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屈原与司马迁的生命

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地活在那些杰出的生里,亦活在那些杰出的死里。五千年积淀的绝非只是出土的竹简,而是这中国式的生命。(析: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不尽英雄。)同是中华“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杰出人物,为什么屈原与司马迁,一个要死,一个却不惜带辱而活?这个问题从儿时就牵襻着我。(评:引出话题)

后世一直将屈原定位为“爱国诗人”,值得商榷。我以为,这忽视了他作为“政治家”的一面。这个偏差或许是故意?后人出于不平,以为楚国那样的昏君,不值得屈原去忠于和报效?殊不知“政治”也是一种理想。

政治家与政客不同,正是由于前者是献身是别无选择的,后者却是投机的。(析:政治家一心一意,政客三心二意;政治家有如从一而终的烈女,政客只如朝秦暮楚的娼妓)屈原身为三闾大夫,是楚国的决策大臣,他不能承受楚国亡国的事实。

仅作为一个诗人,即令“国破山河在”,亦不必去死。诗人以“诗”爱国和救国,他可以行吟,可以留下作品“薪火传人”。

但三闾大夫必须沉江。(析:性格决定命运,屈大夫的性格逻辑决定了他沉江的命运。)屈原的这种“相始终”的精神,是他作为政治家面对失败时惟一的坚持。他是把对政治的责任放在“诗人”之上的。这才是屈原对自己的定位。

诗人的事业,可以不与某一个具体的朝廷和君王相联系,相始终。屈原的这种始终精神,是他作为政治家面对不可挽回的狂澜,惟一的坚持。冯友兰说过,中国文化中有一种西方没有的精神,这就是当一个人认为他不能够拯救国家时,为了不在内疚中偷生,便选择赴死。(析:孟子说过,“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人生自古谁无死?”“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之于生死,中国自古已有确认之标志。虽然“哀莫哀生别离,乐莫乐心相知”,已将生乐死苦、留恋人世的滋味体会尽致。

但是,主动迎接死亡,“在不可选择中进行选择”的精神依然确立。可以讲,中国的志士仁人,在求生不能的时候,亦很重视死之权利。倘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和信念完整地活下去,不如选择死亡,将死看作一种意志与尊严的使命。

屈原即是著名的范例。他是不会要等到敌国军队进入,被俘受辱死的。他认为羞辱他就是羞辱楚国,他要选择死,一种自由的、高尚独立的死,头戴巍峨之冠,身着兰草香服,时而悲吟,时而高歌,徜徉在汨罗江畔,饱览他所挚爱的山河大地,从容赴死。(评:形象化展示死得浪漫。)

屈原之死,死的原因不是“诗人”的,死的方式,却是“诗人”的。政治家只要死得其所和旗帜鲜明,诗人却要死得美,死得如其所吟,死得浪漫。我们何不理解为:屈原是在他的政治理想破灭后,紧紧地拥抱着诗的理想而去的。这死,亦是一种决裂,与以往从事的“政治”的决裂,与终生所爱的诗章同归。这是历代美的理想之追求者的最好结局。

死,可以明志;生,却可以践志。当死刑临到司马迁的头上时,他选择生。一种令肉体与精神,令自己与亲友都极度痛苦的生——接受宫刑。司马迁出于公正之心,为李陵辩护,得罪了皇帝。假如就为此而死,亦不失为一位直谏烈臣;但司马迁为自己规定的人生使命不是仅此。他要以一介布衣的身份完成千古史记,为中国撰写第一部大型纪传史书。

帝王家有史官,却有人执意要做民间第一史家。当时虽没有明文不准平民“写史”,但司马迁此举却引起了当朝的监视与怀恨。他选择受刑忍辱,弃政从文,从匍匐于地的殿臣中直起身子做人。这是令世俗瞠目的叛逆之举,这是勇敢与崇高的跨越。他不愧为敢于在朝堂上和禁锢人臣的君臣伦理观念决裂的代表!弃一帝而得天下千秋。伟哉,司马迁!

屈原择死,司马迁择生,都是崇高的。他们择死与择生的思考世代延传;这种思考,构成了一个人,乃至一个民族隆起的脊梁。(析:择生与择死,源于心灵的呼唤,源于神圣的使命,源于对自己的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