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中玉人生健行者 人物丨百岁徐中玉:人生健行者
古代文论绝不是书斋中的学问,需要面对文学现状,关注自己所处的时代。我在研究古代文论的时候,往往针对现实中存在的问题,打通了古今来谈,希望对现实有所裨益。我不希望自己的工作只是“书斋之学”,只是纸上的空谈。
比如我的《论“无胆则笔墨畏缩”》就是针对上世纪80年代中期文学创作领域的战战兢兢、不敢放言有感而发,认为叶燮所谓的“识明则胆张”是创作自由的最佳注脚,希望大家冲破教条主义的束缚,创作真正自由的作品。又如我在《论“言必中当世之过”》中认为苏东坡提出的“言必中当世之过”是救时济世的良药,因为他不仅要求作家作品对种种不合理、不公平的现象进行批评、揭露,更重要的是要找出切实可行的办法,以纠正错误,医治国家社会的毛病,为人民谋福祉。
《“惊四筵”与“适独坐”》这篇则是辨析和议论“惊四筵”往往不如“适独坐”的原因,前者如大跃进时的“放卫星”,动辄号称亩产五万斤十万斤,引得一片叫好,事后却发现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后者则因为用平静、朴质的语言道出真实的道理,不追求虚假的效果,可能一时得不到好评,却能经得起检验,最终得到首肯。
因此得出结论,认为对于哗众取宠的言论和作品不该瞎捧场,不该人云亦云,而是要运用自己的头脑,做出正确的判断。
我搞文学研究工作,从未想建立什么庞大的体系,或高谈一套一套的理论,或服膺五光十色的主义。凡一种流行过的体系,总有某些见解,或比较新鲜,或比较深入,或扩大了原有视野,不能一概地否认、排斥。但由于文学现象的丰富性、复杂性,这类思想体系往往只能在局部起到开拓、深化的作用,不能生搬硬套,更不能将之奉为金科玉律。没有一种理论是包治百病的良药,文艺研究不能搞教条主义。更何况一种学说往往因急于构成体系,忽视或抛弃了很多不符合它设想的东西,这也是值得人们警惕的。在这里,我愿意再次强调兼收并蓄的重要性。
兼收并蓄就意味着要博览群书,研究文学理论不能不读文学作品,不能毫无创作体验,也不能只读文学理论的书籍,哲学、历史、心理等知识都不可或缺。兼收并蓄也意味着要向外国学习。研究生阶段我研究的专题虽是宋代的诗论,但我仍同时读了莫泊桑、但丁、莎士比亚、歌德、高尔基、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外国作家的小说、戏剧等文学作品,虽然看得毫无系统,但仍觉得颇受益。在理论方面,黑格尔很有逻辑,也有许多深刻的见解,我愿意读,但有时感觉过于抽象、枯燥。同样是德国人,歌德的谈话录就亲切舒畅得多,歌德对黑格尔的批判是不留情面的,他们的并存很有意味,用不着给他们强分高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