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
本书首论顾颉刚的学术造诣、影响和品格,次及他的育才之方,主要讲述了顾颉刚和他的五大杰出弟子——何定生、谭其襄、童叔业、杨向奎、刘起釪——之间的关系,五大弟子都曾紧紧追随顾颉刚,但又都因各种的原因与顾颉刚在学术上产生分歧甚至分道扬镳,师生之间的分分合合,其原因除个人心性、气质上相异之外,社会环境的影响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是1949年之后的各类政治运动,对人们心灵的扭曲,在顾颉刚与童叔业一章里,表现得淋漓尽致。
作者简介/《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 编辑
王学典,山东滕州人。1979年9月考入山东大学历史系;1986年7月该系史学理论专业研究生毕业,获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1996年晋升为教授。曾任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院长。2006年调任《文史哲》杂志主编,兼任中国史学理论研究会副会长。
主要致力于历史哲学和史学理论研究、中国现代学术文化史研究,尤长于中国现当代史学思想及史学思潮研究。 已出版《历史主义思潮的历史命运》、《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翦伯赞学术思想评传》、《20世纪中国史学评论》等多部专业学术著作。
写作背景/《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 编辑
胡适曾经俏皮地说过,历史如同“实在”一样,是一个百依百顺、任人装扮的小姑娘。这样说当然有些夸大其辞,但却形象地道出了历史的不确定性质。历史的确不像砖头一样具有固定形状,它永远不停地被改写、重写。学术史是“历史”的一部分,当然也具有“历史”的不确定性质。近几十年来,民国时期的学术地图不断被改绘,在不同的学派手里,这张学术地图的边界也不同,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民国时期学术地图绘制中的最大问题,是如何确定唯物史观派与史料考订派所占比例。最先起来绘制民国学术地图的是顾颉刚,他在1945年主编出版的《当代中国史学》一书认为,鸦片战争以来的史学史就是史料考订的历史,所以,史料考订派在这张地图中应占据绝大部分版面,而唯物史观派则只能占有一个很不起眼的角落:除了肯定了郭沫若外,其他唯物史观派学人没有进入著者的视野,有的章节甚至把唯物史观派看做是“宣传家”而非“学问家”。
整整40年后的1985年,唯物史观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的尹达主编出版了《中国史学发展史》一书,在这本书里,民国时期的学术地图被重新绘制,唯物史观派几乎笼罩全图,史料考订派所占比例则被大大缩小:郭沫若史学设专章评述,傅斯年的名字仅一笔带过,陈寅恪、陈垣与吕思勉、邓之诚等被挤在“资产阶级史学中的爱国和进步倾向”一节里,顾颉刚及其学派被保留了一个专节。
进入1990年代,民国学术地图绘制中的最大问题已经转换为史料考订派内部史家的相对地位如何确定的问题,换句话说,是史料考订派这座梁山上的各路英雄如何排座次的问题。不少人认为,史界二陈陈寅恪、陈垣应居中心地位,而陈寅恪则为“龙头老大”、现代史学的第一人。
另有人提出,这些“学术诸侯”应划为两路:一路为开风气创学派者:梁启超、胡适、顾颉刚;另一路为社会影响小而学术影响大的实力派者:王国维、陈寅恪、陈垣。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依笔者浅见,不论民国学术地图如何绘制,都不应缺少或缩小顾颉刚及“古史辨派”所占比例。上古史专家、考古学家徐旭生(炳昶)1960年曾绘制过一幅民国学术地图:自蔡元培1917年执掌北京大学起迄1949年止,“疑古学派几乎笼罩了全中国的历史界……当日在各大学中的势力几乎全为疑古学派所把持”。
这幅图景当然很难说确切,但是,虽不中亦不远。学术史资料显示,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至新中国建立,学术界,特别是史学界,真正创立了一个学派、扭转了一时学术风气的,可以说除胡适、顾颉刚外再无他人。
在民国时期的史学界,事实上长期坐第一把交椅的是顾颉刚,这有大量资料佐证。顾颉刚不但以古史名世,更以善于识拔、奖掖、培养青年学人蜚声士林。
顾颉刚本人是胡适的门生,他自己又带出了一大帮弟子,这帮弟子遍布学界,且又各自带出了自己的学生,支撑着当今的史坛。这就是现代学术的薪火相传。在培养学术传人方面,顾颉刚可以说前有章太炎、胡适,后无来者。这一点将构成民国学术史上不可或缺的一章。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