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希贤先生 金三角国民党残兵后人:我们都佩服邓小平先生
邓:比如护照,比如经费。这就是国家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好处。1987年我为写《大国之魂》想去印度北部和缅甸北部采访,但是给有关部门及国外学术机构、基金会发出无数申请报告,希望获准也期待获得部分采访经费,可结果哪怕一个"不"字的答复都没有。
而现在我发现我们还可以,在一些地方还可以。经济改革带来了收入的增加,以及环境的改善,包括办理因私护照什么的越来越简化。这都使我行动的自由更多。我也不用国家的钱,把自己存款、借款放在一起,或者找赞助什么的,凑得差不多我觉得够,我就背着包采访去了。这一次我最自豪的是:我,一个中国作家,也可以走出国门,采访世界性关系人类命运的大题材,我也拥有了这样的行动自由和权力。
机会照顾有准备的人
记:在金三角,你有没有正面面对过什么危险?
邓:我曾经因为贪心不足想去抢拍枪战后战场上的尸体,被人抓住捆得像个粽子。适应当地的环境也是一个漫长的担惊受怕的过程。比如采访那些军队的后代,我还习惯性地开口就称"蒋残匪",人家的脸色马上就很难看。从头到尾我都被人监视,另外,要取得那里面人的信任,让他们相信我没有别的目的、只是想公正地反映他们的现状也非常难。
记:那你是怎么做到的呢,你居然还采访到了诸如美斯乐自治会会长之类的高层人士?
邓:这也是命运安排,跟我的家世、我的经历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因为我父亲参加过著名的中国远征军,从印度、缅甸浴血奋战打回国内,直至抗战胜利。所以我关心那段历史,我写《大国之魂》。金三角的国民党残军多为李弥前第八军的老部下,他们不少是因我曾《大国之魂》中专章描写过第八军血战松山的悲壮场景而接受了我。
又因为我是在云南7年的知青,所以我写《中国知青梦》。而当年不少流浪到金三角的知青都曾在当地学校教书,被现在金三角华人的后代视若恩师,他们的名字对于我有的时候就是敲门砖。所以,为什么走进金三角的是我不是别人?可能是上帝选择了我,而机会照顾有准备的人。
"我们早就没有仇恨了"
记:那么去金三角,你最根本的目的是什么?
邓:有一个数字,自1949年以来,在金三角已经自发形成数以百计的汉人难民村,栖息、繁衍着数百万没有国籍的中国难民。这个数字实在大得超过了我的想像力。我想知道,1949年至今已经半个世纪了,这些中国难民部落在金三角这片蛮荒之地怎样生存?怎样融入当地社会?他们同金三角其他民族是什么关系?他们在金三角这个全球最大的毒品王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扮演着什么角色……金三角华人的历史,也是中华民族历史的一部分,但到现在还是空白,我去采访,就是想把这段中国人的历史告诉中国人。
记:那你认为华人之于金三角的意义是什么?
邓:他们使那块土地、那里的社会形态受到了文明种子的撞击,极大地刺激、改变了当地的生产力,使那里的文明前进了几个世纪。
记:跟那里的华人接触,有没有距离感,能感觉到与他们意识形态上的冲突吗?
邓:早就没有了,当地华人的领袖就反复跟我说"我们早就没有仇恨了",他们佩服"邓小平先生",中国一改革开放他们觉得他们的地位也高了。都是海外华人,希望祖国好。这让我非常感动。我发现在国外生活的华人,时间一长他们就变成纯粹的血缘上的华人,原有的意识形态就消散了,这说明什么?民族文化源远流长,意识形态的隔阂是可以被克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