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延年与陈乔年 父子三人同当中央委员 关于陈独秀、陈延年、陈乔年

当时,陈独秀担心陈延年会犯违反党纪的错误,便在党内公文往来之外,专门给他写了一封家书。其中引用“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的典故,劝儿子顾全“国共合作”大局。陈延年收到信后沉痛地对我祖父说:“当初在去苏联求学问题上,我们不听老头子的,事实证明我们错了,但这次我想是他错了。

” 1927年4月,祖父调到武汉时,陈延年也调任中共江浙区委书记。不久他就在区委机关被敌人破获时不幸被捕。陈延年自称是受雇到这里做工的,名叫陈友生。

敌人看他身穿短衣,裤腿扎着草绳,也不像“大共产党”,就当作普通嫌疑犯押往龙华监狱。不幸的是,在通过社会关系营救时,被陈延年过去的无政府主义“导师”、当时已是国民党右派的吴稚晖得知。

吴在陈抛弃无政府主义加入共产党时,就曾咒骂“陈延年非杀不可”,此时立即写“贺信”给上海警备司令杨虎,在信中大骂陈延年“恶过乃父百倍”,竭力催促杨虎立即将其进行杀害。7月4日,陈延年英勇就义于上海龙华刑场。

与哥哥的面孔黑红、粗手大脚相比,陈乔年则长得像个“奶油小生”,英俊秀气。哥哥南下广东不久,陈乔年也奉命回国,在当时的中共北方区委书记李大钊领导下,任区委组织部部长。被称为“北李”的李大钊,尽管与“南陈”陈独秀的性格差异很大:一个善于循循善诱,一个喜欢侃侃而谈;一个处事沉稳,一个性格火爆,但二人感情甚笃,相互始终非常尊重。

对于陈乔年这个区委领导成员中最年轻的子侄辈,李大钊更是悉心培养和支持他的工作。当时还处于幼年时期的党,缺乏组织建设经验。

陈乔年除参与领导了北京历次重大斗争外,还参考俄共的做法,为严密党的组织,加强党员管理做了大量创建性工作。后来,中共中央向各地转发了他设计的表格,并推广北方区委加强组织建设的经验。

他在党的“五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后,留在武汉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代理李维汉主持中组部工作。在八七会议上,陈乔年说:“我的父亲陈独秀同志执行的错误路线,导致的后果是严重的,不仅使大革命失败,党受挫折,而且也使我哥哥延年和李大钊、赵世炎等一批共产党人惨遭敌人杀害,这是血的教训。

对国民党反动派只有作坚决的斗争,不能存在任何幻想。”“七一五”反革命事变后,陈乔年调任湖北省委书记。

这时的湖北,是有史以来反动统治最黑暗、最恐怖的时期。所谓“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最早就出自武汉的两个桂系军长胡宗铎和陶钧之口。由于监狱爆满,他们嫌老刑场杀人太慢,又在武汉新设了十多处公开刑场,随便杀人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

一次,军法处长呈送一批破获的“共党地下联络站”名单,对于不知内情的厨师、雇工等也拟判5年、8年不等的徒刑。可胡宗铎接过名单,看也不看,就用红笔在名单上划了个大圈,批了8个字:“一律枪毙,以免麻烦。

”圈划大了,把呈批单下面的军法官签名也一起圈了进去……当时我祖父任党的济难会书记,在陈乔年的直接领导下,通过各种途径千方百计营救被捕同志和安置遇难者家属。陈乔年为了“虎口”夺人,提出要“内外结合”、武装劫狱,但因敌众我寡未能成功。

1928年2月,陈乔年在调任江苏后被捕。敌人施尽酷刑,但他始终坚贞不屈,并鼓励同志们保持革命气节,被蒋介石下令杀害时年仅26岁。距哥哥就义时间只相隔一年。他们的就义处都是上海龙华塔下的枫林桥畔,这两位党的重要领导人,也是同胞兄弟的鲜血,终于流到了一起。

陈乔年被捕前不久,曾去上海看望已被解职的父亲。苦闷中的陈独秀,见到儿子非常高兴,但话语间对共产国际把失败责任全推到自己身上颇为不满。陈乔年有理有据、又充满感情地说:“爸爸,不说共产国际,你自己对汪精卫过于轻信,对大革命失败是负有责任的。

你现在对中国社会性质的看法也是错误的。我们不能把希望寄托在资产阶级身上,党必须走苏维埃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中国革命才有希望。”在座同志担心脾气暴躁的陈独秀会跳起来,但他听了儿子的话,竟像小学生一样默然良久。他们也都没有想到,这次长谈竟会是父子间的永诀。

得知乔年遇害,狱中的陈独秀老泪纵横。1937年抗战爆发,他被提前释放出狱。蒋介石知道陈独秀已被中共开除党籍,想利用其社会声望,便派说客动员他“出来为政府做事”。陈独秀断然回绝:“蒋介石杀了我两个儿子,我和他不共戴天!

只不过现在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不说他就是了。”后来陈独秀辗转流落到四川江津,1942年夏在贫病交加中死去。死前多次拒绝了蒋介石派人送来的津贴和国民党将领的馈赠,表现了“临大节而不辱”的风骨。

其实,陈延年、陈乔年和早年的陈独秀,都是被称为“理想主义者”的第一代共产党人的杰出代表。为了探索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他们在批评和自我批评上,所表现出的心底无私、感人肺腑的亦师、亦友、亦同志、亦上下级、亦父子的关系,对于我们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今天,也是非常有教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