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玉龄画传 王玉龄 风雨人生 传奇佳人
浙江长城影视汇集李幼斌、杜雨露、侯勇等强大演员阵容翻拍红色经典《红日》,剧中涉及到一个传奇女性人物——张灵甫遗孀王玉龄,一时间这位尘封的女人遂成为热点人物。今年4月,在纪念孟良崮战役60周年的时候,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佳人:王玉龄画传》,记录了她传奇的一生。同样在今年4月,王玉龄第一次踏上位于山东沂南孟良崮的土地,60年前,她的丈夫在这里殒命。
孟良崮一役,被毛泽东誉为解放战争中的精彩华章。而在这场战争中殒命的张灵甫,一直是孟良崮战役中的一个反面典型。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们今天终于可以用一种相对从容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来面对历史:尽管在解放战争中与人民为敌,但张灵甫还曾是一位抗日名将。而王玉龄本人,也有着传奇的一生。
本周二午后13时,记者致电上海王玉龄家中,铃声刚响了两下,话筒中就传来一个温婉平和的声音。隔着电话线,记者仿佛能够感受到对面是一位和蔼沉静、气度雍容的老夫人,而听着王玉龄对上个世纪尘烟往事的平静回忆,记者甚至能够感受到是60年前那位身着旗袍、面容俊秀的大家闺秀在娓娓而谈。
17岁违母命嫁给张灵甫,三年婚姻生活,代价是60年的追怀忆往,“凄凄往事怯重温”
王玉龄嫁给张灵甫时只有17岁,而那时对方已经42岁,且已经有过三任夫人。更重要的是,张灵甫的第二任妻子是他亲手开枪打死的,第三任妻子也是他以“休书”的形式遗弃的。对于这样一个有着草莽之气的军人,王玉龄是真的爱他吗?就算是爱他,这种仅仅只有三年的爱,足以支撑王玉龄用此后60年的时间来深沉追忆吗?是不是另有原因让她再未婚嫁?
采访之前记者有着这样的疑问,似乎这会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但是问题的答案其实很简单,那就是二人之间确实存在着真挚的爱情。记者可以感觉到,直到今天,王玉龄还在怀念这份感情。
提起往事,王玉龄依然记得十分清晰。
王玉龄祖籍安徽舒城,1928年6月出生于长沙市的书香世家,祖辈曾担任过清朝的尚书和两江提督。青年时代,王玉龄在长沙福湘女校读书,其“佳人”芳姿就远近闻名,从保存下来的照片中,我们可以知道此言不虚,照片里的王玉龄丝毫不亚于当时的电影明星。父亲去世得早,母亲对她的管教十分严格,因此尽管她容貌出众,但性格上却十分冷傲,大家都知道王家有一位冷艳美人,不好接近。
抗战胜利不久,1945年下半年的一天,原国民党74军张处长的太太邀她去长沙颇负盛名的“一乐也”理发厅烫发。在烫发中,一个英俊魁伟的军人站在她理发椅的后面,这人就是张灵甫。
当时,张灵甫任国民党74军副军长,已逾不惑之年,与原妻离异。在军旅生活中,他急需建立一个温馨的家,别人向他推荐了王玉龄,他就通过部下张处长的夫人,邀请王玉龄去理发,作巧妙的相亲安排。张灵甫对她一见钟情。
在王玉龄的眼里,张灵甫既是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生,又是黄埔四期学生,魁伟英俊,青年得志,还是国民党军队中著名的儒将,在书画艺术方面造诣颇深,书法成就在陕西直逼于右任。因此,王玉龄违背母意,在伯父伯母的支持下,对张的求婚表示允诺。
1945年秋,他们在上海金门饭店举行了婚礼,婚后寓居南京。随后,张灵甫任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的74军(整编师)军长兼首都警备司令。
王玉龄与张灵甫的婚姻生活只有不到三年。即使这三年,他们也是经常分离。王玉龄说,自己与先生的感情不像现在的年轻人,亲热得不得了,他们的感情非常安静,不是每天把爱放在嘴里讲出来。
2004年,王玉龄与儿子张道宇一起在位于上海浦东新区天逸静园的陵园——玫瑰花园中为张灵甫设立了一个衣冠冢,并题有挽诗:“当年有幸识夫君,没世难忘恩爱情;四七硝烟伤永诀,凄凄往事怯重温”。一字一句,更见人世沧桑。
1947年5月,张灵甫在孟良崮战役中所指挥的“王牌师”被我华东野战军一举歼灭,他本人也就此殒命。
张灵甫死时,王玉龄才19岁,上有年迈的母亲,下有出生只有20天的儿子,一个出身于名门望族的寡妇,其处境可想而知。新中国成立前夕,王玉龄携老母及幼儿去了台湾。作为国民党追赠陆军二级上将的遗孀,而且张灵甫又是蒋介石的爱将,王玉龄本可靠抚恤金度日,可是她想应当自谋事业。在张灵甫死后的第6年,25岁的她在时任台湾“陆军总司令”孙立人(系王玉龄的姨父)的私人帮助下,留下老母和6岁的幼儿,只身去美国求学。
王玉龄只身一人在美国打拼,周总理安排有关人员写信邀请她回祖国大陆探亲,从害怕到犹豫,王玉龄终于回到祖国,周总理亲自接见了她;总理去世后,邓大姐每年都接待她
王玉龄现已79岁高龄,人生道路走过大半,作为一个采访者,同时也是一个晚辈,记者问她,对自己的一生走过的每一步,有没有后悔的地方?如果给自己的一生写一个回忆录的话,感觉最值得浓墨重彩加以描述的地方是什么时候?如果一切有机会重来一次,自己还会不会做同样的选择?
王玉龄的声音依然十分安静与平和:“这些年来一直有人要给我写书,但是我一直说不要写我,我实在太平凡了,只是一个普通人,也没有什么学历,实在没有什么值得写的地方。现在江苏给我出的这本书,我也一直说写我不要写得太好,我不是完人。”当王玉龄拿到《佳人:王玉龄画传》这本书时,她说,自己看着这本书,就像是在看别人的故事。书中的描述有很多充满一波三折的情节,但是在王玉龄的眼中,过去的一切都非常淡然。
在王玉龄看来,自己一生所做的几个大的选择都没有什么后悔的地方,如果说重新再生活一遍的话,自己唯一不愿再重复的,就是在美国刚开始打拼的那几年,因为那几年“确实非常辛苦”:“用‘打拼’两个字来描述那几年的生活非常准确,我确实是一个人在辛苦打拼。”
1953年,王玉龄考入美国纽约大学财会专业。为了解决生活问题,她每天很早起床,上午做文秘工作,下午和晚上到大学上课。通过4年的苦读,王玉龄以品学兼优的成绩毕业获得学位。其后,她在罗斯福医院任会计2年,后在一家五星级饭店——朴拉沙饭店工作3年,最后在美国航空公司工作21年直到退休。
1973年夏天,王玉龄忽然接到时任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黄华的一封信,信中说“如果您没有改变初衷,我们愿意给你签证,邀请您回祖国探亲旅游”。接到这封信,王玉龄首先是感到非常奇怪,因为自己当时还没有提出要回到祖国大陆的申请,信中所提的“初衷”二字没有缘由;其次她感到十分害怕,尽管作为一个中国人,她也很想回到祖国怀抱,但是作为一个“反革命的太太”,当时她对大陆的情形一无所知,不敢轻易相信这个邀请。
王玉龄征求朋友的意见,朋友说,一定是他们想用这种办法除掉你。听了这话,王玉龄更不敢回国。于是她给黄华大使回了信,以签证困难为由,婉言谢绝了邀请。
所在的航空公司规定,工作满15年的职员,每年都可以有一个月的假期。利用这一个月的假期,王玉龄每年都回台湾或者香港看望朋友、定作旗袍等中式衣服。1973年秋,王玉龄又一次来到香港,她意外接到了几十年未见的朋友——一对医生夫妻的电话,请她去澳门一见。
到澳门以后,因为朋友已事先给她办好了港澳通行证,所以很快又到了广州。广州第一任对台办主任接待了王玉龄,然后将她安排住在当时的省政府招待所。王玉龄至今还清楚记得,当时招待所专门请一位已经退休的老厨师给自己做了一道菜,是一条鱼,“菜端到桌子上以后,鱼的尾巴还在动”。
接下来,王玉龄又辗转来到北京。王玉龄发现,“共产党并不是三头六臂,没有什么好害怕的”,于是终于放了心。这次回国,周恩来总理还亲自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王玉龄。王玉龄回忆说:“周总理非常平易近人,是那种几分钟以后就会让你把他当作老朋友的人,似乎什么话都可以讲。周总理对我说‘灵甫是一个很好的人,当时是我没有做好工作,没有把他争取过来’。”后来王玉龄才知道,澳门的那对夫妻朋友,也是周恩来总理亲自安排的。
从那时开始,几乎每一年王玉龄都会回国探亲。1976年周总理去世之后,邓颖超大姐每年都代表总理接待她。那时候,能够每年都自由往来于美国与祖国大陆之间的,只有她和杨振宁教授两个人。“因为经常回来,当时国务院的很多部长都和我很熟悉”。
1984年,庆祝建国35周年大典前夕,当时身在美国的王玉龄还接到邓颖超的邀请函,请她回国参加大典。国庆当日,王玉龄有幸受邀登上天安门城楼,与很多国家领导人和国内外友人一起参加了庆典。这次,王玉龄在国内呆了一个月的时间,参观了很多工厂、学校,还结识了很多文艺界名人。
王玉龄回忆,那时候大陆的经济发展日新月异,欣欣向荣。她还记得,那时候邓大姐身体已经很不好,“说话经常不连贯,我们常常听不懂,在会上讲话也时时需要秘书的提醒”。
2005年9月3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这时,王玉龄已经回上海定居,她先是接到黄埔同学会的通知电话,得知将邀请她以抗战遗属的身份参加纪念大会。
很快又接到了国办的正式请柬,请她届时出席相关仪式。接到通知,王玉龄非常高兴,专门告知远在美国的儿子,让他到时一定回国。本来儿子在美国的事务非常繁忙,但还是专程赶来与母亲一起参加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纪念大会。
和他们一同参加大会的还有其他一些著名抗日将领的后人。会上他们受到了胡锦涛主席的接见,随后胡锦涛主席发表讲话,肯定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起到的重要作用。王玉龄说,她被国家领导人的这种博大胸襟所感动,专门写了一篇名为《尊重历史 走向未来》的文章,发表在香港一家报纸上。
1996年,王玉龄携母回国定居;今年春天,她第一次踏上了孟良崮的土地;她渴望两岸和平、企盼祖国统一,并为此作了大量的工作
王玉龄是母亲的独生女儿,多年来母亲一直和王玉龄一起生活。1996年,已经90多岁的母亲想叶落归根,加上儿子也在祖国大陆办了公司,王玉龄决定回国定居。她先是回到老家长沙,在家乡住了7年。2003年,王母以101岁高龄在长沙安然辞世,王玉龄又迁居儿子公司所在地上海。现在她和儿子、儿媳住在同一所大厦里,他们在一起吃饭,但是不住在同一套房间,“这么多年来我已经习惯一个人住,这样比较安静”。
2007年4月底,山东沂南举办纪念孟良崮战役60周年的活动,邀请王玉龄参加,她欣然同意,从上海乘机来到临沂,又坐长途车赶赴沂南。她和张灵甫唯一的儿子张道宇先生也专程从美国赶到沂南。60年过去了,这是王玉龄第一次踏上与丈夫永诀的地方。当记者问到第一次踏上这个地方的感受时,王玉龄沉吟一下,只是简单地说:“60年了……”。短短几个字,外人很难体会其中究竟包含了多少一言难尽的人生况味。
王玉龄说,以前也知道孟良崮是一座石头山,“听说当时打仗时,炮弹炸起的石头砸死的人比子弹打死的都要多”,但是实际中的孟良崮比她想像的还要艰险。尽管张灵甫在解放战争中作出了错误的政治选择,但为纪念其在抗日战争中作出的贡献,孟良崮地方政府在山上修建了一座“灵甫亭”,以此表彰这位抗日将领的功绩。
此前有报道说,张灵甫殒命前亲手发出的最后一封电报,不是发给“蒋委员长”,而是发给爱妻王玉龄,可见他对妻子的情意云云。王玉龄说,这个说法不准确,张灵甫阵亡前的最后一封电报的确是发给“委员长”的,而且也不是他亲手发的,还是让话务员发出的,电报中还提到自己没有钱,希望“委员长”可以多发些抚恤金给妻子儿子等等。
张灵甫给妻子的遗书是他亲自用笔写的,只有短短百余字。对现在大家能够承认张灵甫的抗日贡献,王玉龄表示非常欣慰。
近些年来,王玉龄一直在为祖国的经济发展、两岸的和平统一尽自己的最大力量:“我们都是中国人,尤其老百姓最盼望安定的生活,和平对两岸都有好处。”王玉龄说,自己9岁的时候卢沟桥事变爆发,自己一生中没过过几年好日子,因此最知道和平的好处,特别希望和平!
王玉龄说自己力量太小,又不善交际,但是只要知道有台商回台湾,总是尽力建议他们回去后“一定不要支持台独”。在美国的时候,王玉龄在华美协会工作,每到节假日或者周末,她都邀请大陆和台湾去的留学生一起到自己家里做客,让他们之间互相交流,她觉得只有彼此相互沟通了解,才会互相理解、互相宽容。
在中美促进交流方面,王玉龄也做了很多工作。在她的帮助之下,扬州大学和美国的一所医学院结为友好学校,互派留学生,共享科研成果。
现在王玉龄有不少社会职务,比如孙中山国际基金会总会副主席、香港特区黄埔同学会副会长、美国黄埔基金会名誉会长等等。她自称这些职务多是“闲职”,自己并没有做什么实质性的工作。尽管是“闲职”,但王玉龄又说自己是个“无事忙”,她为国内的医院积极联系购买美国先进而便宜的医疗设备;当听说湖南有些尚健在的黄埔老兵生活拮据时,又通过孙中山国际基金会尽量给他们以帮助。
王玉龄说,“现在我虽然似乎过着安静的生活,每天读读书、看看电视,但又每天都有事做。我信奉‘助人为快乐之本’,这就是我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