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充和美国岁月 张充和谈美国岁月【2】
一九四九年一月,张充和与她的美国夫婿傅汉思,在上海港上了“戈顿将军号”海轮,前往美国,开始翻开她多彩人生的新的一页。 “刚到美国的时候,因为汉思父母家在斯坦福,我们在他家住了一阵子,后来汉思在伯克莱大学找到事情做,我们就在附近的伯克莱安居。”
张先生在沙发上换了一个坐姿——老人从来都是坐姿端庄、仪容端整的,向我娓娓道来—— “汉思的博士念的是诺曼斯语研究,可是回到美国他就不想再做诺曼斯语了,他想转向中文。赵元任他们那时候正在伯克莱,也很鼓励他。
可是你知道,他已经有一个Ph.D了,要转一个专业方向,没那么容易啊。”老人眯缝着眼睛,好似回到了那一段筚路蓝缕的岁月,“那时候我们生活很穷,没什么钱。汉思在伯克莱一直是做part-time(兼职),他的工作也不属于中文系,有时教教中国历史,有时编编刊物——编一本叫《中国史译丛》的刊物,从一九四九到一九五九,整整十年,汉思都没有一份full-time(全职)的工作。
”“我那时候在伯克莱的图书馆做事,倒是有一份全职的工作。
我知道他就卡在一个与中文有关的学位上,就说:‘我做事吧,你再去读一个中文的Ph. D!’”老人的语气变得短促、坚定,让人想起这位“张家四小姐”因为自小离家而养成的那种独立、执著、自助自强的个性。
“我在伯克莱图书馆,做了八年全职的图书馆员。汉思后来申请上了哈佛的中文博士课程。一九五九年,汉思在斯坦福拿到第一份正式的教中国文学的教职,我们便在斯坦福待了两年。那两年我就不做事了,孩子还小,需要照顾,我总算可以松一口气了。
“你的两个孩子……”我正要开口询问,老人接过了话头,“我们两个孩子都是抱养的。男孩子在伯克莱的时候抱过来,那时才刚出生,今年整五十了。到了斯坦福再抱养了一个,是女孩……”
老人忽然沉默了下来。我知道,在美国,照料孩子,一般是请不起保姆阿姨的。这位从小就在“干干”(奶妈)和保姆怀里长大的“张家四小姐”,在异国异域与夫婿一起白手起家,抚育教养一对儿女,其间经历了何等的艰辛,老人却没有多言。
“汉思是一九六一年到的耶鲁。耶鲁一开始给他的就是副教授的职位,我们的日子就这样安定下来了。我在耶鲁又恢复了做事,一直在他们的美术系part-time(兼职)教书,主要教中国书法,一直做到七十岁退休。”
“在耶鲁这些年,我有两位很要好的朋友。一位是安娜,她是早年从台湾来的中国人,学中文的,会昆曲,她的老师就是我从前老师的学生。她的笛子吹得很好。这些年我唱昆曲,都是她给我吹笛子伴奏。她一直在联合国中文部做事,现在也有七十多岁了,退休好几年了。
另一位是咪咪(Mimi),她是美国人,原来在耶鲁博物馆做事,后来去了西雅图,做了比尔·盖茨的继母。”我大吃一惊:“你说的比尔·盖茨,就是那位建立计算机微软王国的全球首富——比尔·盖茨么?”“对的,”老人笑着点头,“我认识咪咪的时候她还是汉思的学生,跟我学书法,学草书,她后来留在耶鲁做事,做了东亚艺术博物馆的馆长。
她人非常好,在这边离婚后一个人带着孩子,很不容易,我一直给她帮忙。后来她到西雅图博物馆去了,在那边认识的比尔·盖茨的父亲。去年,我在西雅图办的那个‘古色今香’的展览,就是咪咪请我去,并亲自操办张罗的。我在那里,也见到了比尔·盖茨。”
没想到,一生与中国现代史中各种精彩人物有着广泛联系的张充和老人,在她的耶鲁岁月里,也与比尔·盖茨这样一位改变了当代世界历史的精彩人物,发生着如此间接却紧密的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