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克文母亲 张伯驹曾过继给河南督军与袁克文亲密

1905年,张伯驹来到天津,正式认张镇芳为嗣父,从此开始了在天津、北京、上海的生活。

尽管当时科举制度已经废除,新式学堂兴起,但张镇芳仍为儿子请来了旧式家塾先生。张伯驹从小就天资聪慧、记忆超群,《三字经》、《千字文》等过目不忘。9岁时,张伯驹已能写诗,一部《古文观止》倒背如流,一时赢得“神童”美誉。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当时袁世凯的家属多在项城,传闻有人欲对他们不利,袁世凯即命全家分批迁居天津,将诸子教育之事托付给近代著名教育家严修及张镇芳。袁家子弟来到天津,这让张镇芳大喜,为了获得与袁世凯儿子亲近的机会,张镇芳让张伯驹走出私塾,进入新式学堂,与袁家子弟成了同学。后来,张伯驹与袁世凯的二儿子袁克文等人并称“民国四公子”,大概就是从这个时候打下的基础。

1914年,袁世凯为了培养私人势力,控制军队,创立以培养军官为目的的陆军混成模范团。他自己以总统身份亲任团长。模范团的军官从北洋各师和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批毕业生中精选,士兵则精选忠诚可靠、身强力壮、当过正职军官、有过战争经验者。

在张镇芳的安排下,年仅16岁的张伯驹被破格进入模范团骑科。但张伯驹显然对军事、政治没有兴趣,连年的军阀混战、争权夺利,导致民不聊生、社会动荡,让张伯驹心灰意冷,他不顾张镇芳的反对,退出军界,回到家中,把兴趣全部转移到读书、吟诗、听戏、收藏等文化艺术活动之中。

张伯驹乐于和文人雅士们交往,经常和他们一起聚会品文,一起吟诗作画;他学唱京剧并登台演出,鉴赏并收藏古董墨宝。张镇芳死后,在母亲的劝说下,张伯驹勉强就任中国盐业银行董事长,但他仅仅挂名而已,很少过问银行的事。

张伯驹钟情于艺术,对生意丝毫不感兴趣,银行经理来请示事宜,他总是说“好好好,你看着办”来打发。坐拥如此多的财富,张伯驹生活却非常简朴,他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不穿丝绸,也从不穿西装革履,长年一袭长衫,而且饮食非常随便,有个大葱炒鸡蛋就认为是上好的菜肴了。

对生意毫不在意的张伯驹,对艺术、诗词、曲艺等却表现出了极大的天赋,并逐渐被时人称为“民国四公子”之一。

所谓的“民国四公子”一说,最早流传于上世纪20年代的上海,后来被京津上流社会认可。但究竟“四公子”是指的是哪四位?各种版本说法不一,流传最多的版本是张伯驹、溥侗、袁克文、张学良四位,他们都是豪门子弟,而且都多才多艺,潇洒风流,具有传奇色彩。

溥侗是溥仪的族兄,工词翰,擅书,善画,精于鉴赏,更以皇亲贵胄身份,向众多京剧、昆曲艺人学习,集众艺人绝艺于一身,很多著名的专业演员都要向他请教,号称“票界大王”;袁克文是袁世凯的二公子,生性散淡,一生无意政治权位,诗词楹联、琴棋书画、文物鉴赏等无所不能、无所不精,尤其一手好字,行草篆隶各体均擅长,是当时最为重要的书法家之一;张学良为当时军政要人,但在文物鉴赏方面有很深的造诣。

张伯驹与其他三位“公子”都有交往,尤其与袁克文意气相投,过从甚密,一起快意诗酒,其逸事颇为当时上层社会称道。

保护文物一生己任

张伯驹先生喜欢收藏、鉴赏文物,而且一生致力于保护文物。民国时期,政局混乱,许多古董商唯利是图,致使大量国宝流落国外,张伯驹对此深为痛惜,他收藏古字画不仅仅出于爱好,更是一种责任感,以保护文物不外流为己任。正如他自己所说,“予所收藏,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这是张伯驹一生收藏所遵循的信念,他又实践了这个诺言。

张伯驹先生对于中华民族的文物瑰宝视如生命,他虚心向专家请教鉴赏古董真伪的真谛,并不惜重金购买、收藏古代珍品字画。他从30岁起开始收藏名画墨迹,直至60岁止,前后长达30年。经他手收藏的书画名迹有118件之多,其中以西晋陆机手书的《平复帖》和隋初画家展子虔的《游春图》最为珍贵。

陆机的《平复帖》是我国现存于世最早的书法真迹,已有1700多年的历史,比王羲之的《兰亭序》还早60多年。张伯驹先生以4万元大洋的价格将《平复帖》购买到手,从此便与此帖形影不离,即使在最需要钱的时候,也不肯转让他人。日本文物商人愿出30万大洋的高价收买《平复帖》,被他厉声拒绝。张伯驹先生这种痴心保护国家文物,置个人生命于不顾的高风亮节,赢得了世人的赞誉。

新中国成立后,张伯驹毅然将自己珍藏几十年的价值连城的《平复帖》等八件珍贵文物捐献给了国家。当时的文化部沈雁冰(即茅盾先生)部长亲笔为他签发了褒奖状。

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张伯驹还把自己收藏的脂砚斋藏砚捐赠给吉林省博物馆,此砚是我国首次发现的有关批阅《红楼梦》脂砚斋的文物。

张伯驹先生一生捐献的国宝,在当时便有人估计价值已高达亿元之巨,但张伯驹先生保护文物的那份赤子之情,是不能用价格来衡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