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葵过得去 杨葵《过得去》:回味那些过不去的记忆
11岁时,杨葵随刚刚落实政策的父母,回到了北京。几十年过去,杨葵在京华胜地生活、学习、工作,30多年过去,无论出差至云南,还是创业于上海,总是忘不了虎坊路甲15号、农展馆南里10号的前辈同事,忘不了亲爱的作者们,忘不了出入宵夜场所、老城门边的欢欣、钟情与恋爱。这些,虽都为《过得去》的人文历史和青春岁月,但也是其难以忘记、无法释怀的珍贵记忆。
由于随父住进中国作协宿舍的缘故,他认识了一系列声名远播的老作家。同那些老人交往,他发现了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和趣闻。与文字相伴一生的作家们,因为特殊岁月的政治冲击,遭受了许多不公正、不人道的粗暴待遇,虽然最后得到了平反,住进了作协、文联的高知楼,但昔日的意气与锐气,几乎被严酷的现实消磨殆尽。
17岁写出《财主底儿女们》的路翎,因作品被胡风评为规模最宏大的史诗性长篇小说,被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干将,在单身牢房里关押了多年,重见天日时,头发全白。
他变得很特别了,独来独往,不喜与人交往,整天紧埋着头,有人向其打招呼,亦视若不见、闻如不聪。他十几年如一日,就连家里也弄得黑乎乎的。一日,他交给杨葵一部稿子,文笔却如中学生一般,字里行间飘逸着“大跃进”时代好人好事通讯报道的浓郁气息,全然找不到那个为胡风集团倾注一股旺盛的创作气象的影子了。
在那栋写有“中国文联”鎏金大字的楼房里,他在几个部门待过,可以从作家出版社跑到中国文联出版公司闲聊,可以从文艺报社串进《人民文学》编辑部请教,老一辈,中年一代,年青人群,自然少不了他的出现和交际。在他身边,一位位资深老编率先垂范,一个个年轻人儿独秀一枝,一对对热恋男女情深意笃。
诸多和杨葵交往与交流的编辑,成为了他认真推新书、勤劳做嫁衣的榜样与楷模。离休返聘的原作家社副总编龙世辉,有过几乎将《林海雪原》重写了一遍的编辑佳话,在工作中时刻铆足了一股较真的劲儿,在生活中神侃还聊起来一点也不知累,谈起年轻时代的风流情事,自我陶醉,却不知他那美丽的恋爱与钟情,早已随社会生活的急速发展,完全落伍了。
在作家出版社做编辑二十余年中,杨葵为了一部优秀作品的问世,能够不知疲倦地回复二三十通信,或奔波至数千里之外与作者探讨。他的真诚、认真和操守,使他受到了平常编辑不能有过的待遇。译界名宿傅惟慈因一次机缘,欣然挑起重担,并邀请另一大家董乐山,强强联手,为其精彩、准确地译出新作。
但由于译者语感不同,一个奔放、一个严谨,杨氏在尊重译作的前提下,精心打磨,耐心求教,使董乐山接到新书后,没有读出其译始何处。刘心武不但自己信服杨葵的编辑风采,还乐意接二连三地为其引荐好稿、作家,让杨葵一直感念于心。就冲他曾想法设法为《长恨歌》提高稿酬的劲头,就足以值得他的作者们青眼有加。
杨葵的思想有些激进,有些前卫,但很真实,不时生发出淡淡浓浓的小资情感,带领他在入夜时分、半夜三更,走近东四、朝阳公园、天顺小馆、簋街等不同街市、不同胡同,去品食各种酒吧、茶艺馆、小吃店、烤肉铺等风味特色。
有时大块吃肉,有时小盅喝茶,有时把盏临风,有时呼朋唤友,大快朵颐,好不过瘾。如此有滋有味的生活与日子,使他走在黄浦江边,也是日夜思念,思灰楼里的长辈朋友,念京味儿的人土风情,想那位在地铁里多次邂逅的、完成化妆程序的陌生女子,还有贴满老文化标签的和平门、正阳门、崇文门、朝阳门、天安门……“内九外七皇城九”的二十座老城门。
在那里,有他读书、编书、买书和写书的足印,有他在《过得去》里越写越精彩、越说越流畅的文字和精神。他把对工作的思考,对情感的宣泄,一一形诸文字,让我读出了许许多多浓烈的期待和激烈的憧憬,当然,还有怎么也数不完的浸满清茶香、白酒气与咖啡味的开心、回忆和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