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奇人物张作霖:1916年发布中国首个白话文告示

1916年4月22日,袁世凯任命张作霖为盛武将军督理奉天军务兼奉天巡按使,任命冯德麟为帮办。张作霖多年梦寐以求的奉天将军终于到手,成为名副其实的奉天最高统治者。

主政伊始,张作霖在为自己赢得权力而兴奋的同时,也在思考着如何治理奉天的问题。正所谓“新官上任三把火”,这“火”怎么个烧法?张作霖也是颇费了一番心思。1916年6月28日,张作霖与帮办冯德麟一起发布了关于施政方针的告示。这个告示发得别出心裁,堪称中国第一个白话文告示。

以往的官府告示,“之乎者也”遍布全篇,文字、语句生涩难懂,对普通百姓来讲只能是望文生义,一知半解。而张作霖在告示中,开篇就点出他用白话发布的缘由所在:

“向来官府所出的告示多半是些文言文语,遇着那不通文墨的人,每每看不明白。今日我们两人的言语,是要人人听见,人人明白。所以要用一篇白话儿,与我们奉天的父老子弟说一说。”

不仅如此,通过告示,张作霖还意识到官府与百姓沟通的重要,在张作霖看来:

“原来我们中国头一件最要紧的毛病,就是上下隔膜。不但是做官的人,不知道那百姓的艰难,就是做百姓的,也不晓得当官的辛苦,所以办出事来,谁也不能称心满意。我们两人本是这块土上生长的人,我们对百姓的艰难困苦,知道的明明白白,就恐怕你们大家里头,还有不明白我们的意思的,所以这一篇的言语,还要你们大家仔细听一听”。

东北地区匪患猖獗由来已久,政府曾多次倾力剿匪,虽有一定的成效,但总是除而未决。主政伊始,张作霖就下定决心把治理匪患、确保奉天一方的平安列为首要解决的问题:

“第一样要办的事情,叫做弥盗。怎么叫做弥盗?就是想个法儿,把各处地方上的胡匪,打扫的干干净净的意思。这几年间,奉天各处的胡匪,把百姓糟蹋的不得了,要不趁早地想出个正本清源的法子,老百姓的日子就没有法子过啦。

所以,我们就把惩治盗匪当作第一宗要紧的事。现在已经吩咐各处地方官,陆军啦,巡防啦,巡警啦,保卫团啦,同心合力,剪草除根。无事的时节,自然是加意防备,有事的时节,就要他立时拿捕。不过我们的意见,不愿意拿我们自己的枪炮,毁我们自己的家人。

你们为非作歹的人,也应当再思再想,人生在世,庄稼买卖,谋生的通路很多。只要能安分守己,也没有饿死的道理,何苦犯一个杀身的大罪,再弄得大家伙儿不得安生。你们抢去了钱财,要逃往那(哪)里去呢?祸害旁人,又祸害自己,满盘子算起来,亦没有什么便宜的地方。况且年景不好,大家伙儿都几乎靡有饭吃,你们怎就忍心得,还要抢掠,这真是天理人情所不能容的了。要叫我说,趁早的回头改过,去恶向善。

自看见此番告示后,只要有十家的连环保证,就可以既往不咎。若是执迷不悟的,我们性子,你们是知道的,一定把你们治得个剪草除根。这些年来,都说大崇将军最厉害,你看看我们比他何如?我们宗旨,既首在弥盗安民。所以视事以来头一样事情,就是从整顿巡警入手。

因为巡警的饷糈(音:许),都是民间直接所出的钱,若任他们徇私舞弊,庇赌啦,通匪啦,鱼肉乡民,欺负百姓啦,那不是叫你们大家出钱,反祸害你们吗?所以务必整顿好了,让民间出一名巡警的钱,就得一名巡警的用。

将盗贼治理得干干净净的,方才算对得住老百姓呢。倘若是办巡警的,闹得乱七糟八,被我们访查得实,或有人告发,一定把他严加惩办,给你们泄泄忿气,以为不能治盗安民者戒。”

经济是基础,张作霖自然知道钱的重要。有了钱,如何理财,如何把钱用在刀刃上,又如何对得起奉天父老的血汗钱,张作霖在此说得明明白白:“第二样要紧的事情,就是理财,理财两个字,并没有什么精微奥妙,总而言之,不过是两句话,就是要一个钱有一个钱的来历,化(花)一个钱有一个钱的用处,这才能叫个财政。

你们纳捐纳税,固然是义不容辞。不过,化(花)钱的人要随便地挥霍起来,也是对不起你们的。我们奉天的财政,这几年中,越发的杂乱无章,我没有到任以前,早就而有所闻。

所以,这些天的工夫,时时刻刻,要想一个整理的方法,得省一文便省一文。因为官家所化(花)的钱,就是老百姓所出的钱。只要那化(花)钱的省去一分的浮费,就是让那出钱的人,留一分的气力。将来化(花)钱的道儿,一天少一天,你们的担负,自然也就一天轻一天了。

我也是本乡本土的人,与你们痛痒相关。但凡能想出一个法子来,教你们少出几个钱,我是何乐不为呢?左五右六,我绝不能赚你们的钱。同你们要出来一文,就必定有一文的正用。这不是空口白话,我将来办事的时候,自然有个水落石出的。”

张作霖一生善于运用权术,有自己一套独特的用人之道,什么样的人可用,怎样的人得民心,他有一套自己的理论:

“第三样要办的事情,就是察吏。各县的地方官,都是民之父母,要是地方官不能得人,那地方上的事情是万万不能够好的。我们奉天的各县,算起来也有五十多处,那些个当知事的,也自然是人品不齐。据我所闻,这五十多位县知事里头,能够称职者甚多,但是办理不善的,也是有的。

不过,我方才到任,还要详细考查。人品,是不是可靠;声名,是不是平常:断案,是不是公平;待民,是不是苛虐。等我调查的明确,自然有一个持平的办法。我用人行政,向来是一秉大公,既没有一个私人,也没有一定的成见,只要是与你们有利无害,我是不怕嫌怨的呀。”

根据当年影像资料复制的帅府四合院门匾。

张作霖认为,治理匪患、整理财政和整顿吏制作为治理奉天的根本大计,这三个问题的解决是解决其他问题的前提:

“我说这三样的事情,不过是个大关节目。其实我们地方上,应当办理的事情,还有许多。不过我向来做事,最不喜欢花样文章,能做一句,便说一句。这三样事情,都是根本之计,要不从这根本的地方,着实的整顿起来,旁的事情,也就没有办法了。所以我的意思,是要从这种地方做起,后来有了工夫再把所有的事情,全想出一个整顿的法子来,这才是我的希望呢。”

吸食鸦片在那个时代司空见惯,尽管张作霖本人也吸食鸦片,也在吞云吐雾间周旋于政客、朋友间,但他充分认识到鸦片对于个人、社会的危害:

“我们奉天,向来是土壮地肥,人心朴厚,可是这几年中,已经是大不如从前了。就拿着风俗说吧,这几年中,我们奉天的风俗,也渐渐的学坏了。娼妓的数目,一天比一天多,赌博的风气,一天比一天盛。如今鸦片烟,国家刚在那极力禁止,不知道什么缘故,又添上一种打吗啡,真是无奇不有了。

吗啡这种东西,本是一种最烈性的毒药,他那害人的力量,比从前那鸦片烟,还要利害许多,所以各国里头算做一种厉禁。从前还是那些忌大烟的人,没有恒心,拿这种吗啡顶瘾,已经是可恶已极。

你赶到了如今,好好的一个做苦力长工的,也甘心上了这种的当。要知道,人的身体,本是万事的根本。不能保身,焉能保家?不能保家,焉能保国?我们奉天,左盘右算,就是这么几个人。要是有一部分都弄成一个半死不活的样子,请问我们这日子,还有一个过法吗?我对于这种的事情,实在是万分的痛恨,一定要想出法子来,让他尽绝根株。

我们同乡父老,都有管教他们青年后辈的责任。遇见这种糊涂的人,务必要苦口劝告,教他们及早学好。要是不听劝告的时节,尽管给衙门送信,我必定从重的惩治他们。

一面我还是派人密查,谁犯了这种毛病,断没有轻拿轻放的道理。我的意思,要给我们同乡父老求一个永久的幸福,像这种害群的东西,是不能置之不理的。”

虽然不懂货币理论,但张作霖把纸币的作用和倒换的害处,都看得仔仔细细,说得浅显易懂,入木三分:

“再要就这人心上说来,更有许多的地方,教人可恶可恨。就说这‘换现’一种事情吧,到如今,已经变成一宗的买卖了。我还记得,我没有到任的时候,那官银号兴业银行里头,终朝每日,必有几个常川(串)换钱的人,动不动的,一个人就是好几万。

我们这里的买卖,并没有许多的大过码儿。赶到仔细调查,敢情有一种的奸商利徒,希图一点的小利,就把这大宗的纸币,贩卖给人家去了。无论那(哪)一国的市面,都没有许多的现钱,要用这纸币的帮助。

所以,纸币这种东西,本是极轻便极可靠的。就拿我们奉天市面说吧,不但我们自家的买卖,全仗着纸币流通,就是与外国通商,也全仗着纸币周转。要是任意的挤兑起来,将来市面上周转不灵,我们中国人固然是没有买卖,就是外国人也就没有买卖做啦。

所以提起这种奸商利徒,不但是我们中国的罪人,也是各国的罪人。要维持我们市面,造成各国商业上的幸福,一定要把这种毛病澈(彻)底根清的免了去,再没有别的办法。现在我已经派人,四处搜查,专意打听这种奸商。奉劝你们做这行生意的人,趁早改图,要是不然的时节,我的皮(脾)气体性,大概也是你们知道的,一旦让我调查出来,可是后悔不及的了。”

张作霖办公室外的对联。

出于维护民间基本秩序的考虑,张作霖是提倡民间自治的,但是如果有人借自治之名而行其他,张作霖也是不会手软的:

“还有一件要紧的事情,近几年来,国家讲究民权,那民权二字的精神,全在自治。自治意思,也没有什么难讲,不过是一乡里头,大家伙儿自己弄的个和和气气,不用官家操心就是了。这几年间,民间诉讼,日见其多,一个稀无要紧的事情,打起官司来,动不动就是个经年累月。

常言说的好,当中无好人,父子结完仇。要是一乡里头有一个明白事体的人,遇事出来调停,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但做百姓的省去若干烦恼,就是官场里头,也免去许多的麻烦。

这种好人,提将起来,也没有一个不敬重的。要是不然的时节,有点儿事情,就要跑到法庭上,我们这自治的事业,还有什么希望呢?从前的时节,无论什么地方,都有一般的刁生劣监,恶霸土豪,撺掇是非,武断乡曲。你赶到近几年间,借一个地方公益的名头,更是大兴其道了。

不是敛财肥己,就是聚财抗捐。假一个团体的美名,因他们个人的私利,你也是乡绅,我也是代表,今天想章程,明天化(花)钱财,弄到归期,不过是安分守己的老百姓遭殃罢了。这不是不能自治,先到(倒)自乱了吗?奉劝尔等趁早洗心革面,做一些实在公益的事情,要是不然的时节,须知道,我们有保护地方治安的责任,这种害群之马,是不能过而不问的呀。”

聚众闹事在乡间很常见,张作霖提醒那些稀里糊涂的参加者,盲目地加入是“犯傻”的:

“这些年来,不但绅士把持,无利不起早,就是百姓,动不动的,就要聚众抗官。成百成千的,搅成一团,起个名儿,叫做众怒难犯,这真真更是恶习了。无论什么事情,尽可告状子,据情形,请示办法。但是有情有理的事情,当官的那(哪)能不给百姓做主?为何听信一二为首之人的蛊惑,一味的盲从,糊里糊涂的,便跟他们闹起来了?到归终毫无益处,反到把事体闹坏了。

一经拿办,后悔也来不及了,岂不是傻吗?奉劝你们,嗣后万万不可蹈此恶习啦。”

“总而言之,到了如今的时候,要把我们家乡的事情,弄到好处,不过就是几句话。一面把有利的事情,办了出来,一面把有害的事情,剔了出去。大家都要拿出公心,规规矩矩的,不要胡闹,然后大局的前途,才能够有点希望。所以,我在这立法之初的时候,把这些要紧的言语,老老实实向你们大家说,我们同乡父老子弟,能够体贴出来这种苦心,遇事再肯帮我的忙,这更是我们俩人的希望啦。”

别出心裁有原因

张作霖的白话告示,语言通俗易懂,读来自然流畅,很有一种“唠家常”的味道。张作霖用极尽口语化的白话文将自己的施政方针传输给奉天百姓,绝非出于偶然,更非心血来潮,是有原因的。

首先一点,张作霖自身文化水平不高,对于文言文语的生涩拗口能够感同身受。张作霖一生读书不多,自幼家境贫寒,无力就学,直到13岁时才在杨景镇老先生的帮助下读了三个月的私塾。他仅有的一点文化,也就是在那时打下的基础。

不仅是张作霖本人,就是以张景惠、张作相、汤玉麟、孙烈臣、吴俊升为成员的早期奉系军阀领导集团,整体的文化水平也很低。在这5人中,张作相曾读过3年私塾,算是读书最多者。汤玉麟读过2年私塾,张景惠读过2年私塾,孙烈臣读过3个冬天私塾,而吴俊升连一天书也未曾读过。张作霖和他的那些文化水平不高的兄弟们,能深刻体会想看却看不明白的文言文语的苦处。

其次,源于自己的施政方针能深入人心,迅速贯彻下去。为官一方,作为奉天的父母官,初掌军政大权的张作霖深知,如何治理好奉天是当务之急。他知道,能够“马上打天下”,却不能“马上治天下”的道理,积极网络人才,将王永江、孙百斛、关海青、曾有翼等一批名士集结于自己麾下。

这些人不仅长于政治,善于理财,为初掌政权的张作霖出谋划策,而且颇具文化功底,要想写出一篇精彩的官样文章可谓轻车熟路。

但是,施政方针是要面向普通百姓的,如何能深入人心、贴近百姓,张作霖和他的智囊团们达成了共识:“子曰”、“之乎者也”的文言文语是不能迅速被百姓接受的,不如白话来得直接、深入。

再次,张作霖的性格使然。张作霖出身贫寒,太多的生活磨难让他在青少年时期就体味了人生的艰辛,形成了张作霖敢做敢为、敢闯敢干的豪爽性格,喜欢有一说一,直来直去。正如他在告示中所言:“我向来做事,最不喜欢花样文章,能做一句,便说一句。

”告示中的许多话虽是大白话,却也是大实话。官文中的繁文缛节,酸文假醋,不是他喜欢的风格。也因为如此,在那个官样文章做得中规中矩的时代,能发布这样的白话文或许只有张作霖能做得出来。

官文口语化、大众化的起源?

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白话文是与胡适这个名字联系在一起的。至今,人们一提起五四运动,就会联想到文学革命;一提起文学革命,就会联想到白话文运动;一提起白话文运动,就会联想到胡适和他的那篇《文学改良刍议》。胡适发起的白话文运动使我们摆脱了文言文的束缚,走进了“我手写我口”的现代社会。

胡适提倡用白话文来取代文言文,不用典故,不用对仗句,对于白话,他的看法是:

一、白话的“白”是俗语“土白”的白,故白话即是俗话。

二、白话的“白”是“清白”的白,是“明白”的白,白话要“明白如话”。

三、白话的“白”是“黑白”的白,白话便是干干净净没有堆砌涂饰的话。

张作霖的白话文告示发表于1916年6月,它的语言和行文方式恰恰与胡适所提倡的“白话即是俗话”、白话要“明白如话”、“白话便是干干净净没有堆砌涂饰的话”不谋而合。而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发表于1917年1月,从时间上看,在运用白话文这一点上,张作霖走在了胡适的前面。

实际上,白话文在古代已有漫长的历史,宋代已有话本,明清两代也有部分白话小说,我们称其为古白话。但无论是古白话还是近代胡适所倡导的白话文运动,它都是对于文学领域而言的。而真正在官文中运用白话,把官文写得如此大众化、口语化,张作霖应该是第一人。

张作霖是一位传奇人物,他一生都充满着传奇,这篇白话告示就是他人生中传奇的一笔!(注:告示原文无标点,为方便读者,引文中的标点为作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