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中将罗舜初回忆录:我所接触和认识的林彪(图)

由于准备充分,攻城开始后,我们只用了四个小时就把义县打下来了,全歼守敌一万多人,没有一个漏网。

攻克义县,林彪对我们很满意,他说,这是以最短促的时间,攻歼固守坚固工事之敌的新记录。不仅没有责怪我们改变他原定的野外打援的战术,还和罗荣桓、谭政同志在攻锦州之前进行的战前动员中,号召所有部队学习三纵及五师四小时打下义县、四纵两小时打下兴城、二十七师一个团30分钟打下达子沿,歼敌千余等范例。

在东北那几年,由于环境限制,我和林彪多是通过电报谈兵论战,只有一次例外。那是打下锦州以后,我到总部去汇报战斗情况。

在攻锦作战中,从打外围战到战役结束,三纵都是啃硬骨头啃下来的,一个碉堡接一个碉堡打,冲进城后整条街都是敌人的洋楼工事,部队打得非常艰苦,伤亡一万多人,战斗结束后,半数以上的连队只剩下三五十人,个别连队扛步枪的只剩下几个人。但是部队士气很高,都说补充休整一下还要再打。林彪听了非常高兴。

汇报结束以后,林彪要我留一下。他说:“罗荣桓政委常说你对军事肯钻研,我也这么看。你是军委的老参谋,现在,我要出一道题考一考你。”他指着墙上的地图说:“蒋介石不甘心我们打下锦州,还想夺回锦州,打通关里和关外的联系。

现在,东边是从沈阳出动的廖耀湘的西进兵团十几万人,已经到了黑山,被五纵、十纵顶住了,西边是从葫芦岛登陆的侯镜如兵团八、九个师,被四纵、十一纵挡在塔山。你来回答,我们是迎击东进的侯兵团好呢,还是打西进的廖兵团好?”

听完林彪出的题,我看了看地图,提出了我的想法:葫芦岛至锦州一线地处辽西走廊,山海之间通道比较狭窄,部队多了不易展开,不适合于大兵团作战,而锦州以东地域开阔,便于大部队展开,要我选,就选择打西进兵团。

林彪听完不置可否,他笑了笑说:“给你三天休整时间,回去等候命令。”三天以后,林、罗、刘命令我们立即北上,冲到敌人中心去,插入敌人纵深,配合正在黑山阻敌的十纵,吸引和拖住西进的敌人,以便锦州附近各纵队赶来会战,一举消灭它。

接到命令,部队立即出发,为了节省时间。我们改变常规,三个师齐头并进,宽正面地向敌阵攻击。在炮火的掩护下,一下子就把敌人的防御撕开了口子,向敌人的纵深冲击。突破防线后,前进几十公里,半天未遇到敌人,我们继续前进。

当行进到胡家窝棚时,我们想控制胡家窝棚周围的山地,决心拿下胡家窝棚。一交火,发现敌人火力猛,防守也很有章法。你猛我更猛,不怕他,以猛制猛。打下来之后,才知道这里原来是廖耀湘的兵团指挥部,真是个意外收获。这一下就砸烂了敌人的指挥中枢,敌人失掉了指挥,彻底乱了套,在我各个部队的猛烈打击下,西进兵团很快就被我军全部歼灭,廖耀湘也被我们三纵活捉了。

打掉廖耀湘的兵团部以后,敌机来轰炸,炸弹在我身边爆炸,我被震昏过去,埋进弹坑里,负了伤,失去知觉,一个多星期昏迷不醒。沈阳解放后,我在沈阳治病养伤,林彪,罗荣桓都来看过我,说了一些问候、鼓励的话。

庐山会议后,林彪说:要把罗舜初斗到心服口服为止

建国以后,我参加海军初创工作。因为林彪不分管海军的工作,我和他的接触也就少了。1951年,我听说他身体不好,就到东交民巷他家里去看他。林彪问起我的工作情况,我就直话直说,我本来是不想到海军的,周总理做了半天动员说服工作才来的。到了海军以后,工作不顺心,想走,想到朝鲜去打仗。林彪当时不同意,要我安心在海军工作,说有些问题会解决的。

1959年夏天,我正在哈尔滨出差,接到电话,要我马上回北京开会。回到北京,才知道彭老总在庐山出事了。军委日常工作已经换成林彪主持。彭总这个人爱发脾气,喜欢骂人,说起话来不客气,就是对毛主席也经常抬杠顶撞,这是人所共知的。

我们这些军委机关的小参谋不论在中央苏区,还是长征路上,见过不止一次,都已经习以为常了。所以我对庐山会议的做法有些想不通,在肃清彭、黄影响的军委扩大会上发言揭发不积极,也没有唱高调支持林彪主持军委工作。心想,我在林彪领导下工作那么多年,从来没表过什么态,都是有问题谈问题,该工作就工作。他对我应该是了解的。没想到有人因此提出,我对林彪主持军委工作态度不积极。

林彪在会上提出了一个新的方针,叫导弹为主,特种兵为主。导弹为主好理解,就是武器装备现代化嘛,特种兵为主,也不错,但是海军、空军、炮兵、装甲兵都是特种兵,哪一个排第一,重点发展?如果不明确下来,互相争经费,争第一,也不得了。

我的想法说出来以后,有人反映到林彪那里,说我对“导弹为主,特种兵为主”有怀疑,是对林彪主持军委工作不支持。这下可糟了,本来萧劲光司令已经和我谈话,说我的工作要变动,军委已经决定调我到国防科委去工作,这下去不成了。

林彪说要把我的问题搞清再走,不要把毛病带到新单位去。海军开会让我揭发彭老总,交代和彭的关系,检讨为什么不支持林彪主持军委工作,对林彪的方针有怀疑。我对这些如实作了回答,结果又说我态度不好,又反映到林彪那里去了。

林彪生气了,说对我要斗到心服口服为止。就这样,原定一个星期的会,一下子开了约三个星期。我也弄不清林彪对我哪儿来的那么大的气。后来听说,他因为我没有再去看他,不高兴,说我眼里只有罗荣桓,没有他。最后,我被定为彭、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海军的忠实代理人和积极执行者报了上去,免职送政治学院学习。1965年4月我被分配到国防科委工作,任副主任。

从此以后,我心里就有些怵林彪,后来工作安排和变动,虽然没听说林彪有反对意见,但我心里仍然余悸未消。每当有林彪出现的场合,我都尽量躲在远处,不往前靠,对他是能躲则躲,心里非常紧张,就怕林彪又要和我算老账。

1971年9月中旬的一天,总理把我叫到人民大会堂,他很严肃地告诉我,林彪、叶群和林立果乘飞机外逃,飞机失事,坠毁在温都尔汗,林彪一家三口全摔死了。总理提前向我通报九一三事件,是因为在林立果小舰队劫持的直升机上发现了国防科委的绝密文件,这些文件属中共中央专门委员会内部文件,按规定是不送林彪的。

总理对我说,过去你处境不好,今后要把工作抓起来。他还指示我必须在不对外透露林彪事件的情况下,迅速查明文件是怎么到了林立果一伙手中的。

我当时完全惊呆了,连声说了几遍没想到,我确实没有想到,上了“九大”党章的毛主席的接班人林彪竟然会走上这样一条路。百感交加的我一方面觉得压在心头多年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了。另一方面感慨无限:林彪的一生最后竟是这样一个结局,实在令人难以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