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嘉锡先生纪念文集 忆学 张舜徽:纪念余嘉锡先生诞生一百周年
姑父余季豫(嘉锡)先生离开我们忽忽已三十年,恰又值其百岁诞辰之期到了。我以戚党晚辈,而又亲炙最久,服膺最深,追忆早岁侍坐请益时情景,历历在目。缅怀今昔,悲从中来,在情谊上是特别感到难过的。
谈到我和先生的关系,不单是亲戚而已,还有几代的世交往来。先生的父亲和我的祖父,生同郡(同为湖南常德府人),少同学(同肄业岳麓书院),及长,先后成进士,同官京师,友谊深厚,为昆弟交,后来才审以婚姻。先生和我的父亲,少同学,后又同在常德教书,感情也是很亲密的。
我在少年时期,侍父读书于家,不幸在十七岁时,父亲便因病逝世了。此事既坚决立志自学,于是负笈长沙,拜谒名师请益。先生即自京来信,招我北游。以为“旧都为人文荟萃之地,坊市刻一新书,郡国出一古器,皆得先睹为快;又况名家辈出,胜流云集,悉可相从奉手,请质疑难;固愈于湘远甚”。
先生这样关心我的读书,我是十分感激的。到北京后,即住先生家。先生饮食而教诲之,看同子侄一样。
那时,先生和让之表兄每日都要外出授课,我白天便到北海图书馆看书,薄暮方归。共进晚餐后,与先生及表兄讨论学术,并请质疑义,每至深夜,不知疲倦。先生时任辅仁大学教授,又兼授北大、师大课,交游甚广。
我因先生的介绍,认识了当时在京的名流学者如陈寅恪、张尔田、陈垣、黎锦熙、杨树达、骆鸿凯、高步瀛、吴承仕、钱玄同。沈兼士、马衡、孙人和诸先生,每逢星期天,便分赴各先生家拜访。论学质疑,左右采获,受益是很多的。这时我的治学范围和所读书籍,虽较过去推广了很多,但对文字、声韵、训诂之学,兴趣仍很浓厚 。
后来,舜徽归返长沙,为中学师。教学余暇,初钻研“小学”外,又进而治经学。锲而不舍,深入而不欲出。先生手书阎潜丘所集陶贞白、皇甫士安的话:“一物不知,以为深耻”、“遭人而问,少有宁日”为五尺楹帖。而系以四百多字的长跋,联语两旁都写满了。
时舜徽年二十三,业余治学甚勤。先生深恐我沉溺于名物训诂而忘了其他,故教以应务其大者远者,对前人所提“一物不知,深以为耻”的说法,颇有驳难。跋语中举顾亭林语:“有体国经野之心,而后可以登山临水;有济世安民之略,而后可以考古证今”,厚相勖勉。
可知先生论学趋向,是如何的阔大;对舜徽的期望,是如何的殷切!今忽忽已五十余年,此联保存犹新。而舜徽岁月蹉跎,今亦颓然衰老。仰瞻遗墨,为之泫然,心情是十分沉痛的。
先生治学,气象博大。从不以己之所长,要求别人。奖掖后进,循循善诱,又知随其性之所近,而支持鼓励之。即以舜徽而论,少时即喜治文字、声韵、训诂之学,入京后,先生便接收这方面的专家,向他们请教。后归长沙,先生又时常购取京中新出的书,如《十韵汇编》、《章氏丛书三编》之类寄舜徽读之。
关怀无所不至,迄今犹不能忘。但先生自己对这方面的书,并不发生兴趣,也无暇涉览及此。从这里面可知先生在治学途径上,并不以己之好恶而定取舍,他是从多方面支持鼓励后进生前进的。
舜徽治学,与先生途径不必尽同,议论亦未能尽合。如言及校雠,先生平日鄙薄郑樵、章学诚考证粗疏,甚轻易之。舜徽独服二人识见高远,频加推许,早岁尝于所撰《广校雠略》中说得很清楚。先生看到此书后,来信谈到这个问题,许其各抒己见,不以不合为侮。由此更可进一步说明先生一生以学术为天下公器,毫无个人门户之见,不强人以从己,尤非一般学者所能及。
先生读书极博,特别是子、史两部涉览甚广,宋以前书,未见者少。加以记忆力强,看过的书,便能道其利弊得失。他的所以能够从事《四库提要辨证》的撰述工作,是有深厚的学术素养作基础的,记得过去先生曾于一次谈话中告诉我,他于四部之书,批阅不少,其中已有一千多部书,比较熟悉,颇能知其高下深浅。
目前写定的《四库提要辨证》稿,仅其中的一部分而已。我听了以后,为之一惊,极其叹服。可惜天不假年,刚过七十,便与世长辞,来不及完成他的伟大工作,自是学术界的一大损失。
先生自少至老,勤于治学。晚年讲学著书,声名洋溢,而仍读书不倦,日有定程。一生性好整洁,走进他的书斋,明窗净几,案头从无零乱堆积的现象。凡是经过抽查翻检的书,马上归还原架,自搬自还,不厌其烦。所有藏书,都是他手写书根,整整齐齐,一笔不苟。先生平日写定书稿或与友朋亲故通信,一律楷书,未尝假手于人。从这些事例,更可以看出其一生治学处事的严肃认真态度,值得后辈学习。
舜徽三十岁后,应各大学之聘施教四方。先生闻之而喜,常赐手札勖勉之。又往来南北,偶过旧京,叩谒起居,留辄旬日,因得质疑问难,所得良多。虽不能长合并,而书问往还不绝,固无殊耳提面命。数十年间,共得手简百余通,舜徽尝装为数册,又曾摘录其中粹语及平昔所闻论学之言,集为一册,名为《读已见书斋雅言记》,与遗扎数册并存,什袭珍藏,时出省览。
不意国家大动乱中,被人抄去焚毁了,这是舜徽没身不能忘怀的大憾事。今所存先生手迹,唯一系有长跋的楹帖而已。
先生学识精博,著述等身,早已为海内外所推重,自不容复赞一词。但这仅仅是先生取得成功的一方面,也还有立身行己已足以师表百世、矜式多士的另一面,值得我们仰慕效法。先生自少即以才华名于郡邑。年十九,举壬寅科湖南乡试,誉望日隆。本来,在当时成了举人以后,可以外出做官的。而先生不乐仕进,但喜读书。时值清末停科举、兴学校,先生应常德官立中学、西路师范学堂之聘,以文史授诸生,只凭教学糊口而已。
辛亥以后,谭延闿督湘,与先生为乡榜同年。视事之始,即电请先生出山,共济时难,先生竟辞不往。于是取“有所不为”之义,自号狷庵。一生狷介之性,洁身自好,无慕于外,人尤叹服以为难能。一九二七年到北京后,仍以教学自靖。从之游者,随其才之大小皆有所成就,故身后教泽之思,至今不衰。
先生笃于友朋,于进退去就之极,尤丝毫不苟。任辅仁大学教授既久,亦兼授北大课,为北大师生所倾服。胡适之任北大校长时,数欲聘先生任北大史学系转职教授。有一年暑假伊始,胡适之即为此事专诚访陈援庵进行商调,陈不欲先生离辅仁,婉言为先生谢之。后来先生有信与舜徽言及此事,谓“吾与援庵交谊甚深,共事已久,渠既不欲吾他适,义不得去此取彼”。先生严辞于受取与,至于如此,又岂能一般学者所能及!
当抗战初起,日本侵略军进入北平时,舜徽深以先生困坐危城为虑,尝电催先生挈家南下,先生复电:“安,不离平”。日惟杜门著述,陆续撰写《四库提要辨证》稿。淡泊自持,不亏操守。每至饔飨不继时,辄卖书以易米。时京中耆旧,有藏书家某公,以版本之学闻名于海内外。
先生和他既素有往来,又虑其名大将为日本人所利用,出任伪职,为一生之玷。因偕陈援庵访之,谈论间讽以共守岁寒,贞松不落之意。某公闻之悚然,因益退藏自晦,得全晚节以终。先生深明民族大义,竟能以爱国思想影响他人,在当日为不可多见。
先生一生口不言钱,自奉也很俭约。修俸所入,多用以买书;有所余,取以周济亲属或朋友,无吝色。同胞兄弟伯遴先生,为光绪初年举人,长于先生二十岁。年登耄耋,晚境清寒。先生每月寄钱赡其衣食。待庶弟某尤厚,自幼学、授室以至能有以自立,皆先生一人负教养责,又斥家中旧有田宅与之。
其族党莫不感叹,认为是了不起的事。广西钟刚中,以清末进士,久困京华,一家数口,贫困无以自给。先生以其为乡榜同年(清制:凡十八省同科应试而被录取之举人皆可称同年),又钦其有文才,时时周济之,俾其子女得不废学。先生一生待人接物,处处离不了一个“厚”字,尤足以敦厉薄俗。
从上面一系列的事实来看,可知先生不单是一位学博识精、撰述很多的著名学者,也还是一位品高行洁、德行醇备的当代人师,值得我们景仰和怀慕。先生平日常言:“读书人第一是讲究做人,第二才是讲究做学问。否则有学无行,读了书有什么用。”这几句话,在先生确实是身体力行办到了的,尤值得后人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