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炜地下党 秘书赵炜解密邓颖超遗嘱:给党中央写一封信【3】

在这份遗嘱里,邓大姐安排得很细致,连文件、照片、图书、甚至衣服怎样处理都想到了。十年后邓大姐去世,我们正是按照她的遗嘱对所有的遗物做了分配。

作为一个唯物主义者,邓大姐的心胸一直很宽阔,对死也一直表现出豁达的态度,把生死问题看得很透。邓大姐晚年在谈话时常常说起生死这样的话题,她说“一个人的生老病死是人之常情,谁也避免不了,逃不掉的。”“怎样对待死,怎样对待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死观。

生时什么也没有,死了两眼一闭,心脏停止跳动,什么也不知道了,什么也带不走的。” 有一次,邓大姐又同我提起这个话题,她说:“一个人死后大办丧事是劳民伤财的事,我也反对在家搞吊唁,我无儿无女搞这些是给你们和组织上添麻烦。”说到这儿,邓大姐半开玩笑地对我说:“赵炜你做点好事,我死后千万千万别搞吊唁。”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期,社会上对于安乐死的问题争执很大,邓大姐知道后就旗识鲜明地表示支持安乐死。

那是1988年1月间,邓大姐从她最爱听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午间半小时”节目中听到北京首都医院的一位大夫关于谈论安乐死。那天,她不但一字不漏地认真听完了节目,而且还给中央广播电台午间半小时的同志们写了一封信:

今天你们勇敢地播出关于安乐死的问题并希望展开讨论,我非常赞成。首都医院那位大夫的意见,我很拥护。我认为安乐死这个问题,是唯物主义者的观点。我在几年前,已经留下遗嘱,当我的生命要结束,用不着人工和药物延长寿命的时候,千万不要用抢救的办法。

这作为一个听众参加你们讨论的一点意见。

邓颖超

1988年1月22日

后来“午间半小时”节目把邓大姐的信播了出去,许多人都为她赞成安乐死的坦诚态度所感动。邓大姐不但赞成安乐死,而且还曾想过身体力行。有一天,我同邓大姐开玩笑:“大姐,您怕死吧!”她马上说:“我才不怕死呢!几十年风风雨雨,在什么情况下我都不怕死,能活到今天我是没有想到的,死是自然规律,我这样太浪费人力物力了。”

1989年10月16日,邓大姐特意让我向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李鹏同志转达了她的意见:“一个共产党员,在死时再作一次革命。当我生命快要结束时,千万不要用药物来抢救,那是浪费人力物力的事,请组织批准,给予安乐死。

”听了邓大姐的请求,李鹏即给江泽民同志和政治局常委们写了一封信,报告了详细情况。后来,江泽民同志批示说:邓大姐的这种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和高度的共产主义觉悟可敬可佩,值得我们学习。此件请常委同志阅后请办公厅妥为保存,今后邓大姐百年之后坚决按她意见办。

1991年7月,邓大姐最后一次入院后经常高烧不退。一次,她持续昏迷了12天,清醒后,她可能感到自己病情很重,就又一次提出安乐死的事。当时我们大家安慰她,您的头脑清醒,而且还可以治疗,谁也不能批准你安乐死,也没有必要。邓大姐最后病危的时间很短,只有一天一夜,而且是自然睡过去的,可以说这对于她也是种安乐死吧。

住院期间,邓大姐不止一次地说起她的遗嘱,怕我们不按照她的意愿办。我曾对她表示:“请您放心,您有信给党中央,也有给我们承办具体事项的同志的信,除此之外,那些口头的嘱托我也不会忘记的,我会尽力照您的原则办的。当然,有些事我不一定能办得了,但凡是我能办的一定照办。”她听我这样说,高兴地说:“那好!我就放心了。”

邓大姐的两份遗嘱十分简短,但它精炼如金。从那一条条简洁而明了的嘱托中,我们看到了一位伟人的胸怀。邓大姐去世后,我不想违背她老人家的嘱托,因此,办理后事时,凡是能办到的事我都是按照她的要求办的,只有这样,我在心里才觉得对得起她老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