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衡哲图片 组图:《任鸿隽陈衡哲家书》精选

《任鸿隽陈衡哲家书》 商务印书馆出版 抢救民间家书项目组委会编 2007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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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鸿隽和陈衡哲伉俪是中国近现代文化大家,早年留学美国,积极参与新文化运动。一九二零年分别受聘担任北京大学化学系和历史系教授,陈衡哲也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位女教授。他们两人与著名学者胡适一直保持深厚的友谊,在文坛上有“三个朋友”的一段佳话。

《任鸿隽陈衡哲家书》 书中所收录的四十封家书都是由任先生提供,最早的家书写于二十世纪初,最晚成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家书内容涉及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如中华民国成立、首批稽勋生留学、府院之争、中国科学社成立、太平洋国际学术会议等。 >>>>>【详情浏览】

:::::家书墨迹:::::

陈衡哲墨迹

任鸿隽墨迹

:::::本书代序:::::

任鸿隽的今日意义

    任鸿隽(字永叔)1886年出生在四川垫江一个小小的官吏之家,年幼即入家馆受学,不久就转入正在兴起的新式师范学堂。毕业后,他一度在家乡的小学、中学教书。但好学敏思的任氏很快就不满四川的闭塞,放弃教职,顺江而下到上海的中国公学重新求学。

    一到反清革命氛围甚浓的中国公学,任鸿隽就剪去辫子,并于1908年东渡日本留学。在日期间,他参加了孙中山创建的反清革命组织同盟会;为了反清武装革命的需要,他考进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应用化学预科研习制造炸药。

辛亥革命爆发后,他立即回国,在孙中山任总统的总统府秘书处工作,为孙中山起草过《告前方将士文》、《咨参议会文》、《祭明孝陵文》等。由于总统之位迅即为袁世凯所得,任鸿隽等一干青年不愿为袁所用,认为投身教育是救国的根本之方,于是向孙中山提出到欧美求学。

    1912年岁末,时已26岁的任鸿隽经孙中山批准,作为对辛亥革命有贡献的首批"稽勋生"怀着寻求救国之方的理想赴美留学,进入康奈尔大学文理学院。在康奈尔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后,又相继在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学习,最后在哥伦比亚大学读化学硕士,与当年上海公学的胡适同校。

    在美期间,他与同在美国留学、有"一代才女"之称的陈衡哲相识相恋,最终于1920年回国后与陈结婚,而他的老友、在家遵从母命已与人定婚的胡适对陈也有一分深深的情愫。"发乎情,止乎礼",任、陈在定婚的当夜邀胡适一同用餐,胡适写下了《我们三个朋友》一诗,表达对他们的祝贺及三人间的友谊。"我们三个朋友"遂成一段友情、爱情的佳话。

    在国际形势分外紧张、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前的一个夏夜,一直关心国事的任鸿隽与其他几个中国留学生不能不思考、讨论在这紧急关头他们这些海外学子能做一点什么为国效力。

他们认为,中国现在最缺乏的莫过于科学,因此决定办一个专门向国人宣传科学的杂志。1915年元月,由任鸿隽为主要发起人、大家集资创办的《科学》杂志在上海创刊;这年10月,他们在美国成立了民间学术团体"中国科学社",任鸿隽被选为第一届董事会会长(中国科学社社长)。

而后,他又先后在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的化学工程系就读,获化学硕士学位。1918年秋,他离美归国,中国科学社也移回中国,此后他便倾全力于祖国的科学发展和教育事业。

    回国后他曾任北京大学教授、教育部专门教育司司长、东南大学副校长、四川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化学所所长、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等职。1949年9月,他以特邀代表身份在北平参加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以后当选为第二、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担任过上海图书馆馆长、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等职,于1961年秋去世。

    在《科学》第一卷第一期的例言中,他们说明了自己付出巨大精力创办《科学》杂志和中国科学社的初衷:"一文明之国,学必有会,会必有报,以发表其学术研究之进步与新理之发明……同人方在求学时代,发明创造,虽病未能;转输贩运,未遑多让……他日学问进步,蔚为发表新知创作之机关,是同人之所希望者也。

"1920年在学社第五次年会和庆祝社所和图书馆成立的开会词中,任鸿隽明确说道:"现在观察一国文明程度高低,不是拿广土众民、坚甲利兵作标准,而是用人民知识的高明,社会组织的完备和一般生活的进化来做衡量标准的。

现代科学的发达与应用,已经将人类的生活、思想、行为、愿望,开了一个新局面。一国之内,若无科学研究,可算是知识不完全;若无科学的组织,可算是社会组织不完全。有了这两种不完全的现象,那末,社会生活的情形就可想而知了。科学社的组织,是要就这两方面弥补缺陷。"

    作为私人民间学术团体,中国科学社的经费完全自筹,会员会费无疑是杯水车薪,远远不够。在筹款、经营和组织管理方面,任鸿隽表现出了杰出的行政才能。他深谙中国国情,与学界、商界、政界的重要人物广泛接触,得到他们的支持和捐助。

在任鸿隽的苦心经营下,中国科学社蒸蒸日上,规模越来越大,活动越来越多,影响越来越广。《科学》月刊从1915年创刊到1950年停刊止,共出刊32卷近四百多期。

为了进一步普及科学,中国科学社又于1933年创办了《科学画报》,先是半月刊,后改为月刊,发行量曾达2万以上,这在当时是非常了不起的数字。他们还刊印了多部论文专刊,出版了"科学丛书"和"科学译丛"这两套影响深远的丛书。

在上海和南京创办图书馆,收藏大量中外文科学图书、杂志和学报供公众阅读,其中不乏珍品。1922年,中国科学社在南京成立了生物研究所,为中国最早的科学研究机关之一,更是国内私人团体设立研究所之嚆矢,意义重大,当然也困难重重,"此研究所成立之始,研究员皆无薪给,常年经费不过数百元。

"他们深知科学术语的准确应用对科学研究的重要性,所以在科学社成立之初就将编订科学名词列为该社重要事业之一,早在1916年就在《科学》杂志进行了名词讨论;1934年国民政府成立国立编译馆,由国家统一译名工作,但相当一部分是以科学社已有的工作为基础的。

在这几十年间,中国科学社还举办多次科学展览,举行科学报告会,设立奖金鼓励青年科学家研究著述,参加大学、中学的科学教育,组织中国科学家参加国际会议,为各界提供科学咨询,创办科学图书仪器公司推进科技图书和仪器制造业的发展……

    在战乱频仍的年代,一个民间私人学术团体为科学在中国的发展作出如此巨大的贡献,至为不易。这也说明,"民间"、"社会"的力量何其伟大!

    1949年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慨而慷"的巨变。这的确不是一般意义的政权更替而是社会结构、社会性质的根本性变化。新的社会结构以国家所有制为核心,进行社会改造。

在一切资源都为国家掌握的社会结构下,作为民间私人团体的中国科学社,自然也要被改造。1951年,已有35年历史的《科学》杂志停刊;1953年初,《科学画报》由上海市科普协会接办;1954年,科学社生物研究所的所有标本、仪器及工作人员分别移交、调往中科院有关研究所;1956年春,科学社的图书馆全部图书、馆舍设备和购书基金交给国家;1956年秋,在"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中,中国科学图书仪器公司的印刷厂合并于中国科学院科学出版社,编辑部合并到上海科技出版社,仪器部分则合并于上海量具工具制造厂;1959年,在"大跃进""总路线"一浪高过一浪的形势下,中国科学社的所有房屋、图书、设备和8万余元的款项全部上交国家。

    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社会"重新开始产生,国家与社会间的界分开始显现。因为市场经济不仅是经济发展模式的变化,而且是人际关系、个人与社会、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的实质性变化,即从"伦理型"转为"契约型"。

国家对社会资源的控制开始减弱,个人自由不断增大,公民自主性得到提升,公民组织或曰非政府组织(NGO)开始兴起。市民社会兴起的重要问题是重新确定国家的行动边界,厘清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可以说,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的意义最为重大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