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稼祥与毛泽东 王稼祥:回忆毛泽东同志与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
几十年来,毛泽东同志经常用我们党内的两条路线斗争史,特别是同陈独秀、王明、林彪等几次重大路线斗争,教育全党,谆谆告诫我们不要上这类政治骗子的当。王明的机会主义路线,特别是他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内统治时间最长,对革命造成极其严重的损失。
林彪这个机会主义路线头子,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也都是王明路线的追随者。我们重温毛主席革命路线与王明机会主义路线斗争的历史,认清王明的叛徒嘴脸和丑恶灵魂,进一步认识毛泽东思想的英明伟大,这对于我们提高觉悟,擦亮眼睛,接受正反两面的教训,是有好处的。
王明,原名陈绍禹。这个人的后半生,是靠苏联的供养,靠出卖自己的灵魂度过的。一九二五年,王明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后改名为中国劳动大学)读书,和在共产国际工作的一个俄国人互相吹拍,彼此利用。一九二六年我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这个人来到中国,就选上了这个俄语蹩脚的王明为他的心腹翻译,随后又把王明带回莫斯科。
一九二八年我党六大在莫斯科召开时,他安排王明为六大的重要译员,直接参加大会工作。此后,王明成了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支部局的书记。
这时,我已转入莫斯科红色教授大学读书。我与王明的支部生活已不在一块,但是,我知道王明利用自己的职权,在莫斯科大搞派别活动,他认为可以利用的同志就拉过来,不顺眼的同志就踢出去,打击和清洗了一批没有问题的同志。
对于我,王明等人曾经讽刺我不参与他们的“政治”活动,只会读死书,天天准备考试。此后,王明等逐步形成了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宗派集团(我没有在这个集团内),自封为坚决支持共产国际的革命者,和反瞿秋白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领导者。
一九二八年,王明回国,在中共上海闸北区委工作,不久即被捕,是共产国际驻上海的一个波兰人(据说是德国人),花了很多钱营救他出狱的。闸北区被捕的政治犯,十有九人被国民党迫害牺牲,而他却保全了性命。
贪生怕死的王明,不堪当时的艰苦斗争,又于一九三一年溜去俄国,住在他的安乐窝里。这时正是我党斗争最艰苦的年代。我中央苏区的军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正确领导下,以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制定我军正确的作战方针,经过浴血苦战,粉碎了国民党的四次“围剿”。
遵义会议后,红军在毛泽东同志等率领下,爬雪山过草地,倍尝艰辛困苦,经过长征到达陕北根据地,革命形势转危为安,迅猛发展。惯于投机的王明,眼看我党日益壮大,又趁机返回国内。但是,这个自命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在他的路线彻底破产以后,不顾党中央对他的帮助和挽救,全国解放后,又设法钻回苏联去了。直到一九七三年死去。
从王明的成年算起,前后在俄国居住长达三十余年,在中国的日子不过十多年。这仅仅是时间上的计算。更重要的是,从未研究过中国的社会和阶级状况,从未经历过枪林弹雨的生死搏斗,不论是在赫鲁晓夫篡夺了领导权的时代,还是在勃列日涅夫掌握政权的时代,王明的一切,从灵魂到肉体,皆以俄国新沙皇为其靠山。
他从青年时代开始,就学会了仰人鼻息,卖身投靠,就是一个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者,就是一个玩弄反革命阴谋的政治骗子。他不懂马列主义,不懂中国革命。他怀着极大的反革命野心,反对毛泽东同志,妄想夺取中国革命领导权,把中国变成为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附庸和殖民地。
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产生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战胜了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红军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第一次“围剿”以后。
一九三○年六月,以李立三为首的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一个《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的“左”倾决议案,反对毛主席长期用主要力量去创造农村根据地,“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的正确革命道路。
毛泽东同志和“立三路线”进行了坚决斗争。一九三○年九月我党召开的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立三路线”的错误。而这时的王明却借第三国际的力量,打着“国际代表”的招牌,在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主义”的旗号下,从更“左”的方面反对这个决议案,批评立三还“左”得不够。
不久,臭名昭著的王明写的小册子《为中共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出笼了。这本小册子实质上是一个在新的革命形势下,继续发展“立三路线”推行“左”倾机会主义,反对毛泽东同志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方针的政治纲领。
当时,共产国际批评某些欧洲国家共产党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王明别有用心地趁此时机发表这个纲领,一方面以此作为他蓄谋已久的篡党的资本和工具,一方面把自己打扮成为正确路线的代表,取得共产国际中个别人的信任。
一九三一年一月,召开了党的六届四中全会,王明篡夺了党中央领导权,反对毛泽东同志。正如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七一年讲的:“他们借第三国际的力量,在全党夺权四年之久。”在开这次会议之前,他们就策划和插手了四中全会的人事安排。
王明在这次会上实现了他篡党夺权的阴谋。在会上,撤销了瞿秋白,李立三的政治局委员,王明被提拔为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兼江苏省委书记,跃上了中央领导职位。这件事,王明当时对我保密,事先事后都不告诉我。
直到一九三一年,我到了中央苏区后,周恩来同志才给我讲了他们玩弄的阴谋。我在四中全会上曾发言对王明在上海时骄横傲慢,无组织无纪律,拒绝党中央分配的工作,提出了批评。我认为党员不服从党组织分配,是党性不纯的表现。然而王明在会上趾高气扬,对我这一批评是不高兴的。六届四中全会只干了一件事,就是改组了党的领导机构,没什么积极的建设作用,却造成了我党土地革命时期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的统治。
一九三一年初,第二次反“围剿”之前,我和任弼时同志一起设法进入了中央苏区,在龙岗地区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同志。我们向他报告了四中全会的情形。毛泽东同志亲切地对我们详细地叙述了红军的斗争历史,以及当时所争论的问题,还给我看了许多文件。
以后,毛泽东同志常和我谈论一些政治军事问题和路线斗争问题,授予我十分宝贵的见识,给予我政治上很大的启发,这对于我尔后的政治生命是一个极其重大的关键时刻。我当时感到毛泽东同志有独特之长,他所谈的既简单明了,又那样地有说服力。
我每逢回忆至此,感到无比的幸福,其情其景,历历在目。我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年代里,在关键时刻的一些原则问题上,能站在毛泽东同志一边,坚决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这和毛泽东同志对我的教导是分不开的。
当时,以王明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人,在政治上,对于我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路线、方针、政策,完全照抄苏联的一套经验,不与我国具体情况相结合。他们反对毛泽东同志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性质、任务的理论,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提出“毕其功于一役”的荒谬主张,企图超越民主革命的阶段,搞所谓社会主义革命。
否认中间力量的存在,甚至把城市小资产阶级也作为打倒的对象。在土地革命中,实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等过左政策。
他们在对当时革命形势的分析上,闭眼不研究“九·一八”事变后的中国革命形势和阶级关系,说什么“与国民党决战的时候到了”。在对待“福建事变”的蔡廷锴十九路军的政策上,不搞统一战线,反对争取和利用他们要求民主抗日的积极性,反而提出要打倒十九路军,这实际上是帮了蒋介石。
他们反对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中国革命只能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取得全国胜利的唯一正确的革命道路,顽固地坚持以城市为中心的错误路线,硬要红军去夺取中心城市。
在第三次反“围剿”时,王明领导的临时中央下令至江西苏区,要中央局开会讨论攻打赣州问题。毛泽东同志一开始就提出敌我力量悬殊,极力反对这一错误主张。临时中央不接受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结果赣州打不下,损失不小。
王明一伙还经常不顾客观条件,在城市搞盲动主义的罢工罢市,使党在白区的力量遭到很大的破坏,最后连他们把持的临时中央在上海也混不下去了,不得不在一九三三年初搬到毛泽东同志所领导的江西中央苏区。
在军事上,王明极力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建军路线和战略战术原则,把毛泽东同志规定的我军三大任务缩小为单纯地打仗一项。否定毛泽东同志制定的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的三大政治工作原则。强调军队要“正规化”,照抄苏联红军的工作条例,取消军队中的各级党委制,代之以政治委员个人负责制。
在军队政治工作中搞形式主义的一套。在战略战术上,提出一套所谓“新原则”,反对毛泽东同志的战略上的持久战和战役战斗上的速决战,反对毛泽东同志的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作战方针。把毛泽东同志的“诱敌深入”污蔑为“守株待兔”。将我党红军当年极其重要的“游击战”称为“游击主义”来反对。
一九三三年,第五次反“围剿”前,王明从苏联派来了李德,要中央完全听信这个毫无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德国人,委任为军事顾问,使我党的军权掌握在这个人手中,得以将其“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更完整地贯彻到军事工作中。
记得有一次在李德那里开军委会,我负重伤,带病参加,讨论如何对付敌人出动一百万兵力的第五次“围剿”的作战计划。毛泽东同志指出红军应该跳出敌人的包围圈,调至外线,打到敌人的后方,到赣、浙、闽、皖四省的交界地区活动,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而绝不能采取堡垒对堡垒的错误方针,才能使敌人的堡垒政策归于失败。
这是毛泽东同志分析当时敌我形势,提出的唯一能粉碎敌人“围剿”的英明决策。可是,却遭到李德等人的反对,污蔑这是“放弃根据地”,继续坚持其“御敌于国门之外”、“全线出击”、“与敌人拚消耗”等错误方针,致使红军英勇作战一年,未能打破敌人的“围剿”,丧失了主动权,党和红军都惨遭极大损失,不得不在十分困难的处境中退离中央苏区。
这是违背了毛泽东同志正确路线的结果。我身为总政治部主任,因身体受病痛折磨,没有坚决反对李德的主张,这是使我终生痛心的事件。
在组织上,王明等人实行极端的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用对待敌人的手段来进行党内斗争,打击革命同志。他的“钦差大臣”满天飞,落到那里,那里的干部就挨整。不问实际情形如何,对他们要排斥的干部,一律给戴上“右倾分子”、“富农路线”、“罗明路线”、“调和主义”、“两面派”等帽子,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他们最大的罪恶是打击,排斥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的赣南会议上,他们把持会议,强夺毛泽东同志苏区中央局书记的权;在一九三二年八月的宁都会议上,在王明授意下讨论“毛泽东是否留在前线指挥军队作战”的问题。
会议争论激烈,我当时是唯一支持毛泽东同志仍留在前线指挥军队的人,处于极少数。毛泽东同志的红军总政委和总前委书记的职务,毫无理由地被撤销了。
他们把毛泽东同志排挤于军事领导之外,指责毛泽东同志不愿攻打大城市是“游击主义”,逼着毛泽东同志到后方去。毛泽东同志曾对我说:“我们是少数,只好到后方去吧,革命不分前方后方。”后来又讲到:“这四年,我在中央毫无发言权。”
一九三四年,党内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达到了高峰的六届五中全会,在政治上,军事上、思想方法上与毛泽东同志的革命路线完全相对抗,它以极“左”的观点分析当时的形势,胡说“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就是争取中国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等等。
这条“左”的机会主义路线,使中国革命运动受到不可估量的损失,红军被迫长征。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丧失了除陕甘宁边区以外的一切革命根据地,使红军由三十万人减到几万人,使中国共产党由三十万党员减到三万党员,而在国民党区域的党组织几乎全部丧失。总之是受了一次极大的历史性的惩罚。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之后,我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员群众,亲眼目睹王明这条错误路线所造成的恶果,普遍不满。在长征到达遵义城之前,毛泽东同志身体欠佳,我也在第四次反“围剿”时,在宣黄胜利后负了伤,同坐了担架。一路上,毛泽东同志同我谈论了一些国家和党的问题,以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道理来教导我,从而促使我能够向毛泽东同志商谈召开遵义会议的意见,也更加坚定了我拥护毛泽东同志的决心。
我参加了在贵州遵义召开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我坚决站在毛泽东同志一边,并作了系统的发言。会议纠正了王明第二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军事上、组织上的错误,在危急的关头,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挽救了中国革命,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红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