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荫杭杨荫榆 就杨荫杭留日归来等问题请教杨绛先生
今年是杨绛的父亲杨荫杭先生逝世70周年。
杨荫杭字补塘,笔名老圃。20多年前,有位学者在读了杨绛整理的《老圃遗文辑》以后,曾经以《通才博识,铁骨冰心》为题,在《读书》杂志发表文章说:“补塘先生之博学多闻,往往使我挢舌不能下。无论什么材料,都是信手拈来皆成妙谛。
尤其难得的是,它们并不是专门著作,而是排日作文,触事生感,随写随刊的东西。然而文章诗词,中外故实都准确得不像从电脑信息库中调出来的一样,无怪乎杨绛先生要对我说:‘我爷读的书都是嚼烂了吃到肚皮里的。’”(《读书》1994年第8期)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爷”与《木兰辞》中“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的“爷”,都是父亲的意思。
读了这篇文章之后,我也买了一本《老圃遗文辑》。这本书收集了杨荫杭上世纪20年代在《申报》副刊“自由谈”写的数百篇文章,涉及到中外历史、地方文化、社会不公、官场腐败等问题。遗憾的是,我当时只是浏览一下就把它束之高阁,后来再没有仔细翻阅。
最近因为写一篇纪念杨荫杭先生的文章,我又想起了这本书。为了弄清楚杨老先生的经历,我仔细阅读了杨绛的长文———《回忆我的父亲》。文章说:“我父亲一九零二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当时称‘东京专门学校’)本科卒业,回国后和雷奋、杨廷栋同被派往译书馆译书。最近我有一位朋友在北京图书馆找到一本我父亲编译的《名学教科书》(1903年再版),想是那个时期编译的。”(《老圃遗文辑》第938页)
这段话的后面有注释曰:“……译学馆前身是‘北京同文馆’。庚子后,京馆改称译书馆。”另外,该书前面的“作者简历”也介绍说:“一九零二年四月,早稻田大学本科卒业。回国。七月,与同学雷奋、杨廷栋同被派往译学馆(前北京同文学院)译书。”(同上,前言第6-7页)
“译学馆”是个冷僻的名词,为此我在上海辞书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史词典》中,看到对它有如下解释:“清末培养翻译人才的学校。1902年初(光绪二十七年底)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后,于北京北河沿置房改设,名译学馆。……”该词条与上述注释和介绍基本一致,只是没有“庚子后,京馆改称译书馆”等字样。
据杨绛说,她父亲在日本时是革命组织励志会中的激烈派,所以我觉得杨荫杭等人留日归来以后,是不会选择北京同文馆的,他们不可能主动向清政府投怀送抱。
为了弄清楚杨荫杭留日归来后的去向,我上网进行搜索,看到宁波大学吴小鸥女士在《中国现代教科书之父张元济》一文中给出了答案。她说:早在1899年3月,张元济经李鸿章介绍担任了南洋公学译书院主事,开始编译出版各种新式教科书。
其中包括《格致读本》、《万国通商史》、《英国文明史》等著述。“1902年夏,南洋公学留日学生雷奋、杨荫杭、杨廷栋从日本留学回来,被派入译书院任职,后来,杨荫杭编译《名学教科书》、杨廷栋著《法律学教科书》及编辑《法制理科教科书政治学》、雷奋编著《国家学讲义》和《地方自治讲义》等都影响较大。”(《中华读书报》2013年12月4日第14版)
杨荫杭等人是由南洋公学派往日本留学的。后来母校急需翻译人才,他们尚未毕业就回国救急,是理所当然的事。上海南洋公学的“译书院”与北京的“译书馆”(即译学馆)虽然只差一字,却相距千里之遥,所以我想向杨绛先生请教:所谓北京“译书馆”云云,是不是上海“译书院”之误?
另外,多年前我在1933年6月1日出版的第4卷第7期《新月》杂志上,看到署名为“杨季康”的一篇译文,标题是《共产主义是不可避免的吗》。这篇文章对我启发很大,因此我想借此机会请您确认一下,这是否出自您的手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