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铸刘少奇 刘少奇怎么死的?刘少奇死后被锁在地下室过道
20日的会议使常委们的心情格外沉重起来。
然而,毛泽东余愠未消。
12月26日,是毛泽东71岁寿辰。汪东兴和江青操办了寿宴,寿宴就摆在中南海毛泽东的住所,请了一些参加会议的领导人吃饭。一共三桌。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夫妇、胡耀邦及陶铸夫妇、李井泉、李雪峰、刘澜涛、宋任穷等。还请了钱学森、陈永贵、董加耕、邢燕子等各界模范人物。毛泽东自己的儿女,一个也没来。小女儿李讷响应号召,下乡未回,大女儿李敏来祝寿,毛泽东硬是不让她参加。
客人们陆续来到。陶铸曾志夫妇、李井泉、李雪峰、刘澜涛、宋任穷等是最早一批来到主席处。不一会,毛泽东走了进来,环视了一下四周,招呼各路“诸侯”,“坐么,大家都坐么。”毛泽东说:“今天是我的生日,过了年就71岁了。我老了,也许不久就要去见马克思,所以今天请大家来吃饭……”
一丝悲凉和伤感,大家无言以对。
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胡耀邦及钱学森、陈永贵、董加耕、邢燕子也陆续来到。
毛泽东提高了嗓门:“今天李敏回来了。我问,你回来干什么?李敏说:给您祝生日,我说:你没资格。因为你不下乡!”
“脱离人民群众,脱离基层生活。官作大了,骄娇之气。拒绝到农村去,城市里生活舒适哟,不出修正主义才见鬼!”毛泽东大声说着,谁都知道,这不是在说李敏。
李富春和蔡畅夫妇来到了。他们与毛泽东是世家友好,关系与众不同。
“富春啊,”毛泽东扭过头来大声地对李富春说:“你们什么事情都不同我讲,啊,什么话都不同我说。现在什么事情我都不知道,你们是搞独立王国,尾巴翘得很高。”
这没头没脑的责备,使李富春先是一怔,接着又笑了一笑,不作解释,只是大口地吸烟。他心里明白,毛泽东不是冲他来的,只是拿他当话由,发泄而已。
大家心里也明白,“搞独立王国”虽然是面对李富春说的,但决不只是批评李富春。
刘少奇、邓小平同样一言不发地大口吸烟。
幸好江青走过来招呼大家入席。钱学森、陈永贵、董加耕、邢燕子被安排在毛泽东的左右,陶铸夫妇和罗瑞卿分在主席这一桌。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胡耀邦及各大区书记及江青本人,则分坐在另外两桌。
这种安排是毛泽东亲自嘱咐的。“大官”们只有陶铸夫妇有与主席坐在一桌的殊荣,表明此时毛泽东对陶铸的信任非同一般。
席间,毛泽东一边喝酒,一边说话,话说得格外多,很多话是“话中有话”,其他人都默不作声。参与者只记得毛泽东大声地赞扬钱学森:“钱学森不要稿费,私事不坐公车,这很好。”钱学森为不久之前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作出了重大贡献。毛泽东并没有提到这件事,只是表扬他不要稿费,私事不坐公车。他这时所关心的是“反修防修”而不是原子弹。
毛泽东大声地批评社教运动中“只靠工作队,搞神秘主义,打击面过宽”的问题。他说:“一个县、一个公社、一个大队,谁更了解那里的情况?只有群众。”说到这里,他伸出胳膊用力地一划:“我是要坐在群众一边的。”
这一划,在党政军领导者与群众之间划出了一条界限,也在毛泽东自己与各级“当权派”之间划了一道界限。当然这是想象中的一道界限。但这一划,确使参加宴会者心里一惊。
曾志回忆说:“那晚丝毫没有寿宴的气氛,个个都紧张而困惑,主席这是怎么了?室内一点声音都没有,安静的瘆人,只听主席一个人在那里嘻笑斥责,根本不敢去作任何的猜想。陶铸后来说:‘我们那时哪敢往少奇身上想啊!’不幸的是,主席矛头所指,恰恰就是少奇。”
12月28日,毛泽东又来到会场。他带来两本书放在桌子上,一本是《党章》,一本是《宪法》。然后发言。再次提出社教运动的性质问题。他还联系到1962年的“包产到户”和“单干风”,说:“要搞阶级斗争,要搞社会主义,不要搞那个资本主义”。毛泽东说:“请你们回去也找《党章》和《宪法》看一下,那是讲民主自由的。不要犯法呀,自己通过的,又不遵守。”
毛接着说:“我们这些人算不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如果算的话,那么有没有言论自由?准不准许我们和你们讲几句话?”
毛泽东说:“我是党员,我是公民,你们一个不让我参加党的会议,违反党章,一个不让我发言,违反宪法。”“据我看,我们这个党至少有两派,一个社会主义派,一个资本主义派。”
毛泽东讲这些话,许多人摸不着头脑,不知指谁。刘少奇、邓小平沉默不语。会场的空气近乎凝固了,瘆人的寂静。
撤销“17条”,制定“23条”
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分歧,在会外很少人知道。但各省市也感觉得到一些迹象。因为刚发到手的“17条”突然又接到通知收回销毁。
原来在会议前半段,由刘少奇主持起草了一个关于社教运动的文件,内容比较简单,只16条。根据会上讨论意见,又反复修改为17条。12月24日和27日,毛泽东批示“照办”、“照发”。12月28日,由彭真批转,以中央811号文件发出。
“17条”根据毛泽东12月20日讲话,已经加进了关于运动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和“重点整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包括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当权派”的提法。
文件发出后,12月30日,毛泽东又授意陈伯达在“17条”关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一段话中作了如下修改:“这些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在幕后的,有在下面的,有在上面的。在下面的,有已经划了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也有漏划了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
12月31日,毛泽东批示:“照改的第二页倒数三行文字,重印。请少奇同志阅后交机要室办。这是伯达同志建议的,我同意。如你也同意,则请交办。”经刘少奇同意,中央办公厅发文“停止执行”中央811号文件。说这个文件“中央尚在修改中,请停止下发,并自行销毁。”
毛泽东的三大政治秘书,胡乔木在养病,田家英已被冷落,只剩下陈伯达。陈伯达在政治旋涡中善于投机,随时准备把法码投向优胜者一方。1964年,他曾对刘少奇表现得很尊重。“桃园经验”的推广下发,让刘少奇挂帅,统管农村“四清”和城市“五反”,都是他积极建议的。
然而,当看到毛泽东对刘少奇不满,陈伯达迅速调整情绪,紧跟毛泽东。他12月27日会上的发言,顺着毛的话,从“理论”上批评刘少奇的两个提法。他说:“所谓清不清,历代就有这个问题,不能说明矛盾的性质;国民党也说有党内外矛盾的交叉,因而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交叉也不能概括矛盾的性质。所以主席的概括是正确的,性质不清楚,就会迷失方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