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雪芬南薇 南薇、韩义与袁雪芬

戏曲界的前辈刘厚生是做过雪声剧团的剧务部主任的,他对南薇和韩义及袁雪芬是很熟悉的。五年前他在《文汇报》上发表过一篇文章,题目是《越剧的功臣∶南薇和韩义》,把“两位先贤请出来同大家见见面” ,并指出“他们是不应该被遗忘的人”。刘厚生先生在介绍了南薇和韩义的事迹后,认为他们是“投入最早、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代表人物,他们的功勋应该铭记在一代代越剧人的心中”。

同时,刘厚生先生也对南薇和韩义后来又都遭遇坎坷,成为悲剧人物而感到无奈,表示“压扁了这两个人,越剧少了几个可能出现的好戏”。

刘厚生先生是五十年代的越剧见证人,他对当时整南薇、韩义是这样认为的∶“我感到他们都倾向进步,欢呼解放,接受党的领导。但他们又是两个地地道道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艺术经验丰富,但艺术思想模糊;他们生活态度严肃,但又自由散漫;他们尊重党的领导,却又自视甚高;他们懂得必须团结,却又常常闹矛盾。

50年代,正是知识分子改造雷厉风行时期,而那时的改造运动,大都急于求成,方法简单。虽说应当说服,但常以政权力量指令改造。

终是“我说你服,非服不可”。其结果或是诚心接受改造,实际上不可能彻底,或是抵触改造,矛盾激化。南薇、韩义不幸成为后者。50年代的文艺整风等运动中,他们自然成为批判对象。韩义心直口快,为人直率,曾自嘲说,你们都改造成为无产阶级了,留我们两个小资产阶级点缀点缀不好吗。

这种情绪,当然使得他们难以受到重用,到了50年代后半期,当上海有十几个越剧团被动员支援外地时,韩义不得不随剧团去了西安,南薇更是随妻子的剧团远赴宁夏。

接着,韩义被打成右派,境遇凄惨。南薇离开剧团单干,到处漂泊。“文化大革命”时他们当然更是在劫难逃,但他们在逆境中还在为越剧工作。编过戏,导过戏,但是在不断挨整的境遇中如何能创造出好戏?粉碎“四人帮”之后他们虽然都恢复了名誉,先后回到上海,得到袁雪芬的帮助,上海越剧院接受了他们,给了温暖,但都已年届六十,精神衰颓了,才华磨尽了,再也没有年轻时的英气。

南薇于1989年早逝,韩义还为越剧院编导过戏,写过电视连续剧,也是强弩之末了。”

之所以要引老先生那么长的一段话,是为了要明白当时发生了什么事让这两位功臣离开了上海越剧院,我查了一下当时华东戏曲研究院的一本文件资料汇编,内有三段文字提到南薇、韩义这件事,文不长,也引来一看∶

华东戏曲研究院秘书长伊兵在华东戏曲研究院四年来的工作总结中说∶

四年来由于院部领导上政治修养、艺术修养差,思想水平低,存在着自由主义的庸俗作风,加上经验不足,任务重、摊子大,因此曾经造成了很多错误缺点∶第一,思想领导薄弱,掌握政策不稳,表现在对知识分子和演员的团结教育工作上左右摇摆,对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的斗争表现软弱无力,存在着严重的右倾情绪。

如南薇、韩义问题的拖延不处理,造成内部团结上和业务工作上的重大损失,对主要演员团结多教育少,因此长期不能很好的团结改造他们。院内批评与自我批评不开展、上下通气不够,发现问题拖延不决,计划性差,事务忙乱,组织上的官僚主义、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在新三反后虽有改进,但还严重存在。(见29页)

华东戏曲研究院编审室主任陶雄在编审室工作总结中说∶

(十)南薇参加工作近两年,但未正规地到院办过一天公,也没有正当地在组织领导下执行和完成过一件工作任务,却一直忠实地在为大公滑稽剧团服务,组织领导屡次教育帮助始终无效。一九五三年的总路线学习和一九五四年春节慰问解放军,都曾动员他参加,但都遭到了他的拒绝。

他长期拿着高额工资,不作一件工作,在地方戏组总结时却全部否定了别人的工作。总结中,他辱骂各级领导,并公然承认自己是资产阶级思想。对于这样一个严重违反组织纪律的人,必须采取比过去更为有效、更加严肃的态度来对待。因此,我们正在提请领导予以彻底处理。(57页)

华东戏曲研究院艺术室主任吴琛在艺术室工作总结中说∶

(4)组织性纪律性的松弛,个别干部有违法乱纪现象存在,是在我室导演组表现得特别突出。自由散漫的作风长期不能克服,小组生活不健全,不严格遵守办公制度,同志间只有庸俗腐朽的一团和气而缺乏正常的批评与自我批评。

组长只感到难于领导而思想上不愿担任组长,不从积极的如何对组内同志政治上、业务上关心帮助着手做好组的领导工作。组内个别同志如韩义同志已发展到违法乱纪的严重地步。韩义同志曾有很长一个时期不来院办公,在艺术创作上不接受领导,拒绝领导上分配的光荣的劳军任务,两年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