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建明作品 作协副主席何建明:作家们在大时代没有大作品
从1978年的《湘西探险记》到上世纪90年代引起广泛影响的《共和国告急》《落泪是金》,再到新世纪的《中国高考报告》《根本利益》《国家行动》《部长与国家》,以及前不久轰动一时的《奠基者》,作家何建明三十年如一日地保持他的文学奔跑状态。
中国作家协会七届五次全国委员会正在重庆召开,何建明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昨天,何建明接受采访时表示,现在缺少大作品、大作家,根本原因是作家们过着一种贵族式生活,养尊处优,只凭上上网、看看电视,过着别人的二手生活,甚至三手生活,写出来的东西不真实。
>>为官之道
多扶持青年作家创作
对于当选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何建明表示,作协副主席是一个职务,但同时还有另一个诠释,即你达到了一个高度,但你同时必须承担这个高度的责任和使命。“换句话说,你身至这个高度却不能牢牢站住,那么终究有一天你会从这个高度滑下去,直至消失得无影无踪。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还可以这样理解:这个高度可能是一件好事,或许完全相反。”何建明表示,身处这个位置,他会心系作家,多为作家维权、谋福利,尤其会多扶持青年作家的创作,“在其位就要谋其政,既然当官就要为民做实事。”
何建明表示,作为作家协会的领导,尤其是那些作家出身的人,在承担组织、领导岗位工作的同时,一定要写出好的作品,才能对得起这个位置,对得起全国的作家。“单靠夸夸其谈显然是没有用的。我坚决不能离开写作。写作是我人生的支撑点,我决不能放弃。
”何建明说,担任作协副主席后,他可以预料到的是,创作时间肯定是越来越不够用,“但是从一个创作者的角度来说,担任作协领导可以让我站在更高的平台上去看文学现象和社会现象,使我在创作过程中能更加成熟地考虑一些问题。”
大时代没产生大作品
站在中国作家协会层面,回顾与梳理近些年来的文学创作,何建明认为,尽管这些年来文学作品种类很多,也涌现出了不少新锐作家,但提供给读者的精良作品并不多,甚至是很少,跟繁荣的经济发展和这个恢弘的大时代很不匹配。“我们没有大作品,包括我自己在内。”
何建明分析认为,现在大部分作家没有很好地深入生活,对生活的认知和感受都不到位,只能玩点技巧,或远离自己生活的内容,凭空写些历史题材;或者写他老家那点儿生活经验;或者道听途说一些故事进行编造。“这跟我们时代对文学的要求格格不入,为什么我们呼唤大作品出不来,大作家也不出来,这是根本性的原因。
”在何建明看来,现在的作家们过的都是一种贵族式生活,成名以后不愿意吃苦,个个养尊处优,只凭上上网、看看电视,过着别人过过的二手生活,甚至三手生活。生活状态不到位,情感自然就到位不了,更不要提作品到位了。“现在为什么职场小说热?尽管文字功底很差,但人家写的东西是真实的东西。”
在何建明看来,真正的作家就该多写好作品,“其他的都不是我们的擅长,我们可以期待公众原谅我们在其他方面的幼稚、弱势甚至是狂妄自大或天真无知,却不能原谅自己拿不出好作品贡献给读者和社会。”
>>创作之道
对国家人民饱含深情
在长达30年的写作历程中,何建明创作了40余部作品。他为“两弹一星”、三峡工程等十几个国家重点工程作过记录,为华西村的吴仁宝、纪委书记梁雨润、科学家钱学森等40多人写过作品。
谈到这些年的创作动力,何建明说,他经常考量自己是不是一个好作家,“如果是为了混日子,或者是为了想出名,你在某一段时间内就可能做到。真正的作家,应该有悲悯情怀,对国家、对民族应该有强烈的感情,对时代、对社会有一种责任感。
即使身处要位,或富为富豪,他同样也可以写出好作品。这就是他的命,或者是他血脉中流淌的文化人的基因使然。这种作家不用人鼓励他,不要人告诉他该干什么、不干什么,他自己知道应该干什么,至少我自己认为我知道这个。写作是我的宿命,我这一辈子也只能干这个了。”
同时,何建明还表示,一个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首先得有政治家的素质、思想家的头脑,其次要有社会学家的眼光、文学家的才情。“我写作有两个出发点非常清楚:第一,我反映的主题是否跟时代、跟国家、跟党提倡的东西一致,第二我会考虑写的东西读者、老百姓是否爱看、关心,抓住这两点我认为就是很好了。”
>>出版之道
披沙拣金寻找好作品
除了新任的作协副主席外,何建明还身兼中国作家出版集团管委会主任、作家出版社社长等职。对于作家出版社的出版理念,何建明将其总结为“为作家出书、出作家好书、向读者奉献最好的书”。他说,其中,出作家好书这一根本理念是不能动摇的。“一年之中有千余部小说诞生,我们要披沙拣金把最好的作品找出来。抓住了这个点,无往而不胜。”
高版税意味着高风险
对于那些曾在作家出版社出版作品的作家,何建明心存感激,他同时也热爱着这些作家,“我既喜欢贾平凹、莫言,包括王安忆这样的遵循传统的作家,也喜欢像海岩、崔曼莉这样与时代、消费文化比较紧密的作家,我同时也喜欢像尹建莉(《好妈妈胜过好老师》作者)那样心系老百姓的作家。
总之那些能满足市场和读者需求的作者,我都是喜欢的。”对于眼下出版市场以高版税策略取胜的招数,何建明不以为然,他认为高版税带来的后果是高风险,靠出版社品牌与和作家之间建立的信任机制才是常胜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