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工党党员、上海歌剧院著名歌唱家任桂珍:“一代江姐”这八十年
1933年,任桂珍出生于山东临沂。也许是受父亲的影响,任桂珍从小就喜欢听父亲有声有色地唱京剧《四郎探母》,每当此时,她也总会情不自禁地跟着哼上几句。任桂珍爱唱歌,读高中一年级时,学校的歌咏比赛她总是获第一名。
南下行军,风烟滚滚唱英雄
1948年10月,任桂珍的故乡山东济南解放了。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任桂珍学唱《南泥湾》,学演《兄妹开荒》《全家光荣》,思想觉悟提高得很快。当南下部队高呼“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口号时,任桂珍的热血也跟着沸腾起来,她不顾母亲的阻拦,在地下党员的父亲掩护下,冲出家门,到济南华东大学报名参军。部队南下的行军途中,她和战友们一起唱歌来鼓动战士们的气势,同时也表演其他文艺节目解除战士们的疲劳。
从济南坐筒子车南下,车厢里没座椅,只能席地而坐,而粪桶则放在车厢中央。条件虽艰苦,但任桂珍感到又累又兴奋,新的生活开始了,很有意思的。到临城下了车,她和文工团员们住进老百姓的家。当地老百姓吃的小米、高粱都掺有沙子。
老百姓能吃,他们也能吃;晚上挤在猪圈旁睡,她先是害怕,不敢睡,但白天行军毕竟太累了,晚上一倒头还是睡着了。半个月不到,当初一起报名参军的同学来找她了:这么苦,连一个馒头都吃不上,咱们还是回家去吧。
任桂珍又何尝不想家呢?生活这么艰苦,特别是经高邮、淮阴一路南下的日子里,一天走一百多里路,只吃一根油条;更可怕的是,每天行军一身汗,又没法洗澡,头上身上都生了虱子,又痒又难受……但部队的战友们就像亲人一样,你生病了,战友会为你去老百姓家里熬点米汤,帮你去搞一点药。
当大家齐唱“团结就是力量……”的时候,感觉就像是一个大家庭一样,就都顾不上想家了。任桂珍回忆说,能够融入这个革命的战斗的集体,是多么有意义。部队在前方打仗,她们文工团在后面宣传,她们手上长满了疥疮,但心里都有种光荣感。任桂珍坚定地对同学说,我不走。
从《江姐》到《洪湖赤卫队》
部队南下到了上海,任桂珍她们先是住进复兴中学,打地铺。生活还是比较艰苦的。但安顿下来后,任桂珍终于能够集中心思演戏了。她演的第一个戏就是《白毛女》。当演到杨白劳被迫自尽,喜儿被抢走时,台上台下出现了一同为喜儿哭诉的情状;她们在海军司令部礼堂演出时,台下的石头砖块都朝台上的黄世仁身上砸来,此情景都让任桂珍感慨万端,也使她深切地感受到艺术的魅力。
从少年时代唱着红歌参加革命部队,到成为上海歌剧院资深演员,任桂珍成功地塑造了诸多英雄形象。
任桂珍自身的从军经历,造就了她特定的价值理念:台上台下,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她都会下意识地将扮演的英雄人物作为自己的楷模。当年演《小二黑结婚》,没学过表演的任桂珍凭着她的朴实、纯真,居然从其他学过表演的专业演员中胜出,成功地扮演了小芹;此后她出演的几个主要角色都能够得到观众的认可。
1964年,任桂珍生女儿产假还未满,上海歌剧院的领导就让她去北京演《江姐》。任桂珍当时还有点儿顾虑,演唱得靠腹肌送气,但如今她生孩子后身体还没恢复;况且,《江姐》这部歌剧里她的戏份儿很重。当她得知北京总政歌剧团、南京空军歌舞团都由两个人分A、B角演江姐,而她却要一个人挑大梁时,她感受到组织上对她的信任。
任桂珍接受了角色。一进入排练,大量的说白,大段的演唱,她体力消耗很大,嗓子都有点嘶哑了。可当她演出时,看到台上台下哭成一片,特别是演到第二场,当江姐知道丈夫已被残酷杀害时,任桂珍已完全进入角色,苦和累全都抛到脑后了。
任桂珍说,唱歌不在你嗓子怎么样,而在你怎么唱。任桂珍确实是用心去演江姐的。任桂珍成功地完成了《江姐》的演出。如果说是观众的捧场增添了她演好角色的信心,那么,剧中英雄人物的唱段,则让她在融入角色的同时,也获得了无穷的力量。
在苏州演《洪湖赤卫队》时,由于感冒发烧,第一场她没有出演。第二场,剧组安排第二组的演员代替她。观众纷纷表示:“任桂珍不演,我们就退票了。”当时已高烧三十九点八摄氏度的任桂珍心里很激动。观众对她的那种热情和厚爱令她感动,她想,绝不能让观众扫兴,更何况她演的是韩英,韩英那种为革命事业视死如归的顽强精神激励着她,鼓舞着她,她决定抱病上场。
任桂珍勉为其难地躺在后台临时为她搭起的病床上,同事们用酒精棉球给她上下擦拭着,帮助退烧。任桂珍在心里也给自己打气:振作起来,韩英会给你力量的!进场的铃声响了,两个同事将刚刚还昏昏沉沉的任桂珍架到台上,向外一推,也许是冥冥中对舞台有种感应吧,一出台,冷风一吹,任桂珍居然头也不昏了,腿也不软了,当唱到第四场“妈妈的眼泪……”时,台下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她由衷地感受到,她演的韩英能得到观众的喜爱,她是最幸福的!
演了六十几年,任桂珍从《白毛女》开始,演了一二十部歌剧,始终都是这样实在:演任何角色,哪怕天天演,她每场都按这一招一式去表现,绝不马虎。那时候还没有电视,没有话筒,全靠自己一个戏一个戏地演。歌剧爱好者都争相传说:“歌剧院有个任桂珍,唱得老好了……”只要上了台,任桂珍就会很激情、很投入地进入剧情……观众也会跟着受感染。
任桂珍说:“演一场戏就是受一次教育。我这辈子满足于观众对我的为人、对我心中的艺术追求的肯定。”
见到你们就觉得格外亲
一天,任桂珍在菜场买菜时,听到有人叫她“大姨”。回头一看,是个小脚老太太,正坐在马路边上卖菜。任桂珍问老太太:“大娘您是什么地方人?”老太太随口道:“我是沂蒙山的。”任桂珍心头一热,连忙凑过去,说,那我们是老乡了。
当年作曲家吕其明提议让任桂珍来唱《谁不说俺家乡好》,她是山东人,唱起家乡的歌,就感到特别亲切。当她唱到山东味儿特别足的那些地方,简直是如鱼得水。她在台上唱一句,下面观众就拍手应一句,全场就像一片歌唱的海洋!
她很骄傲。她那些沂蒙山的乡亲们听了她的歌,拎着枣、大蒜、葱和煎饼来送给她。任桂珍见了乡亲就觉得格外亲。眼前这位老太太得知她是乡亲,情不自禁地对她说:“大姨,沂蒙山苦啊。”任桂珍听了心里很难受,解放区的乡亲们为咱们新中国做了多少贡献,可他们到现在还没有脱贫啊!
想到这里,任桂珍毫不犹豫地掏出一百元钱,递给老太太说,您这些东西我都买了。任桂珍一再叮嘱她:您一定要坐车回去。回到家里,任桂珍心里酸酸地难受了半天,眼泪都流出来了。她关照家里的保姆,以后买菜就买这位山东老太太的。
周总理说:“很好啊,你是我的老师啊!”
回忆六十几年的从艺生涯,任桂珍又怎能淡忘20世纪60年代初期那些美好的时光呢!那时中央领导每年都要来上海开会,住在花园饭店。任桂珍当时才三十出头,晚上演出完了就会与观看演出的中央首长联欢。她曾经请毛主席跳过舞。
她还记得周恩来总理很喜欢唱《洪湖水浪打浪》。后来得知,《洪湖赤卫队》里韩英的原型即我们党内著名的“女包公”钱英。曾经,她教周总理唱《洪湖水浪打浪》,周总理一边打拍子,一边跟着她唱这首歌,还一再说:“很好啊,你是我的老师啊!”周总理,接待外宾,会请她去锦江饭店作陪,还问她:“桂珍同志,今天的法国菜好不好?”就像对亲人一样。
改革开放后,任桂珍的丈夫、著名男高音歌唱家饶余鉴被公派意大利深造,任桂珍也陪同出国旅居。她在意大利生活了十年,在这个世界顶级声乐大师的诞生地学习意大利的美声唱法,如鱼得水。领事馆搞联欢活动,组织音乐会,都会邀请她演唱一些中国歌曲。
1990年,朱镕基同志出访米兰时,当地的浙江温州华侨联名举办晚宴,盛情欢迎。任桂珍也应邀出席宴会,唱了一首《洪湖水浪打浪》。朱镕基听完,起身鼓掌说:“任桂珍同志,唱得好哇!
不减当年哦!”任桂珍记得,朱镕基同志当年在上海工作时,就经常来看她的演出。而今,在远离故国的意大利,听着朱镕基同志熟悉的声音,任桂珍倍感亲切。席间,朱镕基同志像对家人一样关切地对她说,国内正在改革开放,形势很好,你们夫妻俩可以两头走走,可以经常回去看看,愿意留下也好,也可以回去为国家做一点事情。
想到朱镕基同志千里迢迢来到这里,公事繁忙,还这么关心他们,任桂珍和丈夫激动万分。与朱镕基同志一席谈,促成了任桂珍和丈夫从海外归来。
1996年返回上海后,已身为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的任桂珍想起在意大利留学生的集聚地有一位台湾朋友,新中国成立前从南京去台湾的。这位台湾朋友是一位印象派画家,台湾八大画家之一。一开始,这位台湾朋友对新中国不是很理解,后来,得知他喜欢京剧和相声,任桂珍和丈夫就经常带一些唱片磁带给他,还把中国留学生介绍给他。
他对中国留学生非常热情,帮助留学生找资料,带他们去听音乐会。他在与任桂珍夫妇的多年交往中逐渐改变了对新中国的看法。在任桂珍夫妇的邀请下,这位八十二岁的台湾朋友彻底消除顾虑,回到祖国,在杭州举办了画展,还去故乡南京和首都北京进行一些美术方面的交流,与上海的知名画家夏阳交了朋友。
晚年入党,近八十高龄再登台
任桂珍从意大利回国后,有人来请她去演出,先问她:出场费多少?任桂珍听不懂了,唱了六十几年歌剧,还从来没有听说过要出场费的。她说:“我是一名艺术家,又不是一个摆设的花瓶,还要报出价来,不是成了商品吗?想想以前演了几十年戏,演出结束也就两毛钱一碗阳春面当夜宵,现在怎么会有这种事情!
”她表示她从来不主动跟人家要演出费,观众请她唱个歌,她站起来就唱。她感慨地说:“我都八十岁的人了,什么场合没经过?我实在难以想象,市场经济条件下,动辄几十万的演出费。
”作为一名艺术家,她一直坚持真唱。她认为这是职业道德。任桂珍忘不了当年在歌剧院演出时,导演要求她在当时演唱还没有话筒的情况下,即便导演坐到剧场的最后一排,都要能够听清楚演员在舞台上唱什么歌词。一个有功力的歌剧演员,就是这样从每一次演出,一场戏一场戏的演唱,一丝不苟的考核中磨炼出来的。
前不久,任桂珍在医院住院,一位六十来岁的老人抱着两筒雀巢咖啡来到她的病房,感叹地说:“您还记得吗,当年,我可真是您的‘粉丝’呢!足足看了您演的十一场《江姐》。”任桂珍心头一热:“都三四十年前的事啦!你还认得出我?”那人回忆说:“当时,您在台上唱,我在台下唱;您在台上念台词,我跟着在台下念……”任桂珍仿佛又回到当年,她记得,当年上海电视台还特地搞了一次“明星与粉丝”专场,把眼前这位当时也不过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请来,当时,这位观众激动得直抒胸臆说:“《江姐》太感动人了,我很受教育的,从剧场出来,当晚回去就写了入党申请。
”
于是,“一片丹心向阳开”那熟悉的主题曲重又响起,任桂珍追溯逝水流年,品味艺术与人生的真谛。她深知自己是党培养出来的歌唱家,每当她声情并茂地为人民歌唱时,她多么渴望自己也成为像江姐那样的共产党员。她毕竟没有在江姐那个时代生活过,她希望通过她的演唱,将江姐的精神传达给观众。
每场演《江姐》,逢到流泪时,她都会由衷地泪如雨下。唱《绣红旗》时,她会想到这面红旗包含着的很多东西,她会想起随军南下时,炮火烽烟中飘扬的红旗。
她在抗美援朝时,三次去朝鲜战场前线阵地演出,她知道有多少战士赴汤蹈火,英勇牺牲,热血染红了红旗。她在台上含泪唱《绣红旗》时,常常会看到台下一些老同志,在悄悄地抹眼泪,联想到他们有多少亲人、战友牺牲在解放全中国的奋斗中,手上这面红旗,使人难以平静……每次唱《江姐》,她都会进入情景。
对歌唱事业的热爱使任桂珍沉浸在对演唱水平精益求精的追求中,她天天练唱不止,却从没想到必须经常向组织上汇报思想。于是有人认为她只钻业务,不关心政治。而她则抱着即使不入党,也照样唱好歌的思想,仍是练功不止。
时间一过就是几十年。任桂珍离休后,组织上来找她谈入党问题,想到父亲当年就是地下党员,自己这么早就参加革命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她。人都快八十岁了,不入党没法对父亲交代,也没法对孩子交代。想到唱《唱支山歌给党听》的时候,充满了对党的感情,她唱的也都是发自内心的感情。她不再犹豫了。2010年的春天,是任桂珍政治生命的一个崭新的开始,她终于能够像江姐那样,在党旗下庄严宣誓,从此真正成为党的女儿。
2011年,已是七十八岁高龄的任桂珍,在上海隆重纪念建党九十周年的那天,以一个新党员的身份,激情满怀地上台演唱起她当年首唱的《唱支山歌给党听》,受到时任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的赞赏,俞正声还与她亲切握手,合影留念。
歌剧院院庆排演《江姐》的戏,《江姐》一共七场戏,安排一个演员演一场《江姐》,而第六场最重的那场戏安排给任桂珍演。想到自己都这么大年龄了,和她配戏的演员都比她年轻二三十岁,她想这不是自找没趣吗?但这场重头戏总得有人演,并且一定要演好。想到这儿,任桂珍像江姐那样,义无反顾地上场了。演出结束,观众沸腾了,歌剧院院长魏松感叹道:“任老师,你演得太好了!这么多年不上台唱了,还能唱这么好,真不容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