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延年的后代 陈独秀的后代现今过的如何

陈独秀,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以及早期领导人之一,也似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之一。1921年7月,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局书记。1942年5月,于四川江津病逝。接下来由小编来为大家说说陈独秀的后代。

长子陈延年:被捕后站着被敌人乱刀砍死

陈延年,1898年生于安徽怀宁(今安庆),17岁时与弟陈乔年一同离家到上海读书,与他们的父亲——正在主编《新青年》杂志的陈独秀生活在一起。不久,兄弟俩都考入复旦大学。1919年2月,陈延年、陈乔年兄弟俩与周恩来等一起赴法勤工俭学。

1922年冬,经中共中央批准,陈延年、陈乔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3年春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4年夏回国。在党的五大上,陈延年、陈乔年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党的会议上,父子三人以“同志”相称而不论父子情。

1924年10月,陈延年前往广东负责共青团的工作,12月任中共两广区委书记,1925年参与领导了省港大罢工,而他的父亲陈独秀此时担任党的总书记。陈延年为人正直,坚持真理,对父亲的错误主张从不徇私护短。陈延年曾经说过:“我父亲也不过是一个新官僚旧学者而已,读书虽多,而不能为天地立心,为革命立命,和文盲有什么两样!

”后来,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使得陈延年与父亲的距离进一步拉大。一次,陈延年在与邓中夏、张太雷谈起陈独秀的错误时,气愤地说:“老头子(陈独秀)糊涂,看不出蒋介石的阴谋,看不见工农的力量,竟把无产阶级当做革命的苦力。”

1924年4月12日,蒋介石叛变革命。此时陈延年担任中共江浙区委书记。1927年6月26日,陈延年、郭伯和、韩步先等人在北施高塔路恒丰里104号(现山阴路69弄90号)中共上海区委所在地召开中共江苏省委成立大会。

会上,王若飞传达了中央关于人事调整的相关任命,陈延年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郭伯和任省委组织部长、韩步先任省委宣传部长,赵世炎调中央工作。这时,陈延年突然接到报告称一位地下交通员被捕了,因地下交通员知道这个秘密处所,陈延年与王若飞、赵世炎紧急商量后,立即宣布会议提前结束。

下午3时,陈延年等人冒险来到恒丰里104号准备销毁秘密文件,就在焚烧过程中,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杨虎派大批军警包围了恒丰里104号,陈延年、郭伯和、韩步先不幸被捕。

1927年7月4日,陈延年被捕后的第9天晚上,敌人将他秘密押往龙华刑场。面对死亡,陈延年大义凛然,毫无惧色,站着被刽子手用乱刀砍死。

次子陈乔年:面对敌人酷刑坚贞不屈

陈乔年,1902年生于安徽怀宁(今安庆)。

1924年冬,陈乔年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离开莫斯科回国。回国后被中央派到北京工作,担任中共北京地委组织部长、北方区委组织部长。1927年12月,陈乔年奉命调到上海,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协助当时担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的王若飞开展工作。

1928年2月16日,中共江苏省委在英租界北成都路刺绣女校秘密召开各区委组织部长会议,会议由陈乔年主持。由于叛徒唐瑞林告密,敌人突然包围了会址,陈乔年和江苏省委机关的负责同志被捕。这是继1927年6月以后江苏省委遭受的又一次重大破坏。

党组织得知陈乔年等被捕后,千方百计设法进行营救。但陈乔年知道自己的身份已经暴露,在狱中托人转告党组织,希望党不必再为营救费心,更不必再为他花钱。陈乔年在被关押期间,敌人对他多次使用酷刑,但他始终咬紧牙关,横眉冷对,誓死不屈,并鼓励其他的同志保持革命气节。

1928年6月6日,陈乔年在上海枫林桥畔被敌人枪杀,同他一起遇难的还有郑复地(上海印刷工会组织者与领导者)、许白昊(中共江苏省省委委员和上海总工会党团书记)。

陈独秀长女陈玉莹,在陈延年英勇就义后,带着三弟陈松年瞒着母亲来到上海料理后事。隔年陈乔年被害,又是他们姐弟俩到上海收尸。失去亲人的痛苦使陈玉莹悲恨交加,急火攻心竟一病不起,不久就离开了人世,年仅28岁。

1933年,松年从父亲故知柏文蔚那里得知陈独秀被公审的消息。他利用暑假去南京探监,看到父亲后,一下子痛哭起来。陈独秀骂他没出息。

日本侵略者占领安庆时,陈家财物几乎被洗劫一空。

陈松年带着一家坐船逃往武汉,见到了刚刚获释的父亲,以及与自己年龄相仿的继母潘兰珍。他们沿江而上,经重庆到达江津。后来,陈松年在江津国立九中做总务工作。

陈独秀的家庭观念一向淡薄,对儿女甚少关爱。晚年,陈松年常常带子女来看望他,却让他欣喜,“对几个孙子孙女亲热得不得了,过些时间不看见他们,便要派人去把他们接来”。

在江津,陈松年陪伴父亲直至他去世。陈松年童年时从未得到父爱,但他对父亲非常孝顺,也很尊重后母潘兰珍。他的子女在他的教育下,对潘都叫她“二奶奶”。

1947年,陈松年依照父亲遗嘱,把祖母和父亲的灵柩运回安庆。归乡途中,他担心“陈独秀”三字会带来麻烦,在棺木上写了父亲科举时使用的名字“陈乾生”,安葬在集贤关附近的深林中,没有立碑。这使陈独秀的墓得以躲过“文革”浩劫。

解放后,陈松年在窑场当工人,带着一家子隐忍度日。

1953年2月,毛泽东乘军舰“洛阳号”巡视长江沿岸。21日上午,安庆地委领导登舰陪同。谈话间,毛泽东忽然问:“陈独秀家里还有谁?”得知陈还有一个儿子在此地生活且曾卖房以维持生计,他说:“陈独秀后人有生活困难,可以照顾嘛!”

地方政府立刻确认了陈延年、陈乔年的烈士身份,给家属颁发烈士证书。中共安庆地委统战部按月发给陈松年30元生活补助金,一直发到1990年陈松年过世。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陈松年被选为安庆市政协常委,安庆市文史馆馆员,安徽省文史馆馆员。

1979年,陈松年致信安庆有关部门,提出重修陈独秀墓,很快得到答复:以家属名义重修,资金由官方出。于是有了陈独秀在故土的第二方石碑。

陈松年性格温润隐忍,与世无争,没有像父兄一样投身于轰轰烈烈的革命。他的一家是陈独秀在安庆仅存的血脉。

陈松年育有三女一子:长子长琦是合肥工业大学教授,女儿长璞曾担任安庆文化管理局副局长、市侨联副主席。熟悉他们的“陈独秀研究网”主编万多胜说:这两位是孙辈中与陈独秀个性最相似的。

在家族中,陈长璞是为陈独秀研究和历史问题解决付出最多的一个。早在文革末期,她就不顾父亲警告,偷偷收集各种关于祖父的资料。在她和家人近三十年的执着下,杂草丛中的土坟包终于扩建为一个占地1.37平方公里的“独秀园”,陈独秀纪念馆也终于落成。

墓碑上的铭文从“乾生”到“仲甫”,再到“独秀”。历史在逐渐恢复其本来面目。

高君曼和陈独秀分手后,带着孩子居住在南京,因为身弱多疾,加之经济窘迫,境遇凄苦。她育有一子一女:陈子美,以及陈红的父亲陈鹤年。

陈独秀入狱时,姐弟俩曾去南京探监。陈子美劝说父亲和潘兰珍尽快结婚,以杜绝别人的闲话。20岁的鹤年天真地提出要帮父亲越狱。

陈鹤年当时正在北京大学政法系就读,并加入了中共地下组织。他妻子许桂馨则组织妇女为游击队做后勤工作。但由于父亲是陈独秀等各种复杂原因,陈鹤年后远避香港,更名陈哲民,在报界工作过,一直低调度日,2000年在香港去世。

陈红同胞姐弟共4人,其余的3位是祯祥、祯庆、祯祺。因为祖父戴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内的多顶“帽子”,加之父亲又在香港,他们的命运都很曲折。

大女儿陈祯祥在反右中被划为“右派”;二女儿陈红在汇报思想时,因为说了句对陈独秀也要一分为二,便被定罪为“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陈独秀翻案”;三女儿祯庆到商店买毛主席像章,说了句“六角钱一个,太贵了”,成了“反革命”;小儿子祯祺被下放到内蒙古插队落户,一去就是13年。

文革后,陈鹤年的子女陆续落实了政策。除陈红留在北京外,其他几位都移居到香港。

陈红的姑姑陈子美的命运更为坎坷。她早年半工半读,在杭州做过电信局职员,学过妇产科,还跑过单帮。

文革期间,陈子美被打成“牛鬼蛇神”。1970年,她带着孩子,身系5个酱油桶漂泊10小时偷渡到香港。到香港后,她怕被港英当局遣送回内地,来不及见弟弟鹤年,又亡命美国,直至1989年才成为美国公民。

1991年,陈子美因病住院,回家后发现全部积蓄与财产被儿子卷走,从此靠政府补助金过活,后因积欠房租14000美元被公寓管理公司起诉至法院,八旬老人面临流落街头的境地。

当地报纸报道了中共创始人陈独秀之女生活窘困的消息后,纽约市政当局资助了部分。国内主持陈独秀研究会的唐宝林听闻此事,一边发动会员捐款,一边上书中共中央办公厅吁请紧急救助,后得上级通知:“中华海外联谊会”已将9000美元汇给陈子美老人。

江泽民访美期间,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曾派人探望过老人,并表示:以后有事可电话求助。次日,陈子美发表书面声明对中国总领事馆致谢。

2002年,陈松年之女长璞在纽约探访了姑姑陈子美,她评价说,“她是个相当独立、相当坚强的女性,一直能独立照料好自己的生活。”

2008年4月14日下午4时,她在纽约皇后区圣约翰医院寂寞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