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家于浩成:风雨宪政梦
于浩成:我们家姓董,董鄂氏,是镶红旗,我的母亲姓关,瓜尔佳氏,过去我在《风雨鸡鸣》书里面弄混了,我说我们家是镶蓝旗,我母亲那会儿是镶红旗,正好相反。趁现在纠正一下也好,书里写错了。
我父亲是五四时期的一个学生领袖,父亲也好,我也好,对于辛亥革命是完全拥护,因为我们是主张民主反对专制王朝的。在我小时候,市面上歧视旗人。比如说有这样一个笑话,“你是什么人,我是旗人,骑人就要打,后来我说是在旗,你再骑我就再打。”我就很不高兴,甚至那时候就有念头要成立满族党之类的,当然很可笑了。
《大师》:您父亲曾任燕京大学国文系主任,和老舍是好朋友。他是如何走上革命道路的?他对您的影响有哪些?
于浩成:我父亲五四以后主要在教育界,到抗战前期大概是1935年、1936年,就跟北京的地下党组织发生一些联系。我哥哥董易是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后来被发展入党。我小时候不懂事,常听他们两个人在家谈CP、CY什么的,我知道他们谈这些事情,我哥哥后来就到新的联大去了。
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变,燕京大学被日军接收,很多教授被捕,我父亲倒没有被捕,被软禁在家里。大概是1942年初,我家获准搬出燕园,回到城里老宅。后来担任北京市委第二***的刘仁,当时是晋察冀边区北方局城工部部长,他是我父亲在师大附中任教时的学生,过去俩人关系就很好,他是四川人,当时家境贫穷,我父亲还资助过他。
刘仁派人和我父亲联系,1942年秋天我父亲就去了晋察冀边区。同时我也参加地下工作,1943年7月去晋察冀边区。
《大师》:您是受到父亲的影响走上了革命道路?
于浩成:我父亲或者是我哥哥的影响。那时候读了很多书,特别是鲁迅的,也算是左倾,另外就是斯诺写的《西行漫记》,还有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当时很多学生投奔大后方,就是到重庆到昆明去。可是我和父亲一样,走上延安这条革命的道路。
《大师》:到延安后,当时您知道整风运动吗?
于浩成:当时没有认知,在北京时我也看一些敌伪杂志,上面有所谓的共区情况,比如说***过去叫蓝苹,***八面玲珑,党内一些斗争也都讲了,但是没有讲到延安整风。1944年初,我在晋察冀边区参加完反扫荡以后,整个抗大二分校回到陕甘宁边区,那时候才听到延安整风的消息。抗大二分校在清涧,地理位置是绥德和延安之间,后来我要求到延安学习,就调到中央编译局外国语学校,学生没有参加整风。
《大师》:您父亲参加革命后是不是改名叫于力?于浩成这个名字是怎样改出来的?
于浩成:我父亲当时为了家人安全,怕日本人迫害我们,所以就改名于力。那时候离开北京天津参加革命的很多青年都改名,学鲁迅、巴金,改名都有点作家的味道。我到边区以后,我父亲写了100多个人名让我挑,他是佛教徒,写的几乎都是僧人的名字,可是我选择了比较世俗的两个字,浩成,一直叫到现在。
《大师》:您的英语比较好,是什么时候打的底子呢?
于浩成:离开北京前我在师大附中读高一,我订了一份英文报纸自学英语,去边区时还带了一本《英汉大词典》,可是到了游击区就扔在那了,带的东西太多过封锁线不容易。后来去中央编译局外国语学校,它有英文系和俄文系,我就进了英文系。
日本投降以后,分配我的工作先是在晋察冀日报,后来又调到晋察冀司令部当英文翻译,那时候来的外国客人都是我们接待,前驻美大使韩叙当时和我一起工作。占领张家口以后,我又要求学第二外语,到华北联大外语学院读了俄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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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那为什么后来进了天津市公安局呢,您都会两门外语了,当时应该是很吃香的人才吧?
于浩成:日本投降平津解放后,当时调了俄文系四个人到天津外事处,因为天津的外商外侨比较多。工作了大概三个月以后,天津市公安局来借人,听说我会外语,所以就借调到天津市公安局。这中间还有一段插曲,外交部筹备组忽然一个电话叫我去报道,天津市公安局领导跟我说怎么不经过我们就叫你呢,我说我也不知道,他说你去看看吧,有什么事儿回来再说。
我去了以后,于光远跟我谈话,说王稼祥要赴任首任驻苏大使,分配我做他的秘书。行前问我还有什么事儿,我就很坦白地讲了,我有一个处分没有撤销,当时华北联大外语学院定我为反党分子,给我一个留党察看的处分,现在还没有撤销。
他一听说这个,就回去商量,回来告诉我说你先回天津吧,有需要你的时候调你再说吧。以后我详细跟你讲这个情况,我为什么受到这个处分。这是我一生的大事了。
《大师》:好,那再去群众出版社又是哪一段?
于浩成:我到天津市公安局担任一处六科科长,后来由于干部不团结,给我撤职降级。这个时候我要求回北京,同意了。先调到华北行政委员会公安局,几个月以后大区撤销,华北公安局少数干部上调到公安部,大部分人回到各省市。
我是被调到公安部编译处,所谓编译处实际上是顾问的工作处,那时候有上百名苏联公安部门的专家受聘到公安部,我们就是给他们当翻译的,口头翻译或是笔译。后来部里有人建议成立群众出版社,就调我去主持,当时给我的名义是编辑部主任,科级干部,快到***时提我为副总编辑,实际上是我一直主持社里的工作,所谓社长、副社长、总编、副总编都是上面干部兼任的,挂个名而已。
“***”结束又恢复群众出版社,还是让我来主持工作,后来提为社长、总编辑了。
《大师》:群众出版社当时的定位是什么?
于浩成:就是出版公安工作方面的书籍、理论、政策业务等等,另外向群众宣传公安工作,公安工作也要走群众路线,所以叫群众出版社,是这么一个性质。
《大师》:但是像影响很大的《我的前半生》也是你们出的?这个不像公安工作啊?
于浩成:对,也是我们出的。这个实际上是公安部劳改工作。抚顺有一个战犯管理所,日本战犯、伪满洲国的官吏都在抚顺管理所,当时他们让每个人都要做一份检查,要把你一生的犯罪事实都写出来,实际上是自传的性质,所以溥仪写了《我的前半生》。
后来就把这个报到公安部,一般管理战犯的是一局(政治保卫局),一局接到后就给我们了,当时我觉得很有价值,先出版一个灰皮书,印少量的给内部,同时也报给毛***、周总理。后来毛***开了会,说这个写得很好,就是检讨太多了,老是说“我罪该万死”,这个不必了,改了以后还可以出一本书。这就是我们社公开出版的《我的前半生》,当时周扬还提出来应该由人民出版社出,我们没同意。
《大师》:像这么大影响力的书还有吗?
于浩成:另外一个就是翻译侦探小说,比如《福尔摩斯》。过去在***时代或者在北洋时代都有过翻译,但是这次我重新找人翻译了。中宣部还把我找去谈话,批评我们出版苏联的侦探小说、反特小说,先是赞成的,后来中苏关系坏了,说是反映苏联的孤立主义、神秘主义等错误的侦查路线,结果不让出了。
后来有个通报批评群众出版社出版侦探小说、反特小说不好,最后写了一笔该社还出版了《福尔摩斯》,但当时部里面觉得没有什么,就不让出反特小说,但是《福尔摩斯》没有受到批评。除此以外影响比较大的是《古拉格群岛》,写苏联改造营那些事情,出版以前在公安部内部有很大争论,所以决定后来只是内部发行。
《大师》:像你刚才说的灰皮书就是指高官才能看到的内部书?什么样的书可以成为灰皮书,什么级别的人才可以看到?
于浩成:定得严一点的是局长以上,有时候定处长以上。群众出版社在赫鲁晓夫报告以后,出版了很多揭露斯大林罪行的书,都是内部发行,处以上的干部可以看。
《大师》:他们叫你啄木鸟,这个绰号是怎么来的?
于浩成:当时我考虑要办一个文艺刊物,可是这些事情都要经过党组批准,就先出了两本《啄木鸟丛刊》,以丛刊的性质出了两本书。后来党组批准了,才正式出刊《啄木鸟》作为大型文艺刊物,我请茅盾题了个书名,很受欢迎,在全盛的时候每期发行甚至有上百万。
于浩成:到现在还没有停刊吧。不过我退休以后,跟我接班的风格不太一样了,他们完全办成一个侦查破案的刊物,但是群众也很感兴趣。我在职时不仅有侦查破案,很多冤假错案也借这个杂志发出来,因此很多省委对我们刊物很不满意,他们要我们发表的是他们要整的人的事迹,所以他们对部里也提意见,部里怕惹祸,所以我去职以后,这个方面就少了,完全是侦查破案性的了。
啄木鸟的意思就是森林的保护者,除掉害虫,正好也适合于公安工作,就是除暴安良了。
《大师》:反右时你受到什么影响了吗?
于浩成:说到这,不得不说到1947年我在华北联大的时候,这个事情说来比较复杂,我父亲后来一直在华北联大教育学院当院长,校长成仿吾这个人是比较左的,他对无党派人士还是有偏见,党内有中央政策,所以他不得不表面表示团结,但是实际上他是比较排斥,他一直是采取这样一个态度。
跟学生在一起开会,成仿吾是湖南话,人家也听不懂,像我父亲多年在北京当教授,完全京片子了,很受群众欢迎。成仿吾那个时候他跟郭沫若、郁达夫一块儿办创造社,有一个例子,比如说在华北联大时,当时北平已经快解放了,他说***区域的这些教授们,将来解放以后都给他们重新登记来分配工作,不但要重新登记,还要亲自来登记。
当时有一个教授提出来说,成校长,像陈寅恪这样的大学者眼睛也不好,也老了,他还要亲自来吗?是不是让秘书来登记就行了。成仿吾说,不然,这是态度问题。当时这个教授就反驳成仿吾,这个话恐怕不对吧。过了两三天,这个教授就被调走了。
我父亲离开北京到晋察冀边区以后第二年就成立参议会,成仿吾被选为议长,我父亲为副议长,当时还选了三个驻会参议员,就是咱们现在所谓常委的意思。1945年成仿吾回延安参加七大,其余参议员开会,由当时的办公室主任主持开会布置工作。
这位主任原来是晋察冀专区雁北分区的一个专员。他说下一月份于老去那里,这个参议员办什么,那个参议员办什么,最后问大家有什么意见没有?如果没有意见就散会吧,我父亲说等等散会,咱们是不是研究一下这次会议记录怎么写,是不是写办公厅主任召集会议,分配副议长如何,驻会参议员如何。
他说不对不对,他说于老你不要误会,我是提出建议。我父亲说,整个会议的过程大家亲眼听到了、看到了,你这种做法完全是不合适的。
我父亲就拂袖而去,到了边区政府所在地,机关事务主任张明远来接待,张后来是***手下的五虎大将之一,他跟我父亲说,下面的干部对党的政策不了解,我们党外人士是有执权的,我父亲说成仿吾他是一把手,他走了以后当然应该是副议长来主持工作,虽然我是党外的。
后来延安整风了,边区政府好像也整风,但是没有整党外人士。可是我父亲听那位秘书主任讲,司徒雷登还不是他的衣食父母,意思就是说我父亲是美国人的买办似的,我父亲非常生气。还有一件事,中央政府成立以前,先是成立了华北政府,晋察冀、晋冀鲁豫合在一起由***代理***,我父亲做监察院院长。
一次,京津附近的峰峰煤矿出了事故,我父亲就去调查,结果不让进门,说我们是军管的。我父亲说,我是边区政府的监察院院长,他说那也不行。我父亲非常生气,党外人士只是一个招牌吗,那怎么行呢?所以关系就不好了。
这样一直到了1947年,在华北联大,我当时是外语学院俄文系的学生,教育学院一些要求入党比较积极的学生,特别喜欢报告我父亲这位非党员的院长说什么话了,以示对党的亲近,当时谣传说我父亲想回北平。成仿吾居然在联大党委会上就讲,民主人士来,我们欢迎;去,我们欢送。
与此同时,他们就整我,先是开生活检讨会,跟整***是一样的,党内从来就用这种办法来整人。我对党是非常忠诚的,我就坦白交代我的思想,讲了延安种鸦片不好,另外我感觉到思想不自由,整风那些整人的事儿,结果越说越深,最后搞了一个材料被搞成反党思想的决定,留党察看。下去搞了一年土改,后来应允给我撤销处分,也没有撤销,一直带到天津。
1947年时已经整过我了,所以到1957年我就比较注意,没有再划右派。跟我当时的特殊环境也很有关系,群众出版社那时刚成立,部里领导业务人事关系归北京市公安局。当时有个群众书店,是过去公安局一个地下侦查据点,为了掩护工作以书店的面目出现,所以就把书店跟出版社合并了。
我虽然很谨慎,但是也有暴露的,比如说有一次跟大伙一块读报,一个右派分子叫季拥(敌伪时期的一个作家,原名季果安),他说***只要奴才不要人才,我听了就拍桌子说对,说得好!可是我这次倒躲过去了。可是群众出版社也不能没有表现,结果我们有个编辑变成右派分子,报上去以后没有定成右派分子,定性为坏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