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峰1017 周峰 | 2015年辽金西夏史研究综述

2015年辽金西夏史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全年出版专著80余种,发表论文1100余篇。尽管低水平及重复之作仍大量出现,但在政治史等领域也出现了一些高水平的论著。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夏文化研究中心和中国民族史学会辽金契丹女真史分会主办,史金波、宋德金主编《中国辽夏金研究年鉴(2013)》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这是本系列年鉴的第一部,为学术界全面了解辽金西夏史的年度进展提供了翔实的资料。

由史金波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西夏文献文物研究”取得长足进展,本年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以《西夏文献文物研究丛书》的形式出版了系列专著,包括王静如《王静如文集》(上、下)、孙昌盛《西夏文〈吉祥遍至口合本续〉整理研究》、梁继红《武威出土西夏文献研究》、崔红芬《西夏汉传密教文献研究》、梁松涛《黑水城出土西夏文医药文献整理与研究》、佟建荣《西夏姓名研究》、王培培《西夏文〈维摩诘经〉整理研究》等。

8月,由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夏文化研究中心、河西学院主办的第四届西夏学国际学术论坛暨河西历史文化研讨会在甘肃省河西学院召开。以下分专题对相关论著进行介绍。

〔英〕史怀梅著,曹流译《忠贞不贰?——辽代的越境之举》(江苏人民出版社)以10世纪燕云地区部分汉人官员和将领依附契丹政权的史实作为切入点,重新探讨了从唐灭亡至宋辽“澶渊之盟”间人们忠君观念和边界意识的变化,以及族群间文化冲突与认同等一系列问题。

斡鲁朵历来为辽史学者所关注,本年度有两篇重要论文。余蔚《辽代斡鲁朵管理体制研究》(《历史研究》第1期)认为辽代斡鲁朵的内涵是皇帝游徙中所居“行宫”,外延是一支直属于皇帝的力量和管理这支力量的机构与制度。

杨军《辽代斡鲁朵研究》(《学习与探索》第5期)认为辽代斡鲁朵源自耶律阿保机的腹心部,斡鲁朵民户除向当朝皇帝纳税服役外,由契丹正户中抽调的亲信侍卫,在皇帝去世后,负责护卫陵墓、庙宇、后妃宫帐,还有一部分扈从当朝皇帝四时捺钵。

赵永春、张喜丰《契丹的“中国”认同》(《黑龙江民族丛刊》第1期)认为契丹的“中国”认同意识,为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国”的形成、“中国”国号的确立以及中华民族的形成做出了贡献。关树东《辽朝皇帝酬奖激励官员的非制度性措施举隅》(《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五辑,上海古籍出版社)归纳了该措施的12项内容。

孙建权《辽代大赦三题》(《东北史地》第3期)对辽代大赦的赦书起草者、内容等进行了论述,认为辽代很可能并不存在赦仪。

林鹄《论辽太宗离汴非弃中原》(《中华文史论丛》第2辑)对太宗入汴后相关史事作了系统考察,认为耶律德光北还并不意味着放弃中原;他的《辽景宗朝史事考》(《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五辑)认为景宗朝承继了辽初以来的官僚化、集权化、汉化的大方向。康鹏《辽道宗朝懿德后案钩沉》(《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五辑)认为辽朝由盛而衰,与应天后胞弟阿古只一支的萧和家族弄权内耗是分不开的。

程妮娜《女真与辽朝的朝贡关系》(《社会科学辑刊》第4期)论述了辽圣宗时期逐步将州县地区内的女真属国、属部纳入地方统辖体系,州县之外地区的生女真部和州县边缘地区的铁骊女真部一直朝贡。魏志江《试论西辽帝国对中亚、西域的经略及其对丝绸之路的影响》(《北方民族大学学报》第2期)探讨了耶律大石西迁和建立西辽帝国的过程,认为这也是对传统的丝绸之路重新开拓和恢复的过程,对中亚、西域等丝路区域的地缘政治和民族、宗教格局的变迁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制度。林鹄《辽史百官志考订》(中华书局)在中华书局点校本《辽史》的基础上,对《辽史·百官志》作了更为详细的校勘、批注。对《辽史·百官志》之史源、编纂及史料价值,有独到见解。

苗润博《辽代帝王简谥钩沉——以王士点〈禁扁〉为中心》(《民族研究》第3期)认为辽代皇帝谥号的核心部分直接采用汉朝谥法,与唐宋谥号形同而实异。邱靖嘉《再论辽朝的“天下兵马大元帅”与皇位继承——兼谈辽代皇储名号的特征》(《民族研究》第2期)认为辽朝的“天下兵马大元帅”并不是一个具有明确标志性意义的皇储封号。

葛华廷、王玉亭《辽代北、南宰相府地位的变化及其宰相职位设置与选任》(《北方文物》第3期)认为辽朝北、南宰相府的地位及职权,在北、南枢密院设立后,发生了重大变化,辽代北面官北、南两宰相府宰相应各有两位。

张国庆《辽朝警巡、军巡与巡检制度考略》(《辽宁大学学报》第2期)认为辽朝军警治安与民政管理制度的确立,为确保国土安全、维持社会稳定等起到了重要作用。

魏淑霞《西夏职官中的宗族首领》(《宁夏社会科学》第5期)认为西夏宗族首领具有双重身份,他们既是部族的首领,又是西夏职官体制中的一员,广泛参与西夏政治生活。

景永时《西夏马政述论》(《北方民族大学学报》第5期)探讨了从注册登记、调配使用到牧场、草料,以及马匹的保护等西夏马政。相关的论文还有高福顺《辽朝及第进士释褐任官考论》(《学习与探索》第2期)、李鸣飞《金代前期散官表的发现及对金史研究的意义》(《史林》第1期)、孙红梅《金代封国之号与国号王爵类型》(《史学月刊》第5期)等。

法律。《天盛律令》对于西夏法律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本年度也不例外。戴羽《〈天盛律令〉的法律移植与本土化》(《西夏研究》第1期)指出《天盛律令》存在较为普遍的法律移植现象,与中原律法渊源颇深。谭黛丽、于光建《从〈天盛律令〉看西夏的出工抵债问题——基于唐、宋、西夏律法的比较》(《宁夏社会科学》第3期)认为《天盛律令》中对出工抵债的规定较为详细,各细则也都与唐宋律法有所不同,这是西夏法典中债务法的特色之一。

任红婷《试论我国中古时期的成文宗教法——以西夏〈天盛律令·为僧道修寺庙门〉为中心》(《宁夏大学学报》第5期)指出《天盛律令·为僧道修寺庙门》是我国现存最完整的成文宗教法。

张国庆《辽朝手工业门类与生产场所考述——以石刻文字资料为中心》(《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第5期)考察了辽朝各种手工业门类,如兵器制作、金属冶炼加工、车船制造、酿酒、晒盐以及纺织印染等。张国庆、邵东波《辽金屯田之比较》(《北方文物》第3期)就辽金二朝之屯田目的、屯田地域、屯田形式、屯田政策和措施、屯田性质等进行了比较研究。

冯恩学《中国烧酒起源新探》(《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1期)根据从吉林省大安酒厂遗址发现的辽金时期蒸馏酒灶锅,认为辽金时期已经有商业性的烧酒生产。

周峰《金代植树考述》(《农业考古》第4期)从经济林木的种植,防护林木的种植等四个方面对金代的植树情况进行了考述。郭坤、陈瑞青《交易有无:宋、夏、金榷场贸易的融通与互动——以黑水城西夏榷场使文书为中心的考察》(《宁夏社会科学》第5期)指出西夏榷场中出售的川绢、川缬、茶叶、干姜、抄连纸等均产自南宋,这些商品是通过宋金榷场辗转流入西夏境内的。

民族。史风春《辽朝后族萧姓由来述论》(《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第4期)认为辽后族萧姓当始于太祖时期,或许与隋萧后有关,辽太祖赐述律氏姓萧,辽太宗时又赐述律后母前夫之族翰姓萧,进而确立了后族皆姓萧的惯例。吴英喆、孙伟祥《契丹文皇族“第十帐”及其他》(《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第4期)考释了契丹小字《耶律玦墓志铭》中的“第十帐”一词,认为契丹语“房”有别于“帐”,皇族与后族帐分名称的释读有待深究。

孙伟祥、张金花《略论辽朝汉人契丹化问题》(《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第3期)将辽朝汉人契丹化原因归纳为辽朝民族政策之推动作用及辽朝统治区域内胡化传统与辽宋关系之变化等。

郝素娟《金太宗时期女真人内徙考》(《古籍整理研究学刊》第4期)统计了金太宗时期约有百万女真人口迁离本土,是有金一代女真人内徙中原规模最大的一次。

陈玮《中古时期党项与粟特关系论考》(《中国史研究》第4期)指出中古时期的党项与粟特关系密切,双方关系的转变突出反映了西北政治格局中党项势力的崛兴与粟特势力的衰落。

相关论文还有王丽娟《奚族部落的发展与演变》(《东北史地》第5期)、宁波《金代北京路民族分布格局的演变》(《宋史研究论丛》第16辑,河北大学出版社)等。

社会。陈晓伟《辽金元的夏捺钵——“阿延川”、“上京”及“爪忽都”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2期)认为四库本宋元文献中所见“阿延川”、“上京”应为“爱阳川”、“上陉”之误,两地皆位于炭山(金莲川草原)范围。

孙昊《辽金女真的“家”与家庭形态——以〈金史〉用语为中心》(《贵州社会科学》第11期)指出《金史》中记载的“家”是指女真的同居单位,其形态各异,以两代同居的多偶家庭为主,兼具兄弟联合式家庭或者三代同居的主干家庭形态。

通常显贵之家则是带有依附人口的复合式家庭。聂鸿音《西夏文献中的占卜》(《西夏研究》第2期)指出不晚于12世纪中叶,党项人原始的占卜术被中原传统的占卜学所取代,以干支为依据的“术数”占卜在西夏的流行程度超过了以八卦为依据的“易经”占卜,其对西夏生活的影响比此前估计的要大。

李西亚《金代图书出版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考察了金代出版发展的历史条件,具体包括金代统治者对图书出版业的重视、金代经济与文教事业对图书出版业发展的推动作用等三个方面内容。吕变庭《金元科技思想史研究》(上、下,科学出版社)考察了以理学家、科技实践家、医学研究者等为代表的典型人物的科技思想,对金元科技思想的历史演变及宗教特征进行了学术审视和反思。

康鹏《白居易诗文流传辽朝考——兼辨耶律倍仿白氏字号说》(《中国史研究》第4期)发现《耶律(韩)迪烈妻萧乌卢本娘子墓志》模仿抄袭了白居易为元稹之母撰写的墓志,为白居易文章在辽朝的传播提供了例证。

刘云憬《金代北方通语探析》(《宁夏大学学报》第1期)认为金代北方通语应该包含15个韵部的通语系统,是汉语从中古到近代的一个过渡阶段,继承宋代通语十八部而来,又与《中原音韵》都有着天然的联系。

薛瑞兆《金代艺文叙论》(《中山大学学报》第2期)指出金代艺文具有突出的多样性与包容性,体现了通俗实用的特点和富于创新的精神,正统意识浓厚。

教育。高福顺《科举与辽代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在总结、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文献史料与碑刻资料为依据,分析辽代科举发展演变的过程,探析科举与辽代教育、政治、文化等社会生活领域之间的互动关系。

高福顺《科举制度在辽代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与影响》(《长春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指出科举制度改变了契丹人较为原始的社会状态,加速了中国北疆诸民族的儒化进程,促进了民族大融合,还成功实现了中国北疆社会由羁縻而治向中央集权统治的转型。

王峤《金代县学述论》(《内蒙古大学学报》第5期)认为金代县学更多地带有私人性质,在改善地方风气、促进社会阶层流动两方面起到了巨大作用。都兴智《金代科举考试题目考察》(《北方文物》第1期)指出金朝的科举各级考试题目皆出自传统的汉文经典和十七史。

裴兴荣《金代科举考试题目出处及内涵考释》(《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第2期)认为金代科举继承唐宋之制而更加规范和严密,其命题范围基本上限定于“五经三史”之内,反映出金代统治者争取正统、推尊儒学、以文治国的政治意图。

闫兴潘《金代武举的民族属性——民族关系影响下的制度变革》(《北方文物》第2期)指出金章宗时期建立和完善的武举,是专门针对女真人的考试,与金朝中期女真人汉化加剧、女真统治者对女真传统习俗和尚武之风的维护政策直接相关。

宗教。张国庆《石刻文字所见辽代寺院考》(《东北史地》第4期)指出辽代寺院建筑承仿唐宋,与佛教诸宗之“伽蓝七堂”之制大体符合。王德朋、王萍《论佛教对金代社会习俗的影响》(《北方文物》第2期)论述了佛教对金代社会习俗产生的重要影响,诸如信众对寺院大量布施,各种佛教邑社纷纷建立,佛教的因果报应、积德行善思想被社会成员广泛接受并身体力行,世俗社会的命名习俗、丧葬习俗也打上了深刻的佛教烙印。

段岩、彭向前《〈西夏译场图〉人物分工考》(《宁夏社会科学》第4期)依据《宋会要辑稿》、《佛祖统纪》中关于宋代译场的记载,首次对《西夏译场图》中的人物分工作了考察,有利于对古代佛经译场方面的研究。

史金波《西夏文〈大白伞盖陀罗尼经〉及发愿文考释》(《世界宗教研究》第5期)全文翻译了新见该西夏文残经卷,认为其刻印时代为蒙古乃马真称制时期,西夏僧人真智已翻译此经,发愿文中的“太子”为窝阔台第二子、镇守西凉的阔端。

段玉泉《西夏〈功德宝集偈〉跨语言对勘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胡进杉《西夏佛典探微》(上海古籍出版社)对有关佛经进行了研究。

李昌宪《金代行政区划史》(上海古籍出版社)对金代地方行政制度和行政区划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考证了金代州县的沿革,在此基础上,列出四个断代年限内各路管内州县的概况。杨蕤《文物考古学视野下的辽代丝绸之路》(《北方民族大学学报》第2期)梳理了有关辽代丝绸之路的文物考古材料。

杨浣《任得敬分国地界考》(《历史教学》第11期)考证了西夏仁宗朝任得敬分国的南北地界,指出这一区域的面积大致不到西夏国境的十分之一。

相关论文还有夏宇旭《地理环境与契丹人四时捺钵》(《社会科学战线》第2期)、夏宇旭和王小敏《地理环境与契丹人的居住方式》(《吉林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张多勇和张志扬《西夏京畿镇守体系蠡测》(《历史地理》第3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等。

本年度刊布了几部大型辽金墓葬、遗址考古报告,有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凌源小喇嘛沟辽墓》(文物出版社),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白城永平辽金遗址2009—2010年度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黄骅市博物馆等《2000年黄骅市海丰镇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等。

谷赟《封灵钤藏——辽代砖石塔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将有明确纪年的辽塔外部和内部雕刻等各种图像、天宫、地宫及出土文物联系起来,试图解决辽代砖石塔的各种功能问题。杜建录《党项西夏碑石整理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介绍、研究了西夏前身夏州拓跋政权碑刻、西夏碑刻以及元明时期西夏遗民及其后裔碑刻。

近年来契丹文墓志赝品大量出现,刘凤翥发表了一系列论文进行辨伪存真。刘凤翥、何文峰《〈耶律曷鲁妻掘联墓志铭〉为赝品说》(《北方文物》第2期)从墓志形制,墓志主人丈夫的人名和官名过于混乱,墓志主人的人名和封号过于混乱等方面作了论证。刘凤翥《〈萧旼墓志铭〉为赝品说》(《赤峰学院学报》第1期)认为萧旼墓志也是赝品。当然,对于相关墓志的真伪认定还有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必要。

孙伟祥《辽朝帝王陵寝组成问题初探》(《黑龙江民族丛刊》第1期)指出辽朝11座帝王陵寝构成德、祖、怀、显、乾、庆六大陵区,按照所属区域可分为两大区域。陵寝选址主要受政治、堪舆学、本民族拜日、崇山、四时游猎传统习俗因素影响。

梁松涛、王路璐《河北涞源阁院寺辽代“飞狐大钟”铭文考》(《北方文物》第1期)并对铭文所反映的辽代晚期宗教、基层僧官及所涉及的职官名称进行考证。赵俊杰《关于宝马城性质的初步研究》(《北方文物》第3期)指出位于吉林省安图县二道白河镇的金代宝马城遗址很可能为金代皇家修建的祭祀长白山的神庙。

丁雨《浅议宋金墓葬中的启门图》(《考古与文物》第1期)指出启门图似应是在中原北方地区,特别是豫北地带最早产生的。

近年来,辽金西夏史研究虽然取得了长足进展,但相较于其他断代史来说,研究力量仍较薄弱,水平有待提高,领域亟待开拓。近年所取得的大量科研成果中,高水平论述仍不多见。这固然与史料匮乏有关,但撰写过程的随意、研究水平的欠缺是不可回避的因素。

一些研究生由于尚在学习阶段以及毕业发表论文的需求,他们的研究很难有所深入。在辽金西夏史领域还活跃着一些民间学者乃至爱好者,其中固然不乏水平较高,堪与专业学者比肩者,但大部分人缺乏基本的学术规范素养,往往故作惊人之语。

他们还经常出现于学术会议之中,这难免更降低了辽金西夏史的整体研究水平。希望今后的学术会议更多地由学术机构与高校主办,学术会议应更注重学术性,少些形式主义,多些深入研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