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图片 蔡元培:是大师是完人也是一头真虎(图)
古今中外,成功者甚多,我们不难从中遴选出自己推崇的对象,但若将某人推崇为大师、完人,这肯定是一件容易离谱的事情。在现代中国,除了北大老校长蔡元培先生,还有谁能无愧此誉?这并非笔者私见,而是蔡元培同时代众多学人的共识。
从晚清翰林到彻底的革命党
毛子水在《对于蔡元培的一些回忆》中讲到一件趣事。
某次,北大名流雅集,钱玄同冒失地问道:“蔡先生,前清考翰林,都要字写得很好的才能考中,先生的字写得这样蹩脚,怎样能够考得翰林?”蔡先生不慌不忙,笑嘻嘻地回答说:“我也不知道,大概那时正风行黄山谷字体的缘故吧!”黄山谷即北宋文学家和书法家黄庭坚,他的字体不循常轨,张扬个性,如铁干铜枝,似高峰奇石,以刚劲奇崛著称。蔡元培的急中生智既见出他的涵养,也见出他的幽默,满座闻之,皆忍俊不禁。
教育家马相伯回忆,1901年蔡元培担任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期间,曾与张元济、汪康年一道拜他为师,学习拉丁文。每天早晨,蔡元培从徐家汇步行四五里路到土山湾马相伯家上课。由于求学心切,头一次,蔡元培去得太早,5点多钟,天边刚有一丝曙色,他在楼下低声呼唤“相伯,相伯”。
马相伯感到惊奇,大清早的,谁来喊魂?打开窗子望去,来人是蔡元培。马相伯名士派头足,急忙摇手,对蔡元培说:“太早了,太早了,八九点钟再来吧!”虽然有点败兴,蔡元培并没有感到不悦,三个钟头后,他又回来了。这一年,蔡元培34岁,仍有程门立雪的虔诚劲头。
蔡元培一生的座右铭为“学不厌,教不倦”。他三度旅欧,精研西方哲学,在巴黎访晤过居里夫人,在德国访晤过爱因斯坦,两次高峰对话使他受益良多。嗣后,他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张,乃是积学深思所致,绝非异想天开。终其一生,蔡元培对学问抱持浓厚的兴趣,对教育怀有炽热的感情,虽历经世乱,屡遭挫折,却不曾泄气灰心。
戊戌变法时期,王照、张元济劝导康有为以开办教育、培植人才为先鞭,以维新变法为后图,康氏则认为:强敌虎视鹰瞵于外,清廷河决鱼烂于内,譬若老房子着火,纵有观音大士千手千眼为助,犹恐扑救无暇,王、张之议缓不济急,只好暂且作罢。
无独有偶,辛亥革命前,严复在英伦邂逅孙中山,严开出的药方也是“为今之计,唯急从教育上着手”,孙中山略有迟疑,以“俟河之清,人寿几何”一语作答——他认为,在清王朝旧体制的框架下,教育犹如被巨石镇压着的笋尖,是无法舒展身子骨的。
当初,康有为、梁启超倡导变法维新,炙手可热,蔡元培却冷眼旁观,并不睇好康、梁的“小臣架空术”。蔡元培料定康、梁所主持的四不像的变法维新和君主立宪必定一败涂地。蔡向往民主政治,主张教育救国,放着好好的翰林不做,弃官南下,回家乡绍兴办学堂,到上海南洋公学特班任总教习,与叶瀚等人发起成立中国教育会,组织爱国学社,创办爱国女学。
但他很快就发现此路不通,唯有以革命的手段刷新政治,才能使教育获得一线生机。于是,他参加杨笃生领导的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与陶成章等人秘密创立光复会,出任中国同盟会上海分会会长。
自唐代迄于清代,1200多年,翰林何其多,但主动参加革命党,去革封建王朝之命的,除了蔡元培,数不出第二人。
蔡元培《我在教育界的经验》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自三十六岁以后,我已决意参加革命工作。觉得革命只有两途:一是暴动,一是暗杀。在爱国学社中竭力助成军事训练,算是预备下暴力的种子;又以暗杀于女子更为相宜,于爱国女学,预备下暗杀的种子。
”然而,与同时代的革命党人相比,蔡元培的主张无疑是相对温和的。当民族革命被推向最高潮时,“誓杀尽鞑虏,流血满地球”的激烈言论是主旋律。邹容的《革命军》痛恨满族人。蔡元培在《苏报》上发表《释仇满》一文,却给民族革命作了降调处理。
他的言论更能服人,也更能安心:“满人之血统久已与汉族混合,其语言及文字,亦已为汉语汉文所淘汰。所可为满人标识者,惟其世袭爵位及不营实业而坐食之特权耳。苟满人自觉,能放弃其特权,则汉人决无仇杀满人之必要。”革命通常是流血的代名词,革命者保持冷静的理智,实为难上加难。
放手一搏:蔡元培决心改造北大
1912年3月,蔡元培加入民国政府唐绍仪内阁,出长教育部。他与教育部次长范源濂既是搭档,也是朋友。关于教育,两人的观点可谓相反相成。范源濂认为:小学没办好,怎么能有好中学?中学没办好,怎么能有好大学?所以当前教育的重中之重是先整顿小学。
蔡元培则认为:没有好大学,中学师资从哪里来?没有好中学,小学师资从哪里来?所以当前教育的重中之重是要整顿大学。几番辩难之后,两人协调了意见:从小学、中学到大学,教育部都须费大力气下大工夫去整顿。
1916年12月,北洋政府教育部任命蔡元培为北大校长。蔡元培刚从海外归来,风尘仆仆,到上海后,许多朋友都劝他不要率尔衔命:北大腐败透顶,烂到流脓,他若就职,恐怕整顿不力,清誉反受其累。但也有几位朋友鼓励蔡元培放手一搏,用手术刀割治这个艳若桃李的烂疮,给中国教育开创前所未有的新局,纵然败北,尽心也可无憾。
蔡元培是具有强烈使命感的人,他选择了锐意进取,而不是临阵脱逃。1917年1月4日,他到北大视事,着手收拾这个令人掩鼻的烂摊子。
北大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与其称之为大学,还不如称之为官僚养成所。活动能力强的学生,上乘的做法是猎官,组织同乡会等借以接近学校当局,毕业后即稳得升官的阶梯;下乘的做法是钻营,用嫖娼、赌钱、捧名角来结交社会上的实力人物,以之为借重的资本。乌烟瘴气和歪风邪气很盛,唯独研究学问的风气荡然无存。
蔡元培迅即发出呼吁:“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他说:“自今以后,须负极重大之责任,使大学为全国文化之中心,立千百年之大计。”为矫正学风,蔡元培从消极和积极两方面入手:发起组织进德会,发表《进德会旨趣书》,会员必须恪守不嫖、不赌、不纳妾的基本戒条(另有“不做官吏、不做议员、不饮酒、不食肉、不吸烟”五条选认戒);设立评议会,实行教授治校;组织各类学会、研究会,如新闻学会、戏剧讨论会、书法研究会、画法研究会等,使学生养成研究的兴趣;助成消费公社、学生银行、平民学校、平民讲演团与《新潮》等杂志。
在蔡元培的心目中,“所谓大学者,非仅为多数学生按时授课,造成一毕业生之资格而已也,实以是为共同研究学术之机关”,因此大学理应是“囊括大典,网罗众家”的学府,遵循“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自然法则。
他打过一个极具说服力的譬喻:人的器官有左右,呼吸有出入,骨肉有刚柔,它们相反而相成。蔡元培决意改造北大,并非打碎另做,推倒重来,凡饱学鸿儒皆得以保留教职,更在国内延聘名师,不问派别,不问师从,但求其术有专攻,学有专长。
至于不合格的教员,他坚决黜退,不管对方是什么来头,有什么靠山。一名法国教员被黜退后,曾四处扬言要控告蔡元培。一位被黜退的英国教员更加神通广大,居然搬出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这尊洋菩萨来谈判,蔡元培不肯妥协。事后,朱尔典怒气冲冲地叫嚣:“蔡元培是不要再做校长的了!”
学术乃天下之公器,百虑一致,殊途同归,蔡元培不持门户之见,唯致力将北大改造成为中国的学术渊薮。蔡元培的改革理念和举措,最令人称道的便是“学术自由”和“兼容并包”。
以党见和政见论,王宠惠信奉三民主义,李大钊、陈独秀信奉共产主义,李石曾信奉无政府主义,辜鸿铭憧憬君主立宪;以文学派别论,胡适、钱玄同、吴虞等人倡导新文学,刘师培、黄侃等人坚持旧文学。特别是“性博士”张竞生,被封建卫道士辱骂为“四大文妖”之一。
他在北大讲“美的人生观”,在校外出版《性史》,竭力提倡“情人制”、“外婚制”和“新女性中心论”。
在半封闭半蒙昧的中国,张竞生的言论绝对算得上耸人听闻,惊世骇俗,也只有在蔡元培的保护伞下,他才不会被大众的唾沫淹死。
当年,可以这么说:中国有多少党派,北大师生中就有多少党派;有多少学派,北大师生中就有多少学派。办大学,兼容并包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弄得好固然可以形成“酒窖”,弄不好呢?就会形成“粪沼”。蔡元培对于中西文化择善而从,对于各类人才兼收并蓄,使之商量旧学,邃密新知,和平共存,不相妨害。他的态度绝无偏袒,他的器局皆可涵盖,处事公平,无适无莫,大家自然心服口服。
世事无绝对,在北大,阋墙和摩擦总还是有的,而这些响动多半与辜鸿铭和章太炎的大弟子黄侃有关。辜鸿铭对胡适很不买账,认为胡适治哲学史,既不懂德文,又不懂拉丁文,简直是画虎成猫,误人子弟。黄侃也瞧不起洋味十足的胡适,但他对章氏旧同门诋诃更多,骂他们曲学阿世。
于是众人暗地里戏称蔡元培为“世”,往校长室去竟谑之为“阿世去”。黄侃上课,骂师弟钱玄同有辱师门,骂得相当刺耳,两人教室毗邻,字字句句都听得清清楚楚,学生不免偷笑,而钱玄同若无其事。
陈独秀在《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中称赞道:“这样容纳异己的雅量,尊重学术自由思想的卓见,在习于专制、好同恶异的东方人中实所罕有。”陈独秀尤其应该感谢蔡元培对他的爱护和包容。这位为科学与民主鼓与呼的急先锋,圭角毕露,锋芒侵人。
他放浪形骸,不检细行,不拘琐德,往往予敌对者以攻讦的口实。陈独秀去八大胡同消遣,甚至遭到过妓女的控告,被警局传讯,经小报大肆渲染而成为轰动社会的丑闻。尽管陈独秀运笔如枪,但若没有蔡元培为他屡次三番解围,攻击者驱逐他出北大的愿望岂会落空?蔡元培是北大进德会的模范会员,“不嫖,不赌,不纳妾”这三条,他绝对遵守,但他并不以道德完善的标尺去苛求他人,这非常不易。
蔡元培爱护陈独秀,因为后者是难得的人才,其言论主张值得同意和同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