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暂停“婴儿安全岛” 中国弃婴保护事业遭遇波折? 王凯蒂家庭背景

(中国网事)广州暂停“婴儿安全岛” 中国弃婴保护事业遭遇波折?

新华网广州3月18日新媒体专电(“中国网事”记者赖雨晨 陈寂)广州市福利部门16日宣布暂停该市仅试点了不到50天的“婴儿安全岛”,这也是截至目前该项工作在全国范围内遇到的最大波折。

从两年多前开始试点至今,关于弃婴岛是“默许弃婴”还是“人道救助”的争论从未止息。而广州试点的暂停,应当促使政策制定者对弃婴保护工作进行阶段性反思,并加快其他配套政策的研究和出台。

弃婴岛到底存不存在默许弃婴?

根据广州市社会福利院16日公布的数字,在不到50天的试点期间,该院“婴儿安全岛”共接收弃婴262名。由于福利院的床位、人手、隔离设施均已无法满足弃婴数量快速增长的需求,广州暂时停止了弃婴岛试点。

这组惊人的数字也让那个一直萦绕不去的疑问在人们脑海中重现——“婴儿安全岛”到底会不会默许、甚至鼓励弃婴行为?

事实上,早在2011年6月河北省石家庄市福利院在全国率先展开弃婴岛试点时,就已经引起了一些争议。及至2013年7月,民政部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在石家庄经验的基础上,根据实际情况开展试点工作,得到多地积极响应,也引发了全国范围的大争论。

在这一点上,社会福利机构、民间组织、民政部门和专家学者的观点基本一致,认为弃婴岛试点的初衷并不是鼓励弃婴,而是在弃婴行为客观存在的情况下改变其结果、提高婴儿存活率。但是,初衷与实际效果并不总是一致。

“我相信没有任何人愿意看到弃婴增加,但是政府部门要意识到,他们的政策也有可能向外界释放错误的信号。”儿童保护和儿童福利政策专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尚晓媛说,“既然是试点,就有可能出现意想不到的结果,政府部门也需要反思。”

尽管广州、南京两个大城市的弃婴数量在“婴儿安全岛”试点后有明显增加,但从全国整体情况来看,绝大部分试点城市的弃婴数量并没有显著变化。弃婴岛是否默许弃婴,也无法一概而论。

社会保障和社会政策专家、南开大学社会建设与管理研究院院长关信平指出,弃婴行为毫无疑问是违反法律和道德的,母婴网 ,但在无法阻止的情况下,秘密弃婴的危害比送到福利机构更大。“在我们还无法完全控制弃婴的时候,只能想办法去降低它的危害,但这只能是一种面临两难选择的不得已的办法,而不是长久的好办法。”他说。

而针对国内弃婴岛普遍不设置视频监控、不要求父母留下信息的做法,广州市社会福利院院长徐久表示,也是以保护弃婴的生命权益作为第一考量。

“弃婴岛有摄像头,父母就可能把孩子放在别的地方,暴露在更多的危险之中,使他们弱小的生命无法保障。”徐久说,“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规定,关于儿童的一切行动,不论是由公私社会福利机构、法院、行政当局或立法机构执行,均应以儿童的最大利益为首要考虑。”

打击违法弃婴 执法为何难从严?

阿玲的丈夫陈某,是广州弃婴岛试点期间,唯一一个因涉嫌违法弃婴而被警方拘留的家长,目前仍在刑事拘留中。他们一家的故事非常典型,也折射了从严执法的现实困境。

28岁的阿玲来自广东汕头,她的女儿今年2月22日出生,被诊断患有食管、气管畸形,腭裂,心肌损害,头颅血肿和新生儿肺炎,会诊的医生认为,孩子很难救活。

2月23日,阿玲和丈夫为女儿办理了出院手续,由丈夫把孩子送往广州市福利院的“婴儿安全岛”。当天中午,福利院工作人员发现阿玲的孩子时婴儿已经死亡,随即报警处理,陈某因涉嫌恶意遗弃婴儿被警方刑拘。

“我们做错了,但当时我们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阿玲在接受新华社记者电话采访时说,“我们把孩子抱过去的时候,孩子还是有呼吸的。孩子是身上的肉,我以前流产过,孩子出生我们多高兴啊。”

为阿玲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任雅煊认为,阿玲一家觉得无论医学上还是经济上,都没有办法救活孩子,也没有途径去联系救助机构,所以才把弃婴岛当作唯一的选择。

和阿玲的孩子一样,广州市福利院接收的262名弃婴全部患有不同程度的疾病,仅脑性瘫痪就高达110例,还有39例唐氏综合症(先天愚型)和32例先天性心脏病。恶性疾病和残疾已经取代逃避计划生育、重男轻女等因素,成了婴儿遭弃最主要的原因。

而长期从事大病救助的儿童希望基金会社工罗典,更是见过无数这样困境中的家庭。“假设这个爸爸给孩子办理了出院之后什么都不做,让孩子死在自己手上,再送到医院去抢救、宣布抢救无效,那他不用承担任何的法律责任,就是孩子病死了。”罗典说,“可能恰恰是因为他想要救这个孩子、送到弃婴岛去,反而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罗典认为,打击违法弃婴应当有所区分,对于贩卖婴儿、有组织弃婴必须执法从严、绝不手软;但对于那些深陷绝境走投无路的父母,还是应该综合考量实际情况,在予以惩戒的同时也为他们提供必要的救助。

“否则的话,可能弃婴现象能够遏制住,但是这些婴儿的生命也无法挽回了。”她说。

救救孩子、帮帮父母

并不是弃婴岛制造了问题,而是弃婴岛让尖锐的问题完全暴露了出来。

在广州、南京等地重病和残疾弃婴数量激增的现象,凸显出我国儿童大病救助和婚检、孕检等工作的缺失,应当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儿童希望基金会创始人张雯认为,弃婴岛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工作,而仅仅是保护婴儿生命权益的一个环节,它在试点阶段出现了问题,恰恰说明与其他环节的衔接和相互作用仍不够紧密。

社工罗典认为,婴儿保护的前端应该延伸到对父母的产前教育。“父母责任应该要纳入国民教育,从青春期就开始,在学校和社区都可以做。”她说。

徐久则强调,做好婚检、孕检工作是从源头上减少弃婴行为最有效的手段之一:“现在相当大比例弃婴所患的疾病与遗传因素有关,而医学水平已经能够将绝大多数常见、多发遗传病在孕期检出,地方一方面要落实免费孕检,并且覆盖到流动人口,另外一方面要加大宣传力度,让群众知道有免费孕检的政策,预防和减少病残婴儿出生。”

在呼吁政府完善儿童大病救助的同时,一些专家和民间机构也呼吁社会将更多的关爱和支持投向重病、残疾儿童的父母。

“除了为孩子提供免费的治疗和康复,我们还应该给父母一些辅导、培训,要给他们更多心理上的支持。”关信平说,“帮助孩子最好的方法是支持他们的家庭,只有提高父母的认识和能力,才能让孩子得到更好的照料、免于社会的歧视。”

张雯建议,政府应当引入更多的民间资源,在社区等前沿地带就设立康复救助体系,让困境中的家庭和父母多一些求助的渠道。“我们非常愿意帮助这些孩子和他们的父母,身后还有大量爱心的志愿团队,但就是不知道他们在哪里。如果能够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好。”她说。

广州市民政局社会福利处处长叶芬16日还向记者表示,针对弃婴大多数患有脑瘫、先天性心脏病、唇腭裂三种疾病的情况,该局已决定在近期联合广州市残联开展摸查工作,研究实施资助这三类具有手术适应症的本市户籍患儿进行手术康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