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慰冰的死 zz 严慰冰孙维世等女囚在秦城监狱中鲜为人知的经历

严慰冰孙维世等女囚在秦城监狱中鲜为人知的经历

秦城监狱是中国最著名的监狱,文革期间,曾关押大量中共高级官员,其中有一部分是女囚。关于秦城监狱的这段历史,作家木木在《秦城监狱中的女人们》一文披露,陆定一夫人严慰冰、周恩来养女孙维世等女囚在秦城监狱中鲜为人知的经历。 

“那是真正的人间地狱。每天夜晚,半夜三更的时候,汽车叭叭地响起来,那是又一批犯人被送了进来。犯人进来的时候脸上蒙着黑布,被牵着分到各个牢间……” 

文革终结了,可文革期间残害无辜的秦城打手并没有因为文革的终结而受到清算,那个秃子就仍在秦城上班,偶尔还要到公安部去办事。就在那天去公安部时,他被火眼金晴的严慰冰赶上了。

秦城监狱没有女看守,却不乏女犯。

文革期间的秦城女犯,大多是女人送进去的。 

有本事在秦城监狱私设公堂的女人当然不是普通女人。

这样的女人全中国只有两个,即“第一夫人”江青和“准第一夫人”叶群。 

陆定一夫人严慰冰,无疑是秦城女犯中骨头最硬的一个。

严慰冰因写匿名信辱骂叶群,于1966年4月28日关进北京市看守所,是文革期间所有女政治犯中第一个身陷囹圄的。林彪叶群不时查问审讯进展情况,林彪甚至在案组报送的材料上,批了一句令人心惊肉跳的话:“我要把严慰冰杀十次!” 

严慰冰既然受到如此“青睐”,专政部门当然要给她最高“礼遇”。看守所派了六个女警官、六个男警官监管严慰冰一人。1967年2月11日清晨,严慰冰被押往秦城。 

关于秦城监狱,严慰冰有这样的回忆:

“车进监狱,换穿黑色囚衣,原先旧时衣着丝毫不见面了。” 

“住的是单身囚室。一进囚室,那巨大的铁栅栏自动锁上了。一个胖看守对我说:‘你!这死囚!硬不低头伏罪。如今,先要把你的威风打掉!这叫先整态度。’他随即用手铐锁住我的双手,一面唠叨着:‘这叫自动铐。老老实实沾光些,若是乱动、乱折腾,便越咬越紧。

’又说:‘你不知道年月日吧?可以告诉你:今天是1967年2月11日。’还说:‘从今起没有你的姓和名,6707是你的姓名……只许你规规矩矩!不许你乱说乱动!’” 

“监狱领导下命令说:‘你!案情严重,态度恶劣!不配享受政治待遇!规定: (一)不准晒太阳;(二)不准洗澡;(三)不准阅读书报!……’” 

“那是真正的人间地狱。每天夜晚,半夜三更的时候,汽车叭叭地响起来,那是又一批犯人被送了进来,犯人进来的时候脸上蒙着黑布,被牵着分到各个牢间。我在99号,这是一个6平方米的斗室,水泥地潮湿冰凉,床离地只有七寸高,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得关节炎和风湿病。

一个水泥的抽水马桶,水管的总开关在外面,如果看守人中认为有必要熏你一下的话,只悄悄地将总开关关上,里面就一滴水也没有。” 

“动辄得咎。看守带着卫兵不论白天黑夜可以随便打开囚室门,用棍子猛打我;或者在三九寒天要我光着脚板在水泥地上罚站,一站就是一个上午,下肢抽筋、发麻……” 

就在秦城监狱,严慰冰巧遇好友孙维世──可惜是只闻其声而未见其人。

孙维世是周恩来的养女、著名的艺术家,她深知江青在上海的底细,延安时期孙维世与江青同台演出话剧《血祭上海》,才气过人的孙维世大压江青的风头。作家黑雁南在《十年动乱》一书中说,江青曾亲口讲过:“青年艺术剧院的孙维世,在延安,她凭着当时的姿色,夺走了我热恋的一个才子。”1968年3月1日,孙维世被莫名送进了秦城监狱。 

那是1967年夏秋之间的一个早上,从严慰冰的隔壁──100号的窗口,忽然传出一曲“女声独唱”。她爬在自己窗口下面一听,是用俄文唱的苏联歌曲《祖国的英雄》。歌唱者是谁呢?难道是外国人不成?严慰冰没听出个究竟。

以后,每天早上或傍晚,这个歌声就会昂然而起。严慰冰懂得一点俄文,也熟悉这支歌曲。有一次,她就用中文和着这歌声一起唱起来。这一下激怒了看守,他用脚梆梆梆地踢门,大叫道:“混帐,不许唱歌!”又冲进囚室,要以“闹监罪”给严慰冰上紧铐,严慰冰只好不唱了。隔壁的歌声却没有哪天中止过。

终于有一天,严慰冰听出来了,那是孙维世的歌声。事情是这样的:这天,发给她们的“饭”是长了白毛、发了霉的窝窝头,“菜”是一勺子看不见菜叶子的汤,泥沙倒有一半之多。严慰冰一看就恶心:这样的东西吃下去非拉肚子不可。

但还不能不吃,若因吃不下去而倒掉饭菜,轻则挨打,重则挨紧铐。严慰冰只好假装吃着,趁看守不注意时,把窝窝头捏碎,塞在床铺下,上厕所时再偷偷扔掉。可是隔壁的歌唱者却不能忍受了,她大声叫喊着:“这不是人吃的,这是喂狗的,给你们,拿去喂狗吧!

”随着喊声,一个窝窝头从她的窗口飞了出来。一听这说话声,严慰冰从头凉到脚──她原来是孙维世呀!严慰冰与孙维世可熟悉了,战争年代从陕西到河北,两人在一个队伍里,一路上边谈边行军,形影不离。现在在秦城监狱,两位知己竟然又成了“邻居”。 

孙维世这一闹,大祸马上从天而降──立即被拖出去毒打。大概是伤势太重,从此严慰冰就再也没听到过她的歌声。过了几天,看守叫严慰冰到隔壁的100号囚室打扫卫生,严慰冰还想:这可是与孙维世见上一面的好机会。可到隔壁一看,办室已空空如也。

100号囚室是隔离间,是牢中牢,安有两道铁门,一道是大铁门,有两三寸厚,门一关上就“哐当”地一响,在空洞的房间里久久回荡,阴森恐怖。第二道铁门是铁栅栏门,自动锁,关起来哗哗作响,没有钥匙谁也别想把门打开。 

这屋里连床也没有,人只能睡在地上,水泥的马桶上没有水管的开关,里面都是大小便:洋灰墙上印着斑斑点点的黑色血迹。孙维世是转移走了,还是死了? 

严慰冰一看这景象,不敢再往下想。后来才知道,那一次孙维世的确是被打死了。 

在严慰冰眼里,囚室如死地,审讯室就比死地更惨酷了。据她回忆,审讯室完全是隔离的。不管里面怎样惨叫,外面是一点动静也听不到。审讯时,主审官先宣布三条纪律:

第一、必须正面回答问题。比如问你是不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你必须回答是,不许说不是。

第二、不许不回答问题。就是不许拒绝回答审判官提出的问题。 

第三、不许做小动作。即不许咳嗽、不许打喷嚏、不许搔痒、不许喝水……

在审讯时,犯人必须首先立正。这种立正的姿势很奇特,两腿不许并拢,要绷得直直的。两臂也要伸得直直的。对于老年人来说,这种姿势是很难做到的,因此不知吃了多少苦头。有时也可以坐一会儿,可是只要有一句话回答得不好,马上又要立正,或者就是拳打脚踢。严慰冰的几颗门牙就是被秦城监狱的打手们打掉的。 

严慰冰记得审讯时的惨象:

“也许是许久没有见阳光,也许是窝窝头、老菜帮子熬汤、臭腌菜……营养太差的缘故,我的头发大把大把地被揪落下来,散落在我的面前。” 

“我挣扎着想把身边的头发拣在手里,伸开十个指头在地上抓。姓张的和那瘦子使劲踩我的手背,他们穿的是军皮鞋。不仅踩还使劲地搓揉。我六个手指的皮肉被搓烂了,鲜血淋淋……” 

拳打脚踢之后,犯人还不能躺下,否则就会说是装死,马上把犯人从地上拖起来往墙上撞,一下、两下、三下……

然后,那鲜血淋漓的手,竟被戴上反手铐。狱吏们以虐为乐,居然称之为“苏秦背剑”。 

陆定一在秦城监狱也曾遭受“苏秦背剑”的刑罚,即一只手绕过脖子伸到背后,另一只手弯到背后,尔后把两只手铐到一起。严慰冰则被反铐了40多天,手不能拿到前面来,吃饭时用口去咬。 

1978年12月,在狱中熬了十多年而不死的严慰冰终于获释,告别了被她称作是“人间地狱”的秦城监狱。出狱时看守还威胁她:“里面的事情不许讲出,谁要讲出去,就让他再进秦城监狱。” 

但这已经吓不倒严慰冰了,于是我们才能得知这样的一段故事。

在秦城,严慰冰见惯了看守张牙舞爪的嘴脸。但个别典狱长反倒比较通达。严慰冰出狱时,典狱长王剑一对她礼遇有加,请她喝香茶,听苏州评弹。并送她一本书,在书的扉页上题字: 

严慰冰同志留念!坚强不屈   王剑一  1978年12月×日 

多年的秦城生涯,给严慰冰留下了难以平复的精神创伤。刚出狱时,她完全不能走路。也不能见亲人和熟人,一见到他们,就控制不住自己的神经,整夜整夜地失眠。听见汽车叫,因为汽车的喇叭声会使她神经反射地想起秦城监狱来新犯人的情形。晚上睡觉时,监狱里的铁门声、开骂声、惨叫声经常在她耳边回响。经过了漫长岁月的休养调整,她的精神状态才逐渐恢复正常。 

严慰冰不仅是夫妻双双被进秦城监狱,几个妹妹也都被株连关进了秦城监狱。时入秦城六年之后,严慰冰才被允许洗澡。她的身上简直长了一层壳。淋浴间是逐个分隔的。当她被押进浴室时,瞥见门口一双塑料拖鞋。她大吃一惊:那不是严昭的拖鞋嘛? 

严昭是严慰冰的二妹,任周恩来的外事秘书。严慰冰入狱之后,虽然渴望与二妹相聚,但从来不曾为二妹担忧。她一直以为二妹还在周恩来身边忙碌呢,做梦也想不到,严昭竟和她在同一天被捕──她在上午,严昭在下午。

在马蹄形的女牢里,严昭被关在52号囚室,与姐姐严慰冰仅仅相距47个囚室,姐妹俩却咫尺天涯。 

严昭曾这样记述她眼中的秦城风景线:秦城白杨噪暮鸦, 西风黄叶何处家;苦怜杜鹃寒风泣,长门遥隔棠棣花。 

在鸽子笼似的水泥囚室里,严昭每天都要正襟危坐在离地仅八寸高的木板床上。看守不许她靠墙。有一回,她以为看守没注意她,就在墙上靠了才一分钟,哪知道仍被发觉,恼怒的看守竟用强力水龙头朝她的床铺喷射,把她的全身连同被子喷了个透湿。正是数九寒天,严昭冻得浑身哆嗦。好不容易熬过五个昼夜,总算用自己的体温烘干了衣被。 

一次次受审,一次次毒打。但面对酷刑,严昭从不屈服。 

通达而乐观的严昭,把自己的铁窗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把床和马桶之外那两个多平方米的空地当作运动场,练习跑步,以至练双腿噼叉。她千方百计要来三厚册《辞源》,花费五年时间读完了这部1650万字的巨著。她注意到装牙粉的小纸袋印着红、绿、黄三色,她就把小纸袋一个个积攒起来,用手撕成花瓣形状,用饭粒贴在墙上,让死灰色的囚室中绽放着红的牡丹、绿的兰花和黄的菊花。

她常常诗兴大发,把心中的思念和愤怒填进诗词,多达千余首。

她甚至为自己的诗词谱曲,写出了《念故乡》、《要是有那么一天》、《常相忆》等二十来支歌曲。尽管狱卒不许她唱歌,她仍然天天唱,唱《囚徒之歌》、《国际歌》、《延安颂》、《在太行山上》……一唱歌狱卒就要打她,但越打她越要唱。 

1975年4月28日,经受9年煎熬的严昭,终于告别了秦城。出狱之际,严昭拿起笔,极为流利地在释放证上签字,还能自如地讲话,使审讯官目瞪口呆──原来,她在狱中天天晚间都要用手指在肚皮上练字,并且常常自问自答。所以说话写字一点不比常人差。 

老四却没有这么幸运。 

老四严平被捕时,丈夫陆永进正在几百公里外的“五七干校”接受“改造”。家里只有三个孩子,最小的4岁,最大的也才12岁。父母双双跌落深渊,12岁的大女儿当起了家。可狠心的造反派后来又把大女儿调到距南京20公里的大厂镇当工人,一个星期才能回一次家。

每次离家之前,大女儿总要为弟妹们做好下一个星期的馒头,然后他们自己拿去央求邻居热一下,将就着咸菜吃,真是如同乞丐。几年过去了,孩子们长得很快,却没有人为他们添置新衣,始终穿着妈妈入狱前添置的衣服。衣服实在太短,露出半尺皮肉。被子也是小时用的,只能曲着身盖。 

老四朝朝暮暮思念着苦命的孩子。每当夜深,总要情不自禁地连声呼喊:“小红啊──牛牛啊──小兰啊──”,喊得无限凄凉。她只有在这样大喊几声之后,才能一边抽泣着,一边慢慢睡去。 

在秦城无端关了8年,老四才被释放。这时,她已经得了精神分裂症。 

老三严梅青也永远失去了健全的身心。她一天到晚坐着冥思苦想:“我13岁就到了延安,在革命队伍里长大,我犯了什么罪?为什么要把我关进秦城监狱?”她被关了9年,因为周恩来的干预而获释,出狱时已经变成了哑巴,不会讲话了。 

花开花落,峰回路转。严家四姊妹后来一一获释。秦城监狱给她们的恐怖记忆,却永远也无法忘却。

严昭出狱之后,为了提醒自己永远牢记秦城之苦,弄了些黄连,用三层纱布包裹,做成一个黄连袋。每周星期天的早上,严昭起床后,便要取出黄连袋,大喊一声:“严昭,你忘了秦城的苦吗?”然后她又大声回答:“不,严昭没有忘!” 言毕,严昭把黄连袋抖几下,让黄连苦末撒进嘴里。这,成了严昭每周星期天必做的“早课”。 

严昭无子无女,丈夫张非垢于1958年病故。周恩来送花圈悼念张非垢时,曾不无爱怜地对严昭说:“老二,你真是红颜薄命哪(严朴是周恩来老部下,交情极深,所以严家几姊妹均奉周恩来为父执,周恩来也视若己出,常常不直呼其名而以“老大”、“老二”……相称)。”严昭出狱后一度独居于北京西城,故而一连做了好几年的“早课”竟无人察觉。 

后来,严慰冰担心老二寂寞,把她请到自己家里住。虽是客居,每逢星期天,老二的“早课”仍照做不误──她把那袋黄连一起带了过来。 

老二做“早课”时,严慰冰要么买菜去了,要么浇花去了,所以最初的几回“早课”,严慰冰一无所知。 

但是,终于有一天,老二的“早课”被严慰冰很偶然地撞见了。

“严昭,你忘了秦城之苦吗?……不,严昭没有忘!” 

严昭说罢,正虔诚地往嘴里撒黄连末,忽地从背后爆发一阵大笑。老二一惊,回头看,原来姐姐就站后面打量她。 两个人靠着阳台栏杆谈了起来。

“老二,你想卧薪尝胆哪?” 

“是的。我要一辈子记住秦城。”

“不过……”严慰冰想了想说:“光记住有什么用呢?一打口号还不如一个行动。” 

从此,严慰冰每天一大早就离开家了。老二以为她是去散步,也不在意,照常做“早课”。

一天,严慰冰“散步”回来,手里拿了个小马扎。

老二大惑不解:“姐,你散步还带马扎?”

严慰冰一脸的神秘:“带个马扎好,走累了,坐着歇歇。” 

一晃,半个月多过去了。半个多月中,严慰冰没“旷”过一次工,天天都是早出晚归。有一天,直到吃中午饭了,她还没回家。老二这才开始担心:她会不会有什么病,需要天天去医院检查,却故意瞒着大家? 

下午,严慰冰终于回来了。一见到严昭,她兴高采烈,竟然照着京剧的台步,在家里踱了起来。老二不明底细,问她:你这是怎么啦?严慰冰忍不住放声大笑,笑够了,才向老二道出原委:她又做了一次“基度山”。

原来,严慰冰的所谓“散步”,是哄家里人的。实际上,这半个多月她一直在搞“侦察”。每天一早她就来到天安门广场东侧的公安部门口,在树阴下放好小马扎,坐在那里,一言不发地仔细打量着每一个到公安部上班的人。

她恨透了秦城监狱那帮打手,特别是其中一个秃顶的家伙。这秃子曾“用那硬烟灰缸专捶我的后脑瓜,好一顿毒打。末了,他使劲把我往墙角推,我被摔出老远,摔倒了。三个门牙被打断了。嘴唇破裂了,满口是鲜血。我把血吐在审讯室地上……” 

严慰冰对此刻骨铭心。但在严昭搬来住之前,她并没有想到要采取什么行动。见到了严昭的“早课”,她怦然心动:光记住有什么用?必须让那些恶棍付出代价。她说干就干,第二天就开始寻找那个打手。不知道打手的名字,没有关系,秦城监狱属于公安部,山不转路转,总有一天他会去公安部办事,就去公安部门口等他。 

严慰冰猜得一点不错,文革终结了,可文革期间残害无辜的打手们并没有都因为文革的终结而受到清算,那个秃子就仍然在秦城监狱上班,偶尔还要在一个月内到公安部去一两次。就在那天去公安部联系工作时,他被火眼金睛的严慰冰盯上了。 

看到秃子那熟悉的身影,严慰冰心中一阵狂喜:半个月的辛苦没有白费,这小子终于给我撞上了。但她仍然不动声色,从从容容地继续守候在大门口,等秃子出来时“复核”一次,免得万一看错了人。

一直等到中午。那小子饭饱酒足之后,慢悠悠地从公安部大楼踱了出来。刚走到大门口,严慰冰出其不意地跑到他面前,大喊一声:“邵名正,你还认得我吗?” 

邵名正吓了一跳,看见面前站的是昔日“专政对象”严慰冰,他完全没有了“专政机器”的凛凛威风,一张麻脸刷地变得煞白。 

严慰冰向公安部负责人反映了秃子助桀为虐的暴行,秃子终于受到了惩罚。正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时间一到,必然要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