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观应在盛世危言 盛世危言犹在耳(名人故居)
吸引我目光的不是碧波万顷的海水,不是鱼贯疾驶的车辆,而是一座建筑。这建筑不是拔地而起、要与白云试比高的现代高楼,而是安卧深巷、像是要聆听大地心音的一座大院。这大院被唤作郑家大屋。
郑家大屋位于澳门妈阁街亚婆井龙头左巷,乍看就是一座岭南风格的普通大宅,细瞧却没这么简单。它在岭南建筑的主体上,附着了域外风格的不少饰件。近前,先看到的是两层高的门楼,墙身自檐口往内退缩,下面是宽敞的大门,上层是明朗的窗户。
门脸体现了国人谦和礼让的风貌,檐壁上饰有中式绘画,廊墙上还设有敬祀的神龛,都是中国古典风格。然而,抬头一看天花板则变了式样,石膏图案装点的是异国风情。门框也不同于传统中国民居,由双重花岗石镶嵌。
郑家大屋,是近代著名思想家郑观应的祖屋。他为这大屋题写过两首绝句:“群山环抱水朝宗,去影波光满目浓。楼阁新营临海镜,记曾梦里一相逢。”“三面云山一面楼,帆樯出没绕青洲。侬家正信莲花地,倒泻波光接斗牛。”退隐澳门后,就是在这个居所中,郑观应写成了著名的《盛世危言》一书,思考晚清诸多社会问题,提出“富强救国”,对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提出了改革的方案。
在中国的近代史上,可以忽略的人很多,却不能忽略郑观应。忽略了他,一个西风渐来的启蒙时代就无法准确表达。不少学人研究过郑观应,研究的结果是心悦诚服地将几个“第一”的桂冠奉送给他。他第一个提出“商战甚于兵战”理论,是中国近代最早具有完整维新思想体系的理论家,揭开民主与科学序幕的启蒙思想家。
他是实业家,第一个引进纺织先进技术、创办上海机器织布局,1882年,他集资60万两白银,购买美国机器设备,建起了轧、纺、织三步兼营的大工厂。
他是教育家、文学家、慈善家和热忱的爱国者,他第一个提出医学“弃短取长,中西合璧”,1890年,他在《中外卫生要旨》一书中预言:“打破中西界限,彼此发明,实于医学大有裨益。”倘是一般人有以上“第一”中的一个也不白活一回了,然而于郑观应,这只是他攀登峰峦的一串行迹。
步入郑家大屋,先是一个姹紫嫣红的花园,而后经过一个开阔的院子,便是两座四合院,这里是主人起居学习的主房区。蓦地,“通奉第”牌匾赫然眼前,“通奉第”是郑观应的住室,置身其中,我似乎看到了他伏案走笔、低头沉思的身影。笔底的墨色像是要穿透纸背、穿透案几。时而,他住笔捧卷,琅琅读来,声震屋瓦。百年之后,那铿锵的声音仍在我耳边回荡:
“有国者苟欲攘外,亟须自强;欲自强,必先致富;欲致富,必首在振工商;欲振工商,必先讲求学校,速立宪法,尊重道德,改良政治。”
“西人以商为战,士、农、工为商助也;公使为商遣也,领事为商立也;兵船为商置也……我中国宜标本兼治。若遗其本而图其末,貌其形而不攻其心,学业不兴,才智不出,将见商败,而士、农、工俱败,其孰能力与争衡于富强之世耶?”
这是郑观应发出的醒世浩叹!对于当时积贫积弱的清朝,这声音无异于黄钟大吕。难怪书一面世,洋务干将张之洞就爱不释手,读完意犹未尽,挥毫评点:“论时务之书虽多,究不及此书之统筹全局择精语详。”“上而以此辅世,可谓良药之方;下而以此储才,可作金针之度”。
礼部尚书孙家鼐更推荐给光绪皇帝,光绪皇帝又批分给大臣,下旨“饬总署刷印二千部,分送臣工阅看”,自此“京都各地索者络绎不绝”,很快朝野上下翻印20余次,多达10多万册。
郑观应为何能指点乾坤、泼墨惊世?我站在郑家大屋的楼顶驰目远望,穿过历史的云烟追寻他的行踪,竟然颇多困惑。我困惑于他的两次“跳槽”。一次是32岁时,郑观应坐上了英资太古轮船公司总买办的交椅。这是个令人垂涎的位子,年薪高达7000两白银,除此还有津贴,是年薪的五六倍之多,可谓春风得意。
岂料,就在此时郑观应跳槽了,跳进的竟是本土企业。其时中国的洋务运动蹒跚学步,要钱没钱,要人缺人,先进技术、经营理念,都得从头学起。放着富贵日子不过,却去打理一个穷摊子,确实让人困惑。
更困惑的是第二次跳槽。那时,郑观应执掌上海机器织布局,坐在大清的第一家官督商办棉纺企业的交椅上。并且,还兼任电报局、轮船招商局总办,一人统揽三大官督商办公司的大权,无限风光。可就在众生艳羡不已时,郑观应又跳槽了,前往中法战争的火线,总办湘军营务。没几日,营务处也没了郑观应的身影,原来,他悄悄潜入越南西贡、柬埔寨金边等地侦察敌情,联络南洋人士袭击法军。这举止更是出乎常情,怎不让人困惑?
但是,若是我们了解到郑观应的内心世界,就会困惑顿释,反而觉得自己一叶障目不见泰山。郑观应为什么舍弃外国买办的位置,主理官办企业?因为爱国,急于要使自己的祖国摆脱弱贫,弃旧图新;为什么舍弃后方的优越条件,奔往烽烟滚滚的前线?因为爱国,急于要使自己的祖国战胜强敌,不受欺侮。于是,在澳门这座祖屋的日子里,他奋笔疾书,写下《盛世危言》。
在郑家大屋顾盼,在前厅后院徘徊,我追溯的不只是“爱国”二字,更沉思郑观应为什么会具有如此深切的爱国情怀。悬挂于二门“荣禄第”匾额下面的一块匾上,“崇德厚施”四个大字提示了我答案。“荣禄第”是诰封给郑观应父亲郑文瑞荣禄大夫的写真,“崇德厚施”则是对郑氏家族的褒奖,褒奖郑家乐善好施,捐资赈灾。
1871年郑文瑞参与倡建澳门镜湖慈善会,成为慈善会值理人之一。1876年江南遭受旱灾,他“捐资为倡,并谕伊子郑观应等在上海筹捐”。
后来,山西、陕西、河南、直隶各地爆发灾情,郑家均慷慨解囊,捐献巨款。义举感动了李鸿章,他奏请皇帝将郑家的善行载入《广东省志》和《香山县志》,并给予褒奖,“崇德厚施”即是表彰郑家的题词。
郑文瑞乐善好施,还要上溯到他的父亲郑鸣岐。郑鸣岐是一位“莫因善小而不为”的儒学之士,奉行的准则是“积金玉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守;积诗书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读,不如积德以遗子孙。”因而,老人家教诲儿孙的首要一条就是德行为上,慈善为怀。试想,一位关心爱怜他人的人,岂会不热爱自己的国家?爱人、爱国的种子,就这样在郑家一代一代传承。血脉的传续,家风的熏染,何其重要。
一座郑家大屋,奉献的何止是盛世危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