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学军南京 “京城好人”刘学军:做个好人真幸福

2月8日,刘学军(右)去看望社区困难家庭。本报记者 丁先明摄

2月3日,“感动中国”2011年度颁奖典礼温暖了无数国人的心。54岁的北京市民、退伍伤残军人刘学军坐在电视机旁,收获了感动,也收到了上百条短信和电话。

发来短信、打来电话的人们和刘学军分享感动的同时,更多地表达了遗憾之情:“‘感动中国’怎么只有10个名额?怎么没有您?”

刘学军是谁?他有着怎样的故事?为何这么多人认为他足以“感动中国”?

2月8日,记者来到刘学军家,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一张挂在墙上的雷锋像,从1965年到现在,这张像已陪了他整整47年,虽然画面已经老旧、发黄,但是“雷锋叔叔”的眼神与笑容,从孩童时代到现在,从未褪色!

刘学军的生命观——“我也怕死怕伤,但能见死不救吗?”

春节前,一对年轻父母抱着两岁女儿再次来到刘学军家,感谢他的救命之恩。刘学军欢喜地抱起女孩,又拿出专门买的新衣服给她穿上。

2011年10月13日,“小悦悦事件”发生当天,在北京市海淀区蓟门桥小区,两岁小女孩张慧语走路摔倒。此时,一辆汽车正在倒车,眼看就要轧到孩子。危急关头,一个跛脚男子冲过去一把抱走了孩子,避免了一场事故。

现场有人认出,这个跛脚男子正是被人称为“京城好人”的刘学军。几十年来,他救过上百条生命,留给自己的是40多处伤疤以及残疾的双腿。为了救人救急,他的牙被人打掉过,小腿被钢筋穿透过,甚至做过开颅手术。

1981年,刘学军从部队转业,担任北京市运输公司七场招待所所长。当年11月的一天,紧挨着七场油库的一个仓库发生火灾,油库围墙之外就是有着近万人的西三旗村。如果油库爆炸,后果不堪设想。发现火情后,刘学军提起两个灭火器就往火灾现场跑。

大火最终被扑灭,油库安然无恙,但刘学军被垮塌物砸中,8颗牙齿被砸落,下肢失去知觉,倒在火场。昏迷7天7夜后,他做了开颅手术,被诊断为一氧化碳中毒后遗症,脑萎缩。

他不甘心下半辈子瘫在床上,请求医生用常人难以忍受的电击法治疗双腿。经过数月治疗,他的双腿竟奇迹般地恢复了知觉,慢慢扔掉了双拐,只是走路有些跛。

那次火灾后,刘学军被鉴定为三级残疾。朋友说他,人家的残疾是天生的,你的残疾完全是“自找”的。

这个“自找残疾”的人,还是个“没事找事”的人。

1989年,因为身体原因,31岁的刘学军办理了病退手续。“我才三十出头,不能就这样在家闲着。”于是,他买了一辆摩托车,开始“四处找事做”。他觉得哪里有危险、哪里可能有人需要帮助,就往哪里去。在他看来,这是重新上岗。“谁说我没工作?做好事就是我的工作。”

1993 年,他骑摩托车经过北安河附近时,突然发现前方有一辆尾部起火的大巴。车上四五十个孩子正在唱歌,他几次大喊“起火了”,司机都没听见。他把摩托车油门加 到最大,趁大巴拐弯减速时超过去,并快速拐到大巴前。他连人带车被撞出10多米,拦住了大巴,避免了一场车毁人亡的惨剧。在床上躺了两个月后,他换了一辆 新摩托车,“再次上岗”。

四处找事做,让刘学军屡遭危险,身上不断有新伤疤。人们不解,这个人对身体、对生命怎么会如此不珍惜?

“我是血肉之躯,也怕死怕伤。我不想当英雄。在危难面前,别人可能只是迟疑一下,就把当英雄的机会给我了。见死不救,良心上过不去!”

刘学军的财富观——“人不能没钱,但不能让钱左右人生方向”

“又一个春节到,我们在您的呵护帮助下,读完了硕士,衷心祝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这是记者随手翻到的被刘学军资助过的贫困大学生写的信。病退后,刘学军每月有1400多元养老金,比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1260元略高一点。即使这样,他也要省吃俭用,尽可能挤出一些钱,资助读不起书的孩子。多年来,他资助了全国各地数百个贫困学生。

以世俗的标准审视刘学军,他很“败家”。为了行善帮人,他甚至数次变卖祖上留下来的“传家宝”。

据 刘学军的老同学侯丽介绍,1985年,当时还是招待所所长的刘学军,在某医院看见一个病人因为没钱治病,躺在板车上等死,“寿衣都准备好了”。他问清原委 后,马上掏出200多元钱交给病人家属,让他们抓紧看病。病人家属不敢接钱,“我们是河北农村的,还不起”。刘学军说:“不用还,救人要紧。”

回到单位,他才想起来这200多元是自己刚取出来的员工工资。为了应急,他把家中祖传的一幅古画卖掉,换回200元现金。

后来,他听说这幅画在香港被拍卖到1000多万港币,但他并没有后悔当初的选择:“一幅画救了一条命,值了!”

2007年5月,刘学军在西土城公交车站捡到了一个塑料袋,打开一看,里面竟是20万元现金和一个记账本。他赶紧通过记账本找到失主,并交还了现金。

在常人眼中,刘学军是个另类,是个“傻瓜”。实际上,他并非不食人间烟火。他认为,改善生活质量是对的,“人不能没有钱,但不能让钱左右人生的方向”。

刘学军的荣誉观——“好人队伍不断扩大,这不就很好吗?”

2月8日,记者来到刘学军所在的北京市海淀区北太平庄街道罗庄西里社区。很多居民都知道社区里有一位“好人刘学军”。然而,几年前,刘学军还不为太多人所知。直到2008年3月,一段电视新闻揭开了老刘的诸多秘密。

2008年3月初,作为北京奥组委“志愿之星宣讲团成员”,刘学军向小学生宣讲环保知识,北京电视台《北京您早》栏目对此进行了报道。视频不长,却让来京务工的涂会琼泪流不止:电视上的刘学军,不正是自己苦苦寻觅6年的救命恩人吗?

原来,2002年7月底,涂会琼带儿子在昆玉河边散步,儿子不慎落水。救子心切,不会游泳的涂会琼也往河里跳,但一下子就呛了水。这时,刘学军刚好骑摩托车路过,马上跳到河里救人,最终将母子二人救上岸来。

涂会琼回忆说,上岸后,救人的大哥满身是血,她一个劲地感谢,并询问大哥的名字。对方说,我的名字不重要,你赶紧带孩子去医院检查一下。随后,他一瘸一拐地离开了。

当时急着带儿子去医院,涂会琼没能搞清楚恩人是谁,这成为她的一块心病。为了找到恩人,她跑了很多地方,只要看见背影有点像的,她就上去问人家是否救过人。尽管苦寻多年,她始终未能找对人,直到2008年3月看到电视新闻。

2008年3月10日,涂会琼见到恩人后才知道,刘学军当天救他们时,头部被撞破,小腿被水中的钢筋穿透,至今还留有一道两三厘米长的伤疤。

“母子寻遍京城,六年终见恩人”的故事,离奇而感人。然而,就在媒体纷纷报道这一新闻时,另一则感人故事也出现了。

2008年3月14日,《北京晨报》在头版刊发了涂会琼与刘学军相见的图片报道。27岁的北京市民王芳将报纸带回家,向母亲感叹刘学军“这种好人不多见”。没等自己感叹完,王芳竟看见母亲对着报纸哭。

“女儿,就是这个人当年救过你的命,我没看错。他是咱们家的大恩人啊。”王芳的母亲边哭边说。

时 间追溯到26年前。1982年7月,因救火致残的刘学军去清河医院做康复治疗,路上偶遇一岁的小王芳误食农药,躺在地上口吐白沫,王芳的母亲吓得大哭。刘 学军看见后,赶紧抱着王芳去医院。因为双腿还未康复,他当时拄着单拐,加上大雨滂沱,他硬是连走带爬,赶到四五里外的医院,把王芳从鬼门关抢了回来。

得知刘学军与孩子素不相识,看到他手掌全是血,膝盖磨得露出骨头,医生、护士大受感动,哭着给刘学军处理了伤口。为王芳交完费后,刘学军悄悄离开了医院。

26年间,刘学军搬了几次家,王芳母女久久找不到恩人。26年后,王芳已经成为一个一岁女孩的母亲,恩人终于出现!

电话接通的那一刻,经王芳提示,刘学军想起了那个雨天。他关心地问:“你现在挺好吧?没留下什么后遗症吧?”电话另一头,王芳哭成了泪人。

正是这样一个无名英雄,引得众人为他没能当选“感动中国”人物而深感遗憾。但他说:“我没当选,但我们的好人队伍扩大了,这不就很好吗?”

刘学军的是非观——“如果每个人都变得冷漠,社会哪还有爱?”

近来,“彭宇案”不断被人提起,现实生活中,困扰很多人的问题是:“做好事被人诬陷怎么办?”

的确,做好事并不总是伴随着鲜花与掌声,有可能反遭误解甚至诬陷。在刘学军的好人生涯中,他不止一次遇到这种事。

1972 年暑期,14岁的刘学军在海淀区清河勇救一男一女两个落水儿童,他的脚掌却被河底木板上的一颗钉子戳破。让他始料不及的是,男孩的家长来到他面前,不是千 恩万谢,而是拳打脚踢。原来,淘气的男孩因为游野泳才落水,他怕回家挨打,就撒谎说是刘学军把他推下水的。刘学军当时百口莫辩,“流血又流泪”,幸亏后来 一个在场的老大爷以及被救的女孩出面作证,事情才算了结。

刘学军回到家后,感到一肚子委屈。他化解委屈的方式是,跑到书店买了一张雷锋像。

将 近30年后,他再次遇到这种“憋屈事”。2001年8月下旬的一个雨天,他推着摩托车经过满是积水的学院桥,看见一名老人被车刮蹭后昏倒在地,赶紧把老人 送到医院。不承想,老人的儿子赶到医院后,却一口咬定是刘学军撞的。“你给我爸交了1万元押金,人还不走,你说你没撞,谁相信?”

又一次百口莫辩。无奈之下,刘学军总共为老人付了6万元的医药费。事后,很多朋友“批评”他:“这就是你管闲事的后果,以后少管!”

“这不公平啊!”困惑过后,他又开始自我安慰,“6万元,就当给自己父亲看病了。真相总有水落石出的那一天。” 面对委屈,他的态度是:“如果每个人都变得冷漠,社会哪还有爱?”

果不其然。2007年的一天,刘学军几乎忘掉了6万元的事,那名被救老人的儿子突然登门,捶胸顿足地表达歉意,并归还了刘学军6万元。原来,一次机缘巧合中,他搞清了当年的真相,知道自己冤枉了好人。

而在刘学军清河勇救落水童的38年后,2010年12月,当年的落水男孩马国庆在一档电视节目中,当着无数观众的面,郑重地向刘学军鞠躬道歉,表达自己的悔意。

当年那个撒谎的淘气男孩,如今在左邻右舍眼中,也是个难得的好人——在“东来顺”上班时,救过马路边摔倒的老人;当出租车司机时,救过几条人命。

对马国庆来说,刘学军就像一个磁场,给了自己“里程碑式”的影响。马国庆告诉记者,自己这些年做出了一点成绩,离不开刘学军的影响。

刘学军的幸福观——“做好人踏实,做好事舒服”

病退23年来,刘学军常常早晨5点多就起床,骑上摩托车,挎着公文包出去“上班”。公文包里,有外伤急救包、速效救心丸、血压计,还有供低血糖患者急用的巧克力,以及为外地人指路的北京地图。他常到医院、河边、公交车站附近转悠,看到需要帮助的人,马上伸出援手。

为了找到更多帮助对象,他甚至专门为自己印制了名片,上面写着“有困难您找我”、“勿以善小而不为”,并留下手机号码。虽然有人对此不以为然,甚至接过名片随手就会扔掉,但这并不妨碍他继续发名片。23年来,他发出了3个版本、上万张名片。

一到冬季,他就经常自制风斗,免费发给租住在城乡结合部平房中的打工者,尽量避免发生一氧化碳中毒事件;一到下雨天,他的公文包中总会装上十几把雨伞,到大街上发给老人、小孩或孕妇。

他自愿给社区里75岁的空巢老人赵世新大爷“当儿子”,过冬时他给赵大爷买好四五十棵大白菜,时不时给老人送他爱喝的无糖可乐,还给老人买了件羽绒服;街坊中有一户两代人都瘫痪在床的困难家庭,他经常上门嘘寒问暖,物质上接济,精神上鼓励,家里有事几乎随叫随到。

18岁以来,他几乎年年义务献血。50岁以前,他一年献两次,每次200ml;50岁后,医生只准他每年献200ml。

他的同学侯丽说:“学军就是这样一个人。如果把他做的每件好事都写出来,非得写一本厚书不可。”

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做一辈子好事,尤其是不顾自己的安危,时时处处做好事。

有很多人不解地问刘学军:“你做好事的动力到底来自哪里?”

他认真地回答说:“予人玫瑰,手有余香。帮了别人,看到别人好、别人笑,我就觉得特别快乐!”

他的回答没能打消别人的疑惑:“你退休在家,就不能好好享几天清福?”

他笑笑说:“和在家享受相比,做好事的乐趣要大得多。”

刘 学军告诉记者,爱心能传递,爱心能放大。在他送出的爱心雨伞上,留有自己的手机号码,上面还写着:“爱心伞给您温暖,用完后,请您放在一个地方,给我打电 话,我会自己去取。”有好几次,他都收回10把、20把雨伞。甚至有一次,一位他帮助过的孕妇的丈夫给他送来了100把雨伞,还有一封感谢信。

爱心能传递,好人有好报。刘学军一个人带着女儿过了20多年后,2006年春节,他曾经资助过的北京大学一个贫困女研究生告诉他,她想嫁给他。

“对我来说,找个‘对路’的人不容易,而且人家比我年轻了20岁,我当然不能答应。”但对方依然很执着。

为吓退对方,老刘向她提出结婚的条件:“不能干涉我做好事。”而且提前立下遗嘱:“死后,眼角膜捐给双目失明的人,心、肝、肺捐给需要的人,剩下的零零碎碎火化,骨灰埋树下,当肥料。”

对方听完,热泪盈眶,连连点头答应。当年,两人走进婚姻殿堂,几年来,妻子践守诺言,成为这位“京城好人”最得力的助手和伴侣。老刘的朋友对此评价说,“好人终归会有好报”。

现在,一到过年,老刘都要接待数百来访者——他救过、帮过、资助过的人,不能来的人也都纷纷打电话来拜年;他一年至少要过三四十次生日,有人是记错了他的生日,有人干脆就是借过生日,表达对他的感谢。

这时的老刘,是幸福的。

对刘学军来说,做好事已成为一种习惯。如果别人还是无法理解他的这种做好事的“乐趣”,他就会给对方讲雷锋的故事。5岁那年,他拿自己攒的1毛5分钱,买了第一张雷锋像。以后,家搬到哪,雷锋像就挂到哪,甚至在他参军期间,都一直把雷锋像带在身边。

“我的偶像是雷锋,我认为自己就是雷锋的传人,雷锋精神不就要求一辈子做好事吗?”刘学军说。

追求幸福是每个人努力的方向。“我觉得,做个好人就是幸福。因为,做好人踏实,做好事舒服。”刘学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