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文灏夫人 宁波高桥人翁文灏曾为中国地质学博士第一人
1889年,翁文灏生于浙江宁波一个绅商人家。6岁入塾,13岁考取秀才,1908年考取公费赴欧洲留学,考入比利时鲁汶大学攻读地质学。1912年,23岁的翁文灏以优异成绩获物理及地质学博士学位,是为中国地质学博士第一人。回国后,翁文灏拒绝了合资公司总工程师的丰厚待遇,来到清贫的农商部地质研究所当了一名教授。
1916年,北京政府成立地质调查所,翁文灏任矿产股长,后担任所长,任内,他赴全国各地调查地质与矿产实况,要么步行,要么就是骑毛驴,“爬过从没有路的路”。直到晚年,他还很得意地告诉长孙女,“我那时是骑着骆驼穿过内蒙到宁夏去进行勘探的”。
1920年,甘肃发生8.5级特大地震,翁文灏顶着冰雪之天,坐上骡车,长途颠簸,完成了中国科学家对地震现场的第一次考察。除此之外,在主持地质调查所工作期间,翁文灏还铸就了无数个“第一”:第一个地质学术刊物,第一部矿产志,第一部矿业纪要,第一座地震台,第一个土壤研究机构,第一个新生代研究室,第一个猿人头盖骨,第一部近代地图集……
1932年,胡适给《东方》杂志写他的新年梦想时,其中的一个梦想就是:“话说中华民国五十七年(西元一九六八)的“双十节”,是这位八十岁大总统翁文灏先生就职二十年的纪念大典。”
可见翁文灏在时人心中的地位。
难做的文章
1951年3月9日,翁文灏开始奉命写悔过书。第二天,他交了初稿。在提到蒋介石、宋子文时,他居然还使用了“委员长蒋,行政院长宋”的称呼。
自然,检讨没能过关,被打回修改。
1951年5月17日,王昆仑突然来拜访翁文灏。王昆仑曾任国民党的立法委员,此时是全国政协常委、政务院委员。他看了翁最新修改的检讨书,认为尚有不足,“必须切实向人民低头,直言认过。十分坦白,人民自能了解,行动便能自由。”
此时,翁文灏形同被囚禁于招待所,已经长达两个多月了。一周后,老部下孙越崎又传达了统战部官员最新意见:“须用人民观点,放下知识分子自尊思想,批评以往政治错误,丢掉包袱,方得新的觉悟……”
社会学家吴景超来探访时,给出的意见更明确——干脆重写一篇,不要多谈自身,要详述蒋政权的重大缺点。
翁文灏绝没想到这篇文章竟如此难做。他告诉吴景超:“此文用意是在解决余回国事,但余未参与勾美反共机密,叙述并无新鲜事实,难符所望。不料作文认罪一事,乃演成如此意外,实感悲苦。”
翁文灏说的是事实。抗战爆发后,翁文灏被任命为经济部长,兼任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在任期间,他致力于发展后方工矿企业,成绩卓著,再加上廉洁自律的作风,声誉扶摇直上。
翁文灏廉洁到什么程度?抗战期间,有一个浙江藉妇女,在翁文灏的帮助下开了家肥皂厂,销路很好。这人为了报恩,多次送钱被拒,最后打听到翁文灏的住址,专程送上一些金条。结果,翁文灏勃然大怒,拿起金条,扔到门外。对方觉得尴尬万分,痛哭流涕。最后翁夫人不得不出来打圆场,收了一箱肥皂了事。
“弟的方针是宁使自己吃苦,绝不牺牲公德!”翁文灏在写给胡适的信中这样说。
但是,不管翁文灏如何能干、廉洁,他始终未获真正的重用。据钱昌照回忆,抗战开始以后,翁未参加过关于和战问题的讨论,蒋介石也不同他谈这类问题。抗战胜利前夕,翁文灏被加上了行政院副院长的头衔,但是“实际上不看公文,无事可办”。
既然只能当边缘人,想触动他人哪怕一丁点利益,都步履维艰。例如,抗战胜利后接受敌产,全国大小官员趁机中饱私囊,民怨沸腾。翁文灏气急了,对记者发表谈话,称这种行为“坏到使人不敢相信”的程度,还说“本人官可以不做,此若干坏事必加追究”,结果,也不了了之。
“翁文灏和我虽都在政府中位居高职,但比起‘圈内集团’来,毕竟还是外人。我们并非政府的里层人物,也非党的成员,我们不过是政府的‘装饰品’!我们从未能够搞清楚幕后究竟在搞些什么。”翁文灏的同僚,著名经济学家何廉在回忆录中也难抑悲愤。
抗战胜利后,翁文灏先后五次辞职,卸去各种头衔,专心经营他筹建的中国石油有限公司。不料,1948年,蒋介石召开“行宪国大”后,再度提名翁文灏为行政院院长。
“翁虽为著名科学家,但在政治上没有根基,也无派系色彩,因此与各方矛盾也少。”立法院立法委员毛翼虎后来分析道,“翁的组阁实际上不过为蒋看守大门,无异是蒋自己掌握行政院。”他还回忆道,当时,立法院举行辩论会,大家都说翁文灏是一个科学家,是一个好人;但不是一个政治家,不是一个好院长。
果然,翁文灏抹不开面子,“觉得事已至此,不敢坚持不受”,接下了行政院长一职。结果也不出预料,在国民党于内战中节节败退之际,他为挽救经济实施的金圆券政策失败,招致全国一片痛骂。仅仅在任六个月,翁文灏去意已决,1948年11月,他再度辞职。
一个月后,新华社公布了43位战犯名单,翁文灏排在第12位。
无法逃避的命运
1951年7月7日,翁文灏回京后的整整四个月后,几经修改的检讨,仍然没有过审。他的心情显然糟糕到了极点,“含光殿关尚淹留,斗室沉吟作楚囚。”他在一首诗中写道。颇为讽刺的是,在回到大陆之前,翁文灏最大的疑虑,就是让他做此类文章。
由于对国民政府已经彻底死心,又被大陆称为“战犯”,翁只好走第三条道路。1949年12月2日,翁文灏由香港前往法国。
在此期间,翁文灏一直没有中断与中共的联系,邵力子、孙越崎等昔日好友、旧属,也从中多方相助。中共的态度表现得很明确,首先,翁文灏是个不懂“政治”的人,正如陈毅所言,“翁文灏是书生嘛,不懂政治,他就是不走,我们也不会难为他。”可是要回国,也有条件,那就是必须“划清界限,谴责蒋介石反动集团”。
这个要求放在其他人眼中,或许不算什么,但翁文灏却觉得难以启齿,在他看来,这显然有失君子风度。他回信要求,自己在声明中只做自责、不骂他人。
纠结之余,翁文灏也在观察新中国走势,早在抗战时期,翁文灏就曾规划过战后中国工业化的道路,他一直期盼着能把自己当初的设想变为现实。朝鲜战争爆发后,“他天天看报纸,做剪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钢产量多少、粮产量多少,英国、法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是多少,做对比。
他觉得还是社会主义蒸蒸日上。另外,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朝气蓬勃,也有雄心壮志,对他来说是个极大的鼓舞。”长期研究翁文灏的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李学通说。
周恩来也托人向翁文灏转达了几个意思,第一,希望先生尽快回国,第二,过去的一切,并没有不可谅解的症结。至于自白书,可以回到北京之后,倾诚相谈,再定稿发表。
这一切促成了翁文灏最终下定决心回国。不过,回国当天即被带往饭店,一份反省数易其稿都难以过关,传达出的信息便与之前完全不同了。
1951年7月11日,翁文灏将最后一遍修订的反省书交给统战部官员,“蒋集团投靠帝国主义,欺民卖国,一日存在,中国一日不能脱离帝国主义的欺侮……我从前参加他们的工作,实是走了根本错误的方向。”周恩来阅过后,终于放行通过。8月4日上午九点,他终于走出招待所,移居锡拉胡同18号家中。此时距他回国,已经几乎整整五个月时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