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业无敌 究竟是谁害死了杨业?读苏辙《过杨无敌庙》有感
北京密云古北口,向来是兵家重地,一千年前,辽人多由此北出南侵。宋辽实现邦交正常化后,宋辽之间频繁的使节往来,此处也是必经之途。古北口有一座杨业祠,建于辽圣宗太平五年(1025)。宋使臣每至此,都要前往瞻仰祭拜一番。
元祐四年(1089)八月,苏辙出使辽廷,期间作《奉使契丹二十八首》记载了途中的见闻及心路历程。其中有一首《过杨无敌庙》,诗云:
行祠寂寞寄关门,野草犹知避血痕。一败可怜非战罪,太刚嗟独畏人言。驰驱本为中原用,尝享能令异域尊。我欲比君周子隐,诛彤聊足慰忠魂。
宋诗常为后人诟病,认为它“爱讲道理,发议论”,所讲的道理又“往往粗浅、陈旧”。其实,“爱讲道理、发议论”正是宋代舆论宽松,体现的是宋人“儒者报国,以言为先”的爱国忧民思想。宋诗内容从军事、经济、民生,直至“乘舆宫阙亦不稍避”,言锋锐利、指斥无忌,这一特征,正是其可贵之处。
杨家满门忠烈,祖孙三代为国戌边,浴血奋战在抗辽前线。直到今天,在河北、山西等地关于杨家将的遗迹、遗址有上百处。其中,杨业祠堂共计有三处。除了古北口杨无敌庙,另有河南新密来集镇杨业祠、山西代县鹿蹄涧村杨家将祠堂。新密是杨业任郑州防御使时家属居住地,代县是杨业战斗过的地方,在这里建庙祭祀顺理成章。世人皆知杨业是抗辽而死,辽人怎么会为他修庙?
这一切,还得从杨业抗辽的时代背景讲起:唐末干戈扰攘,中原大地祸乱相寻,短短五十多年间,就走马灯一样经历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王朝。辽太祖耶律阿保机趁中原政权无暇北顾之机崛起于大漠,统一契丹八部,建立了契丹王朝。此后,辽太宗助石敬瑭夺取了后唐政权,作为回报,石敬瑭将燕云十六州地土奉送辽廷,并尊耶律德光为“父皇帝”。
此一历史事件,改变了中原王朝与游牧民族政权在外交上的地位。其中牵涉到的外交先例,影响到了北宋对辽关系。“燕蓟不收则河北之地不固,河北不固则河南不可高枕而卧”,燕云地土的重要性,宋廷有着清醒认识。宋太宗尝试收复未果,却平添屈辱。
宋真宗继位后,辽廷数次南侵,双方各有胜负,最终在澶州城下达成妥协,签订了“澶渊之盟”。合约规定宋廷每年送给辽朝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双方各守疆界,互不侵扰。宋真宗称辽圣宗为弟,萧太后为婶,宋辽成为兄弟之邦。宋廷以条约形式承认了辽王朝对燕云地区的实际控制权,这种以缴纳岁币换来的和平,令深受夷夏之防观念影响的朝臣大感屈辱,他们心有不甘,对于收复燕云故土,一直念兹在兹。
苏辙(1039~1112)政治生涯跌宕起伏,入仕后辗转多地,沉沦下僚,直到哲宗继位,才被召回朝堂。因为曾参与调解过对西夏纠纷,具备一定的外交工作经验与能力,所以被任命为贺辽国生辰使。
苏辙一行风尘仆仆,晓行夜宿,过涿州、良乡,这一日行至了古北口。
古北口,魏晋时已是兵家关隘要津。唐代称其为“虎北口”,真宗朝重臣王曾使辽后说:“自过古北口,即番境”。苏辙脚下是唐疆故土,身份却是过“客”。心底顿生感慨:朝堂恨无良将帅才,无力改变懦弱受欺凌的现实,转而将目光转向历史上的忠臣良将,作诗凭吊颂扬因抗辽而死的名将杨业,寄予了其深沉的爱国情怀。
“一败可怜非战罪,太刚嗟独畏人言”。
杨业原名杨崇贵,为避北汉帝刘崇讳,更名为杨重贵。杨业屡立战功,所向克捷,刘崇赐姓为刘、名继业。赵光义征北汉,北汉君臣归宋,宋太宗复其姓,“令止名业”。史称杨业“以骁勇闻”,有无敌之称,入宋之后,戌守边防屡立战功,辽人畏之如虎,“望见业旌旗即引去”。这样一员骁勇善战的猛将,怎么会兵败身死?
雍熙三年(986),宋廷兵分五路第二次北伐,大将潘美率西路军兵出雁门,杨业为副将,王侁、刘文裕、郭超、侯莫陈利用几人为监军。
潘美,即戏剧文学作品中潘仁美的原型。许多人认为杨业死于潘美的嫉贤妒能,理由是杨业在代北抗辽前线立有大功,《宋史-杨业传》有“主将戌边者多忌之,有潜上谤书,斥言其短”的记载。这样的推测太过武断,杨业之死,与潘美有关,但潘美不是主要责任人。
从杨业入宋至兵败身亡,与潘美共事长达七年,二人相处融洽,并无不睦。太平兴国五年,辽兵来犯,杨业“领麾下数百骑自西陉出,由小陉至雁门北口南向与美合击之,敌众大败”。战后,潘美上疏献捷,并没有埋没杨业功劳。潘美是北宋开国勋臣,深受太祖、太宗信任,南征北战、戎马一生,宅心仁厚,老成持重,说他嫉贤妒能、陷害杨业,完全是小说家言。
雍熙北伐,杨业担任西路军前锋,率军所向披靡,连克云、应、寰、朔等州。东路军曹彬歧沟关大败,战场形势顿时不利宋军。见势不好,宋太宗立即传旨班师。潘美、杨业率军刚刚返回代州,又有旨意令二人护卫四州百姓迁入内地。这时,“契丹大臣耶律汉宁、南北皮室及五押惕隐领众十余万,复陷寰州”,辽人陈重兵于代北,准备一举收复失地。
杨业认为当避其锋芒,宋军应该走大石路,并且事先派人通知云州、朔州的守将做好准备工作,等我们大军离开代州后,云州的人民先出发;我军进至应州,一定会遭遇契丹军,等双方一接战,朔州人民立即出城,直趋石碣谷。谷口派遣千余弓弩手接应,据雁门天险,防止契丹军深入。
杨业审时度势制定的作战方略,却被派至军前的监军王侁简单粗暴的否决了。
监军制度是封建君主帝王派身边亲信监督军队或监视高级将领行动的一项特殊性制度。虽然遗祸无穷,但因其为皇权的延伸,可以加强中央集权,赵匡胤改革唐末五代以来的弊政,监军制度却保留了下来。
王侁是后周名臣王朴之子,入宋之后,曾从征江南、太原,多少有些军事经验。当时担任云、应等州兵马都监。王侁为先期轻易取得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反对杨业的作战方略,主张“但趋雁门北川中,鼓行而往”,与辽军在战场上决一雌雄。为激杨业出战,至有“见敌逗挠不战,得非有他志乎?”之语。
这句话,成了其“窘辱将领”,将杨业推上绝路的铁证。
王侁此前与杨业并无交情,更谈不上过节了。逼迫杨业出战,完全是对敌我双方实力欠缺清醒认知,对战场形势盲目乐观。悲哀的是,刘文裕对王侁的提议也表示赞同。
刘文裕,也是大有来历的人。刘文裕是外戚,赵匡胤的祖母刘氏是他的祖姑,因为有这一层关系,“太宗在藩邸,多得亲接”。刘文裕是宋太宗的亲信,历任军器库使、儒州刺史,雍熙年间加领顺州团练使。
杨业心底悲凉,慷慨激昂道:“杨业并非贪生怕死之辈,只是目前战场形势于我军不利,硬拼的话非但劳而无功,还会加大将士的伤亡。既然监军大人疑我有二心,杨某惟有以死明志,报君王厚恩了。”临行,他遥指着陈家谷方向(《辽史》称狼牙村,“杨”入狼牙,是兵家大忌),请求潘美等人,“请几位大人于陈家谷埋伏步兵强弩,等我转战到这里,立即出来接应救援。否则,我部将全军覆没。”
潘美与王侁点头应允,率军“阵于谷口”。杨业与辽军从早上一直战到中午,双方各有伤亡,战事胶着。王侁派手下登上托逻台(今山西朔州宁武山)观望,手下人误以为辽军败退,王侁担心功劳为杨业一人所得,擅自领兵离开了阵地。潘美“不能制”,也撤离了陈家谷。
日暮时分,杨业率军且战且退至陈家谷,看不到援兵身影,不禁“拊膺大恸”。杨业左冲右突“身被数十创”,始终无法杀出重围。儿子杨廷玉战死,身边“士卒殆尽”,杨业“马重伤不能进”,辽将耶律奚低“望袍影而射”。老英雄落马被擒,伤重不食三日而死。
“驱驰本为中原用,尝享能令异域尊。”
有人认为,古北口修建的杨业庙,是因为杨业死在了这里。其实,这种说法经不起推敲:杨业堕马被擒的地方是朔州之南的陈家谷,三天的时间根本无法到达古北口。从朔州到大同近三百里,从大同至北京约七百里。如果是当今社会,这点距离,走京大高速路,也就是数小时的事情。
可是在一千年前,参考宋人王旦出使辽廷行程录可知,从幽州(今北京)到古北口,300里路走了五天。从朔州到古北口1260里,急行军也得五天时间,更何况杨业负重伤,根本不能颠簸。
关于此事,《辽史》记载非常详细,清晰的载为“疮发、不食三日死,遂函其首以献”。萧太后曾有言在先“须生擒继业”,所以,耶律奚低虽然擒到了杨业,杨业却身负重伤,“不食三日死”。耶律奚低未能受重赏,是因为破坏了萧太后网罗英雄的大计,“以故不能为功”。
古北口杨业庙,最多是杨业埋首异乡处。英雄崇拜无国界,辽圣宗为杨业建庙,既与游牧民族崇拜英雄心理有关,更与宋辽和平共处的政治大气候有关。杨业身首异处,血洒疆场,为辽人所敬重,辽圣宗为他修庙祭祀也是希望激励臣下如杨业一样杀身成仁、精忠报国。此外,宣扬忠君爱国,有利于治,这也是辽人学习儒家文化,渐趋汉化的表现。
“我欲比君周子隐,诛彤聊足慰忠魂。”
苏辙将杨业比做晋朝大将周处(字子隐),暗讽潘美为司马彤。当年,司马彤逼周处率军5000与强敌作战,却不派援兵,导致周处阵亡。时隔百年,苏辙仍在为杨业的遭遇鸣不平,认为宋太宗处理不公。
杨业为国捐躯后,“宋守云、应诸州者闻继业死,皆弃城遁”,“契丹复据云、应、朔州”。杨业战死,得到的褒奖仅是“赐绢布各百匹,粟一十石。”与杨业一起牺牲的岳州刺史贺怀浦,品级比杨业低,按规定,死后只能“赐钱百贯,绢百匹,酒十瓶,羊十口”。可是却“赐钱百贯,绢百匹,酒二十瓶,羊十五口”。不仅高出了规定,而且远远高于上司杨业。
一时间,舆论大哗,有人为杨业申张正义、打抱不平,迫于压力,宋太宗表彰了杨业,赐品改为“布帛千匹,粟千石。”同时,追究相关责任人的罪责,潘美“降三官”,监军王侁除名,隶金州,刘文裕除名,隶登州。
事隔一年,潘美就官复原职,刘文裕也起为右领军卫大将军,领端州团练使。而王侁似乎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与潘美成了骂名千载的罪人。仔细剖析可知,杨业之死的第一责任人不是潘美、刘文裕,更不是王侁,而是宋廷的制度,所谓的“祖宗家法”作孽。
宋太宗是个心胸狭隘的人,他不允许任何将帅表现的太过出色,盖过自己的光芒。他选拔将领的标准不是任贤任能,而是“忠谨”。对能力出众的将领,他往往会安排亲信在身边掣肘,或者干脆授以战图,要求将领按图作战。战场形势瞬息万变,按阵图以不变应万变,宋军不败也难。
赵光义越是这样,武将越是心下惴惴,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突降灭顶之灾。许多将领为免猜忌,表明心无异志,不得不谨言慎行,甚至作出晦名、污行的举动。
北宋初年名将,史称“曹彬第一,潘美其次焉”。曹彬智勇双全,曾亲自指挥了平南唐战役,但因“得士卒心”,招来赵光义猜忌,罢免了其枢密使之职。北伐大败,赵光义将罪责推给曹彬,说作战失利是因主帅“不遵成算”。曹彬立即“孝服待罪,深自引咎”。
雍熙北伐中,曹彬举止乖张、处置失当,与从前判若两人,完全是一种自晦自污的行为。潘美见曹彬如此,自然也会琢磨其中缘故。所以,当他得知曹彬在歧沟关大败的消息后,立即也表现的大失水准:明明知道王侁、刘文裕等人瞎指挥,却不敢为杨业主持公道。史称“不能制”,非不能制,是根本无意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