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衡哲的子女 从陈衡哲的学术轨迹看其女性观的嬗变

摘 要:陈衡哲作为新文学最早的女作家,从她在不同阶段学术侧重点的变化可以探寻其女性观对中国古典文化传统和西方现代文明的融合与发展。

关键词:陈衡哲 女性观 家庭教育

融合中国古典文化传统和西方现代文明中独立、平等的女性意识是中国现代文学第一批女作家共同的时代印记。陈衡哲作为新文学第一位女作家、学者和诗人,其女性观的发展和深化受到了自身多元的学术研究方向和复杂的社会环境的影响。因此,通过对其不同阶段学术侧重点的变化和转向,有可能比较具体和完整地探寻陈衡哲女性观的嬗变和原因。

1917年6月《留美学生季报》上发表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一日》,这使陈衡哲成为中国新文学史上最早的作家。此前,她作为清华学校第一批留美学生,还曾发表过译著和诗歌。1918年以后,陆续发表白话诗、白话剧本等。

1928年由上海新月书店出版短篇小说集《小雨点》,193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短篇小说集《西风》,1938年由开明书店出版《衡哲散文集》。1935年以陈南华为笔名出版英文自传《一个年轻女孩的自传》。

梳理陈衡哲对中国新文学运动做出的文学贡献的同时,她在其他学科的卓越成就也渐渐进入我们的视野。1918年夏,陈衡哲毕业于瓦莎女子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随后进入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攻读西洋史和文学。

1920年陈衡哲获文学硕士学位并回国,1921年发表论文《纪念但丁》并开始编辑《西洋史》,1924至192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她在文化、教育、性别和时政领域也做了大量研究。1931年主编《中国文化论集》,还曾撰写《妇女与职业》、《论鸦片公卖》、《居里夫人小传—— 一个新女子的模型》、《对儿童教育的一个意见》、《国家教育与国际教育》、《青年的康健问题》、长篇通讯《川行琐记》、《妇女在战时的责任》、《再谈教育问题》、《谈乱世文人》等诸多论文。

1937年春,她出版专著《新生活与妇女解放》。

可以看出,陈衡哲在文学创作与历史、文化研究方面表现出一种多学科相互支撑的学术研究状态。比如小说《洛绮思的问题》关注知识女性面对“野心”和“家庭”的矛盾。主人公洛绮思在冲破心理矛盾后选择了前者,成为一个女子大学的哲学主任。

面对子女满堂的曾经的未婚夫瓦德,她思考着自己的选择。任叔永在序中说,“至于《洛绮思的问题》,我相信不是洛绮思个人的问题,乃是现今时代一切有教育女子的问题。”①陈衡哲用充满诗意的笔触化开了一个逻辑难题。

“野心”和“家庭”无疑是男权逻辑下的话语陷阱。学术或事业一直被男性独占,而家庭则是女性被分配的空间。因此,婚姻和家庭成为女性的必然选择,被设置为正面的;学术或事业不属于女性,洛绮思拒绝从接受教育的公共空间退回被规定的家庭空间而追求“野心”,被定义为负面的,女性独身更是社会不能容忍的。

但是作者并未贬低家庭,“若使每个女子都能做一个彻底的贤母,那么,世界上还有什么别的问题呢?”②瓦德立刻反问为什么洛绮思不实行这样的主张,她说:“各个女子的思想和性情,是不能一样的。

”③正如山、湖各有其美,女性作为独立的人也应拥有自由选择自己的价值取向和实现方式的权利。尊重自然和个性,这由一个女作家提出,在男性启蒙者主导的妇女解放运动中有着特别的浪漫主义的意味。

陈衡哲在创作小说《洛绮思的问题》时,同时也正在编辑出版《西洋史》。此前陈衡哲被聘为北京大学历史学教授,是北大的第一位女教授,也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第一位女教授,《西洋史》是陈衡哲在历史学专业的主要代表作之一。

作者表示,编史的理想是借助历史知识减少人类的误解和战争,增进国际观念,“我们研究了人类一部分的历史,不但可以了解那一部分的人类,并且可以了解自己的一部分。”④通过了解西方人来进一步了解我们自己是陈衡哲的《西洋史》最重要的特质,它突破了近现代中国学人惯常使用的“以西洋人眼光看西洋史”的视角,彻底实现了“以中国人眼光看西洋史”的视角转换。

《西洋史》上册包括上古史和中古史,下册是以文艺复兴为标志的近世史,结合人类学、宗教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多种研究方法和丰富的史料,以流畅、典雅的文字叙述深受读者的好评,商务印书馆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连续再版了六次。

陈衡哲以一种历史学家的公平的眼光来看待西洋史的史眼,即基督教问题和文艺复兴问题。

一方面认为基督教使西方经济富强、文化繁荣,中国需要学习;另一方面传教活动也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先驱,是西方进行文化侵略的工具,中国人必须学会甄别和自觉抵制,树立自己的现代文化传统。

这种治史方法正如鲁迅先生倡导的“拿来主义”,其核心是赋予中国人主体地位,而洛绮思的秘密也正是现代女性要寻回主体地位,实现自身的社会价值。多元的价值取向是被尊重的,现代社会性别理论指出,女性的社会性别角色有三重,即再生产、生产和社区管理活动,而男性则只从事后两种社会活动,因此女性较之男性对社会做出了更大的贡献。

发展女子教育是女性从事三种社会角色均必备的条件。只有女性接受了良好的现代教育,才能从事社会生产,教育子女和参政。

1931年,陈衡哲将其主编的英文文集《中国文化论集》提交给太平洋关系协会第四次年会。这种国际会议大多集中讨论传教士和土著风俗,有关中国文化的材料不多。陈衡哲特别介绍了撰写《中国妇女的过去与现在》一文的曾宝荪,“她所在的学校设在长沙,她写中国妇女一文时恰值中国共产党在长沙起义。

”⑤一方面指出了中国在解放妇女方面变化的迅速,真实准确地将中国现代化的面貌展现给世界,改变了其他国家对中国落后的一贯认识,另一方面也指出了改革后的现代中国妇女面临的问题,特别是忽视妇女对家庭的责任,滋生了一种错误的男女平等观念,“她们不是认识到真正的男女平等在于各自沿着自己的方向发展,而是按着男子的思想和生活标准来发展,结果使自己变成假小子。

”⑥其实这种意见对于建国后乃至“文革”时期的中国当代社会性别建构都有着重要的警示作用和借鉴意义。陈衡哲认为,中国的传统社会结构决定中国的家庭更像一个微型的国家,个体为了整体而存在,而不像现代西方文明意义上的核心家庭。

构成中国家庭精神的不是丈夫与妻子间的爱情,而是所有成员相互间的责任。发生在中国的工业革命正在迅速将这种大家庭依赖的封建农业社会摧毁,但在引进与学习西方文明之时我们不能不考虑本国人民的文化与接受,以免在中西交汇中引起不必要的文化、道德标准的混乱,即陈衡哲一直提倡的“根据中国的根本需要正确地选择和采纳西方的文化”⑦。

1936年陈衡哲在四川大学任教后加深了她对女子教育和家庭教育的认识。此时陈衡哲目睹了不少女大学生毕业后都成为达官贵人的姨太太,便撰文在《新新新闻》《独立评论》上抨击地方政治和社会的腐败,引起当局不满而遭到恶意攻击。

“四川事件”使得陈衡哲意识到女性教育不仅要从科学技术层面将女学生现代化,更要从价值观、人生观角度教育女性寻求职业、为国家做贡献。此后撰写了多篇关于妇女参政和青年教育的论文,1937年陈衡哲出版专著《新生活与妇女解放》。

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特殊性在于,不同于西方妇女为争取自己的教育权、职业权、选举权艰苦奋斗了很长时间,前者附属于民族国家的现代化启蒙运动,在男性指导下顺利完成,而很多妇女本身还不了解自己被赋予的新的社会权利和义务,因此开展女子教育,特别是家庭教育这一阶段对儿童的人生观、价值观的确立乃至未来社会的女性地位和两性互助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关于家庭教育对个人成长的重要性陈衡哲有很深刻的体会。她的舅父和姑母开明的启蒙和现代的教育方式是陈衡哲后来在学业上取得成就的基石。舅父庄思缄先生曾教育她,“世上的人对于生命的态度有三种,一是‘安命’,二是‘怨命’,三是‘造命’”⑧,舅父勉励陈衡哲成为一个“造命”的材料。

陈衡哲真正做到了这一点,她不仅将这种对生命的创造力投射到学术钻研和社会工作中,还将中年以后的绝大部分精力倾注在家庭,特别是子女的教育方面。

“造命”对女性来说有着双重意味:作为有主体性的人,通过个人的提高和努力实现自我价值,改造现实社会;作为母亲,通过塑造儿童的文化知识和性格操守培养合格人才,构造未来世界。

至此,陈衡哲从学术到社会,从事业到家庭,以自身知识结构的不断提升和人格心理的渐趋丰满,发展并完善着自己的女性观。这种积极、健康、“造命”的性别观点源于陈衡哲在历史、哲学和社会中的观察、思考,对她的学术成长和人生选择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造命”的人生态度为“五四”一代知识女性在启蒙主义的精英色彩之外指明了现代女性实践和努力的方向和策略,这也成为对陈衡哲学术轨迹和女性思想进一步研究的意义所在。

①②③ 陈衡哲:《小雨点》,上海书店1985年版,第15页,第108页,第109页。

④ 陈衡哲:《西洋史》,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9页。

⑤⑥⑦ 陈衡哲主编:《中国文化论集》,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前言,第239页,第261页。

⑧ 陈衡哲著、朱维之主编:《陈衡哲散文选集》,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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