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家莫建成 莫建成、莫晓松工笔花鸟画略论
莫建成、莫晓松父子将在全国做巡回画展。首展是在甘肃美术馆。父子联手举办画展的事在全国是不多见的,在甘肃是第一次。
秋花春草自芬芳
1942年出生的莫建成,伴随着新中国一起成长,耳闻目睹或是亲历了新中国所经历的革命、运动和苦难,更接受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洗礼和躬耕了这一伟大思想指导下的文艺创作。像大多数自学成才者一样,从最初摹写《介子园画传》,到对年画、寺庙壁画和连环画等的心受目染,终使他走上了以后40多年的艺术道路。
其子莫晓松出生在20世纪60年代,正像“新生代”的画家一样,童年时虽受着“文革”所带来的惊吓,但更多的青年时光却沐浴在“文革”后改革开放的灿烂日子里,1983年至1986年在西北师范大学美术系就读的他能够和容易接受到中国各种纷纭而起的新文艺思潮和西方文化的感染。
生活与艺术的生存环境对于他平顺而自由。如今跃身于文化话语权中心的北京的莫晓松,在享受着因艺而来的优越生活时,更奋力于他的艺术思考和创作。
莫建成、莫晓松父子在艺术创作上的异同之处是显而易见的。
他们最终都选择了工笔花鸟画,在这一点上,莫晓松自然是受到了其父的影响。但莫建成在大量创作工笔花鸟画之前的上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初,主要创作年画与写意人物画,因头脑中总有着“艺术要为人民服务”这样的思想,之后便画起了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工整细腻的工笔花鸟;而大学毕业后的莫晓松,一方面考虑到人物画的难度大,山水画至少在甘肃已有一批相对成熟的画家,而花鸟画的发展在中国画坛正处在低谷,名家寥寥,便从最初创作人物与山水画转攻工笔花鸟画。
在花鸟画的创作上,莫建成与莫晓松都同样重视生活和写生的基础。莫家父子生居于渭水之滨,虽是贫瘠,却也是山花烂漫。夕阳西下,风起炊烟袅袅;野薇丛中,惊见雉鸡阵阵。其高原恢弘之象,萌幽眇之思,启睿颖之智,发清雅之情,养质朴之气。
莫建成在他的艺术笔记中说:“我的工笔花鸟从未离开过写生,整体观察,局部入手,力求生动细致。”莫晓松更强调写生时的观察方法,比如观察时的角度选择和视点的移动变化,观察时的距离退进等,他写生时并不完全遵循真实的透视空间。
在画面效果上,莫建成与莫晓松在早期的作品中,都似乎有意在消解或弱化传统工笔画中用以存形见骨的线条,更注重画面造景时的细致渲染和机理制作。
莫建成、莫晓松的作品中涉猎题材广泛,花卉有莲荷、玉兰、海棠、秋葵、牡丹、兰竹、紫荆等,禽鸟鱼虫有雉鸡、白鹭、鹤、锦鸡、翠鸟、麻雀、螳螂、松鼠、蝴蝶、蜻蜓、蝗虫、蜜蜂等。但莫建成的作品,多以传统文人画中的梅、兰、竹、松,尤以松鹤和荷花见长;莫晓松在题材上更具开拓性,不断发现新的表现题材,这与他更为广泛的游览经验有关。
细观莫建成、莫晓松工笔花鸟画,更有着显著的不同。莫建成与全国其他同代画家相比,颇有成就,画面渲染细腻而精到,花枝树木苍劲有力,繁密交错。但画面构图多为传统的折枝样式。在审美意趣上更追求一种理想化的淡雅与平和。
事实上,在他的松鹤题材的作品中,更具有节奏与力度感,而在荷花、牡丹等题材的作品中缺乏显著的个性化特征。莫晓松的作品,构图上追求满而密,画面空间更具蔓延和开合性,色彩上或素朴或热烈,热烈中展示着生的灿烂,素朴中充满生的孤寂。
尤其是那些以飘渺幽怨的山水为背景而孤立或群伏着蜷缩的雉鸡等禽鸟的画面上,表现出一种生命在平静中的孤寂,这种平静中生命的悲剧意识得到了强化。如果说莫晓松早期的一批作品更强调了这种意境的传达和画面机理效果的探索,而且受到宋画传统的影响,画面略显单一或刻板,那么他近期的一批作品,在深度研习和悟解元画、董其昌及吴昌硕等艺术传统后更强化了单纯笔墨中的书写意味,以往那种较为自我的个体抒情(有我之境)因此变得在精神上更为宽泛而博大(无我之境),虽然画家的理性思考更多,但画面最终呈现出一种感性的灵动与自如,在进一步的严谨中却奔放洒脱起来。
如果说莫建成的作品是更多地表现出对传统工笔花鸟画的理想化和唯美化倾向,那么,莫晓松则是在不断超越自我中独创着中国现代工笔花鸟画的风格样式。
莫建成、莫晓松父子在绘画创作上颇为勤奋,身为甘肃美术家协会主席的莫建成,处理着繁忙的省内外关乎美术的事务,而工笔画相比写意画来更为耗费心力与时间,但他仍勤做不已;莫晓松身处闹市却拒绝了更多应酬,整日事绘。美术史话中是否又会多出一个“莫家父子”或“大小莫”来?未来的历史自将拭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