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玉田课堂示范毛公鼎铭文一一王玉田书法百叶欣赏【27】

名驰中外的毛公鼎与大盂鼎、虢季子白盘、人盘一起,被誉为晚清出土的四大国宝之一。

毛公鼎通高53.8厘米,口径47.9厘米,口沿上有厚实高大的双耳,颈部的两道凸弦纹之间饰以精美的重环纹。腹如半球形。足呈马蹄形,造型浑厚朴实。内壁铸铭文32行,499字,是我国迄今出土的青铜器中铭文最长的一件,其内容是记载周宣王告诫及赏赐大臣毛公的策名辞。

文中说,为了中兴周室,革除积弊,周王策命重臣毛公要忠心佐王辅国,不可横征暴敛,壅塞民意,绝不能重蹈先臣违诺王命,官纪不饬,酗酒无度,而遭丧国之祸的覆辙;毛公感恩周王所委之重任以及所赐之酒食、舆服、奴隶、兵器、玉饰、仪仗等丰厚的赏赐而铸鼎纪事,子子孙孙永宝永享,它对研究中国冶金史、文字史和西周史等均有重要价值,郭沫若称赞它“不亚于当时一篇文献”。

关于它的出土情况,据学者贺世明先生考证,相传于清道光年间(公元1851年),是由陕西岐山县董家村村民董春生在村西地里挖出来的。古董商人闻讯前来看货,见鼎内有密密麻麻的一大篇古文字,知是“宝鼎”,当即以白银300两购得。但当把鼎运至村南时,被村民董治官拦下,说这鼎位于他和董春生两家相交的地界上,他也有一份,买卖没有做成。

这个古董商对此岂肯善罢干休,回到县上,便出资贿赂了县知事,董治国被抓投入监狱,罗织的罪名有两条:第一条是私藏国宝(古董商买去则不算“私藏”);第二条罪名十分荒唐———平民百姓岂敢取名“治官”,乃犯上作乱,当堂命令他改名为“治策”,把他用铁链吊拷了一个多月,迫令招供藏鼎何处,然后派武装人员去藏处取出,装上单套轿车,披红放炮,运往县衙。

毛公鼎被弄到县上后,这个古董商即出重金悄悄买走。据说当时名画家张燕昌之子张石瓠曾见过毛公鼎,把鼎内铭文摹绘成双钩图,寄给时年69岁的浙江嘉兴名士徐同柏,到他年已八旬时才见到铭文拓片,得以写了《周毛公鼎考释》文章。

村民董春生发现毛公鼎被夺后的第九年,即咸丰二年(1852年),毛公鼎辗转落入西安古董商苏亿年之手,他向北京的著名金石学家兼收藏家陈介祺发函告知,陈接信后马上汇来白银100两,言明以50两作为货款,50两作为运费,让苏雇车专程送来。陈见此宝鼎价值超出他的预想,极为高兴,又赏苏白银1000两,把此鼎锁藏于秘室,他经过深入研究,写出了铭文考释文章和题记。

毛公鼎入陈家之后的近百年间又屡经变故,据王殿英、王厚宇、魏女勇娥等学者调查,陈介祺病故,陈氏后人把毛公鼎卖给清末重臣端方,辛亥革命爆发后端方被革命军所杀,家道中落,端方之妾将毛公鼎典押给天津华俄道胜银行,银行听人说这鼎是假的,就派人前往陈介祺的家乡山东潍县调查,找到陈介祺铸造的仿制品两相比较,方才断定端方家中的毛公鼎确系原物,准于典押付款,将此鼎入库秘存。

经过这样一番曲折,毛公鼎引起了外国人的注意。英国记者辛浦森,欲出美金5万元向端家求购,美国人福开森积极从中说合。但由于当时的5万美元仅合4万块银元,端家嫌开价低没有出手。同时,社会舆论也纷纷认为此系国宝,反对端家卖给外国人。

至1926年前后,北平大陆银行总经理谈荔孙认为国宝放在外国银行不妥,向端家表示愿以较低利息质押毛公鼎于大陆银行,端家表示同意,由谈荔孙代办向天津华俄道胜银行赎出,改存大陆银行。

不久,北平大收藏家、国学馆馆长叶恭绰与郑洪年、冯恕合股集资买下毛公鼎。1930年,郑洪年、冯恕二人分让,毛公鼎遂归叶恭绰一人所有,但仍存于大陆银行,后来叶迁居上海,毛公鼎也一同转移。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沦陷,叶恭绰匆匆避往香港,毛公鼎及叶之收藏书画未能带走。叶在上海之妾潘氏意欲侵吞叶在沪之家产,打起了官司。1940年,叶恭绰致电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授的侄子叶公超,让他赴上海代为主持讼事。叶公超途经香港时,叶恭绰嘱咐其侄:“美国人和日本人两次出高价购买毛公鼎,我都没有答应。现在我把毛公鼎托付给你,不得变卖,不得典质,更不能让它出国。有朝一日,可以献给国家”。

当叶公超到上海应诉之时,潘氏已向日本宪兵队密告叶宅有国宝毛公鼎及珍贵字画,日本宪兵队当即前去搜查。万幸的是先搜出一些字画,接着搜出两支自卫手枪,日本宪兵注意力转移,对查找毛公鼎之事有所疏忽,而毛公鼎当时就藏在叶恭绰的床下,竟未被发现,但叶公超却因手枪被查出以间谍罪被捕,投入牢狱达49天,多次遭鞭打、水刑,但叶公超坚不吐实。

后为脱身之计,密嘱家人铸造假鼎交出,并由其兄叶子刚以重金具结作保才得释放,但仍受监视。后来叶公超终于在1941年密携毛公鼎逃往香港,将国宝完好无损地奉还给叔父叶恭绰。

不久香港被日军攻占,叶恭绰不得已又携带毛公鼎辗转返回上海,后因患病,经济困顿,万般无奈之下将毛公鼎典押银行,后为巨商陈永仁得悉,出资赎出。

1945年抗战胜利后,陈永仁将毛公鼎捐献国家。1946年春毛公鼎由上海运至南京,由中央博物馆收藏。后为庆祝蒋介石60寿辰,由中央研究院和教育部于1946年10月联合举办“文物还都展览”一个月,毛公鼎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展品。

1948年大陆解放前夕,蒋介石见大势已去,下令南京故宫博物院将所藏珍贵文物迁运台湾,毛公鼎亦在其中,后由新成立的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至今仍陈列在该院商周青铜器陈列室专柜中,向外界开放展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