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何长工 张国焘投靠国民党真相
在陕甘宁边区南面的中部县(现叫黄陵县)有座轩辕黄帝陵,当时属国民党统治区。西安的国民党政府绥靖公署,每年逢清明节就要组织在西安的国民党官员去那里祭陵。1937年,为了推动统一战线的工作,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第一次去黄陵扫墓,我也随同去了。从此,每年清明节我方都要去参加黄陵扫墓。
1938年4月4日是清明节。4月1日,张国焘亲自去找毛主席谈,要求去黄陵扫墓。毛主席知道他内心有鬼,回答不同意,并对张说:“轩辕黄帝又不是共产党,我们也不必过分地去崇拜他,若是为了搞统一战线工作的话,边区政府派一个秘书去就行了。
”但是,张国焘坚持要去。最后,毛主席说:“好吧!你去扫完墓就立刻回来。”张国焘满口答应说:“是!我很快就回来。”4月2日,张国焘就带着警卫员张海、陆秘书和一个警卫班乘一辆大卡车从延安出发,经甘泉、鄜县、洛川去黄陵。
一到黄陵就看见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蒋鼎文以及公署和西安的一些官员及宪兵队乘的汽车也到达了。4月4日祭陵一完,张国焘便对陆秘书和警卫班的同志说:你们先坐卡车回延安去吧!
我还要去西安办事处,我有事找林祖涵同志(即林伯渠同志,当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兼西安办事处一些工作)研究……。警卫员张海急忙对张说:“毛主席不是说了,叫你扫完墓就回延安吗?”张国焘不答理,由于张国焘早就和他们进行了密谋,就转身钻进了蒋鼎文的小汽车里。
张海只好坐上西安公署宪兵队的汽车随同去了西安。张海到西安后,听说张国焘他们坐的小汽车在咸阳抛了锚,还没有赶上来。张海到公署仔细一问,才知道张国焘早已住在国名党的高级招待所——西京招待所里了。
张海后来说:在他找到张国焘以后,看他鬼鬼祟祟的行动,很生气,就产生了怀疑。当时他心里想,张国焘是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副主席,为什么到了西安又不找林伯渠主席,也不到我八路军驻西安的办事处,却住到国民党的高级招待所呢?
两天后,张国焘办好了去武汉的火车票。7日,在临上火车的那天上午,他对张海说:“你先去车站给林主席打个电话,叫他到车站来等我,我马上就到。”张海打通了电话后,林主席很快就来了。张海一见林主席便报告说:“张国焘副主席说他有事来西安找你研究,怎么没见你的面就办好了去武汉的火车票呢?”林主席点了点头说:“原来是这样,我明白了。
”张国焘来到火车站后,林伯渠也买了张站台票跟他上了火车。这时,张国焘对林老说:“林主席,我要到武汉去了。
”林老即说:“中央批准了你去吗?”张国焘支支吾吾地回答说:“是我自己要去的,回头你告诉延安一声好了。”林老当面严厉地说:“你是边区政府的副主席,怎么能不经过组织领导批准擅自行动呢?你若有什么意见可以到八路军办事处或回延安去提。
”张国焘说:“我要到武汉同蒋介石面谈统一战线的问题,今天就去。”林老见他执意要走,也就不多说下去了。当林老走下火车来的时候,张海追过去问:“林主席,我怎么办呢?”林老想了想说:“你跟着他一同去武汉,要多长点心眼。”张海回答了声:“是”,便上了火车。紧接着胡宗南派来护送张国焘的两个便衣特务也跟着上了火车,坐在张国焘的周围。
林老回到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后,立即给延安党中央、毛主席发去电报,把这件事情汇报了。中央立即回电,指示林老打电报给在武汉的周恩来副主席,说明张国焘去武汉的时间及车次要周副主席派人去截住他。
1938年4月8日上午,周副主席找以下几个人到他办公室来:李克农(中共中央长江局秘书长、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主任)、童小鹏(中共中央长江局机要科长、秘书)、邱南章(中共代表团交际科长、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运输科长)、吴志坚(周恩来同志的副官)。
周副主席问:“你们几个人中间有谁认识张国焘?”我回答说:“我认识他。”我先后3次见过张:第一次是长征路上一、四方面军在川西北地区两河口会合时;第二次是毛儿盖的会议时;第三次是1936年秋天在保安中央军委直属单位及红军大学组织的欢迎朱总司令的大会上。
周恩来副主席说:“那好,现在张国焘从延安经西安逃跑就要到武汉来了,你们坐上两辆小汽车到大智门火车站去截住他。你们对他说,我请他到中共代表团及八路军办事处来住。
估计他不会来,那就在外面找个地方住下来也可以,你们要紧跟住他,听候党中央对他的处理。”我们很快赶到汉口大智门火车站后,分别把守在车站的各个出站口。可是接了两天站也没有见到他。
当时吴志坚笑着说,我还没见过他的面,今天我得好好见识见识。我用手比划着说。张国焘是一个大个,背稍驼,肥头大耳,说话还带有江西口音。一列过车到站后我们都睁大眼看着从火车上下来的每一个人,但直到出站台的人都走完了,还没有看见张国焘的人影。
嘿!这家伙到哪里去了呢?第二天我们又来到出站口守候,还是没见到张出站。必有可疑!童小鹏说:“是否还在车厢内没有下来呢?”李克农秘书长说:“好吧!小鹏你在站门口盯着,我们3个到车厢内看看。
”于是我们就上到列车厢中,挨个车厢查看,终于在靠稍后面的车厢里找见了张国焘。当时张国焘斜躺在座位上,两个便衣特务坐在他的两旁。警卫员张海坐在张的对面,他背的驳壳枪在上火车后已被便衣特务卸去了。
他们到了汉口不下车,是正在等国民党方面派人来接。当时我走到张国焘面前大声说:“张副主席,你来了,李秘书长带来两辆小汽车接你,周副主席请你到办事处去住。”张国焘当时把脸一沉,色厉内荏地说:“我不要他请,我来武汉有事,我有地方住。
”那两个便衣一见我们来接,便想溜走。当时张国焘也提起小箱子想往外走。我大声提醒张海从便衣手里拿回了抢。我们就这样截住了张国焘下火车出车站。两个便衣溜走了,张国焘也已知无法脱身了,便要在车站门口一个小茶馆停下来。
按照他原来在西安和蒋鼎文的策划,等他来到武汉后即由胡宗南派人接他,先安排他在江汉关一个旅馆里,然后再引他同蒋介石会面。但由于我和吴志坚紧跟着不妨,李克农去向周恩来汇报后很快就回到小茶馆,打乱了张国焘的安排。
张国焘只好答应由办事处找地方住,但死活不肯去办事处。我们在办事处与江汉关之间的小街上找了几间平房,让张国焘临时住下来。几天之后又让他搬到太平洋饭店住。这些天都是我和吴志坚负责照料他,并与张国焘吃住在一起。原警卫员张海回办事处招待所待命。
晚上有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来到住地和张国焘谈了一个通宵。张国焘有时不多说话,有时大发牢骚,说什么中央对他的批评和处理太过分,让他当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不公道……。周恩来义正辞严地说:“你对所犯错误的严重性,难道如今还没有点认识吗?你几乎毁灭了红军,毁灭了党。
中央对你的批评和处理有什么不对!你若有什么意见可以向中央提出来嘛!为什么你背着中央自由行动呢?你到了西安,不到我们的办事处来住,不和林老联系,就和蒋鼎文来往,你住进他们的招待所,还在他们的护送下来到武汉。来到武汉又不到办事处,你这种行为对吗?你这不是错上加错吗?你还有什么组织纪律呢?
董必武说:你是一个较早的党员,是党的领导人之一,你还不知道你犯过多少错误?如“左”右倾路线错误,军阀主义错误,分裂党、分裂军队的错误,你认为这些错还小吗?大家为了帮助你改正错误,又有什么不好呢?你还向谁大发牢骚呢?
叶剑英在谈话时针对他的错误说:你在鄂豫皖发展这么大块地方不是丢了吗?到四川不又是发展了大块地区后又逃了吗?你还有什么可说呢?你的错误难道和你的领导作风无关吗?只能从中吸取教训嘛!不能再错上加错,你还在主观地认为自己高明。
李克农说:你是个聪明人,你背着党中央的领导,背着毛主席擅自跑到西安,又在人家的便衣护送下来武汉,你还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你还不愿住到办事处来,你知道自己站到什么位置上去了?你的行动对头吗?
秦邦宪在谈话时说:张国焘,你自己犯错误了,光靠人家帮助是不够的,你自己应该认错改正所犯的错误才是,而你对党和同志们给你的帮助还发牢骚,对大家表示不满意,这种态度对头吗?为什么你到武汉来连自己的家门也不进呢?
大家都是苦口婆心地说服他,说得张国焘无言以对,呆若木鸡。经过几次谈话之后,周恩来对张国焘说:既然来到武汉,那就在这里等候中央的指示再说吧,你有什么想法和意见可以提出来,张国焘顺水推舟地说:我有3个条件请答复,一是到上海去治病;二是回江西老家;三是在长江局工作。
周恩来针锋相对地说:这3条都办不到,假如你愿意,下面几条倒可以实行。一是回延安工作;二是到苏联去学习;三是可以回到延安或去苏联看病或休息。张国焘摇着脑袋连声地说“不行”,周恩来见张国焘如此顽固,就说:“好吧,你先想想,以后再谈。
”便起身走了出来,在临上汽车时他指示我和吴志坚说,“他到哪里去你们跟到哪里,看他要去些什么地方,做什么事。我们办事处他不去就不去吧,让你们两个人给他值班,好好保护他。”
由于我和吴志坚的注视,张国焘无法与国名党特务直接联系,非常恼火。有次他冷冷地对我说:“你们老跟着我干什么?”我故意拉长腔调回答说:“是周副主席派我们保护你的,你是我们边区政府的副主席嘛。”张国焘恼火地使劲瞪了我一眼。
他认为无法摆脱我和吴志坚的监视,便狗急跳墙,阴谋对我和吴志坚下毒手。一天,张要到武昌区,我那天正巧有事出去了,只有吴志坚跟他去了。到了江汉关码头过渡轮时,张国焘走在前面先上船,待吴志坚紧跟上船时,船恰好开动了。
心毒手辣的张国焘趁机将吴志坚使劲往船外推,企图将吴志坚同志推到长江淹死,自己好逃跑。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机警的吴志坚一手抓住船栏杆,一手抓住了站在旁边乘警的胳膊,才避免了这场灾祸。
事后,吴志坚立即向周恩来汇报了这件事,并问:以后能不能趁张推我们下水的时候,我们顺手将他也拉下去呢?反正我们会游泳淹不死。周恩来笑着说:我们共产党人,正大光明,不和他一样,不要这样做。我们要尽量争取他,他若是不肯悔改,不愿回头,你就是用绳子捆住他,他也不会跟着我们走。就是一同下水,将他淹死了,又有什么意义?他的思想行动坏了,我们不跟他一样,不要耍小孩子脾气。咱们共产党人做事要光明磊落。
张国焘整天愁眉苦脸,唉声叹气。有一天,他伏在桌子上写了半天信,写完之后就要送出去。我们怀疑他是给国名党写信,就赶快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同时,跟着张国焘一起去发信,看清了信封面的字样,看着他把信送进了邮箱。
周恩来指示我们想办法把信取出来看看。于是我来到邮局,找到一个负责人说,我们有封信将地址写错了,请他取出来改一改。那人看我一身军装,还很痛快,不过要求有证明或具保人。我立即用电话向周恩来说明情况。周告办事处立即派人送来了具保人证明。
我们取出信一看,原来张国焘是给他家里的一个大哥写的,信中充满了悲观情绪,说:“国民党没法救中国,共产党更没办法。”又说他活不长了,等等。看完后,我们又把信放进了信箱。从这以后,张国焘被盯得更紧了。
几天后,张国焘提出要见蒋介石,汇报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的一些情况。先与蒋联系约定在4月17日下午。我随同周恩来和张国焘去武昌蒋介石的官邸,周恩来领张国焘同蒋介石会面,我在副官室等候。
张国焘一见蒋介石便以一副“认罪”的姿态,奴颜婢膝地说:“兄弟在外糊涂多时。”周恩来马上争锋相对地说:“你糊涂不糊涂,共产党人为无产阶级的解放干革命是在世界有名的。”说得蒋介石和张国焘目瞪口呆。
回来以后,周恩来、叶剑英、李克农等同志针对张国焘的叛变行为,义正词严地向他提出3点办法:“一是改正错误,回延安去工作;二是向党请假暂时休息;三是自己声明脱党,由中央宣布开除党籍。”张国焘的回答是:“第一条是不行的,可以在第二条或第三条中选择。”并允许他在两日内闭门考虑答复。
4月17日晚11点前后,胡宗南第八战区司令部的一伙特务开着两辆汽车停在张住的太平洋饭店楼下,几个人冲到了二楼。这时负责跟着张国焘的只有我一人,吴志坚有事出去了。几个便衣特务进房来二话没说把我死死抱住,其他几个特务抢走了张国焘。
我一面挣脱一面喊道:“你们要干什么?为什么抢走我们的张副主席,我要向你们的上面去抗议。”有一个家伙歪着脑袋得意洋洋地说:“上面,这就是受上面得指令干的。”然后特务们把张国焘接上汽车后吹了声口哨,从江汉关渡轮过江到武昌去了。
我回到房间里看见桌子上留有一张张国焘给周恩来的纸条,上面写的是:“兄弟已决定采取第三条办法,我已移寓别处,请不必派人去找,至要。”死心塌地与人民为敌的张国焘就是这样的投靠了国民党反动派。
我当时在饭店先用电话向李克农秘书长报告了情况,并急忙回到办事处去向周副主席汇报详细经过。这件事好像在周恩来等的意料之中,他们都说,张国焘不肯悔改会走这条路的。当晚,我仍回到饭店过夜。第二天早饭后,我仍去武昌胡宗南司令部找张国焘。
正巧,我在门口一眼就看见张国焘坐在里面东房内。站岗的一脸凶像,不让进去,还说这里没有张国焘。我把我的名片给了他,上边印的是中共代表团交际科长身份。我理直气壮地说,是昨晚你们用汽车去太平洋饭店接来的嘛,怎么能瞎说没有呢?我就用手指着说,张副主席就是在这里。
没等站岗的说完话我就闯进去了。张国焘一见是我,抬了一下眼皮说:“你来干什么?”我说:“周恩来派我来看看你。”他说:“不用看了。
”过了两天,为了解张是否转移别处,我便借口送毯子和其他用具又去了一趟,他正在写东西,好似心情烦闷,什么话也没说。4月下旬,张的老婆杨子烈及一岁多的男孩从延安被送到汉口,按组织上的指示,我将他们送到了张国焘那里。
1938年10月25日,在武汉失陷之前,我八路军办事处随国名党政府迁到四川重庆。我们办事处住在红岩嘴(现改为红岩新村)。在后山顶上有个地名叫“大坪”,这里住的是戴笠办的别动总队特务训练班。1939年,张国焘就在这里当上了他们的政治教官,给训练班讲反对共产党的课程,变成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忠实走狗。(邱南章/文 苏睿/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