者留在上海,而是回到西藏,是周总理对我说的 一些话使我作出了这一决定,我从来没有为此后悔过。

演完《东方红》后,亲自抓《东方红》制作的周总理在上海和我见了面。总理说,你现在毕业了,怎么样?我 没吭声。总理说,你还是回去吧,回西藏吧,因为西藏需要更多的你们这样的干部回去做工作,你也是不例外的。

他说,你是搞歌唱的,藏族歌唱家,歌唱演员,你 回去了以后,可以更好地为西藏人民服务,你是唱藏族民歌的,唱好藏族的民族歌曲,你不能离开你自己的土壤。我说行,我说我回去。我知道来内地,生活条件和 其他方面都比较好,我也懂得有些人完全是出于爱护我、关心我。

但是我觉得还是不想离开养育自己的这片土壤。作为一个艺术工作者,特别是少数民族的歌唱演 员,就更加应该在自己的家乡扎根,这样会更好一点为家乡人民服务,为全国人民服务。那时我就想,一定要为西藏、为人民歌唱一辈子。

    回到西藏之后,我进入了西藏歌舞团。几十年里,我几乎走遍了西藏的每个角落。那时候在西藏也是天天在下乡,尽量在村里头发挥得更好,我们什么农田、牧区都去过了,我觉得非常愉快,而且我觉得自己能够得到我们广大的藏族同胞认可,我觉得我是很幸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