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欣淼王澍 郑欣淼:收集文物是清王朝复古潮流的突出表现
1947年生于陕西,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任故宫研究院院长、中华诗词学会会长、中国紫禁城学会会长,曾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等职。主要致力于文化理论研究,鲁迅思想研究,文物、博物馆研究,2003年首倡“故宫学”。著有《政策学》、《文化批判与国民性改造》、《故宫纪事》、《鲁迅与宗教文化》等。
演讲人的话:
乾隆皇帝即清高宗弘历(1711-1799年),是清代第四位皇帝,也是中国历史上掌权时间最长以及最长寿的皇帝,他当了60年皇帝和3年太上皇,活了89岁。他是一位雄才大略颇有作为的皇帝。他在位期间,多次用兵统一疆土,对于清朝统治全盛局面的形成,对于中国疆域版图的最后形成,有着重要作用。
康雍乾盛世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盛世,康熙、雍正时期是盛世的上升阶段,而乾隆时期则是盛世的高峰和终结。乾隆帝又是一个有着深厚的汉文化传统素养的帝王,重视文化事业,毕生致力于文物的收藏。这种收藏又与他对文物的鉴赏、整理、弘传及自己的艺术创作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多姿多彩的文化活动,显现了他的儒雅的生活情趣。
阅读提示:
清人有一种明显的向传统复归的心理态势,这种心理与当时整个时代环境相汇合,造成了清王朝持久而深入的一股复古潮流。在这种以古雅为美的审美风潮中,对古代文物的收集和珍藏可算是一个突出的表现。
收藏热中的宫廷与社会
对于源远流长的皇室收藏,它不仅是“宜子孙”的一笔宝贵财富,也不只是供皇帝个人赏玩的珍稀艺术品,更重要的是这些藏品所具有的强烈的政治与文化的象征意义。
中国历代宫廷都有收藏文物的传统,清代此风尤盛,特别是乾隆时期,闳富的宫廷收藏达到封建时代的顶峰。后来随着国势日衰,外患频仍,宫廷收藏也屡遭厄运,大量珍贵文物被劫掠、毁损或流散,但仍留存下相当丰富的文物藏品,成为中华历史文化的实物见证与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
在考察乾隆时期宫中收藏的盛况时,应该注意到清代前期、中期文化建设与学术发展的一些特征。王国维在谈到清代学术时说:“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而道咸以来之学新。”这种“大”与“精”的结合,就使清代文化艺术发展具有了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总结性,即集传统之大成的潮流。
所谓“集大成”,从本质上讲是对传统的全面整理和总结。如在学术文化方面,有《康熙字典》、《佩文韵府》、《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等的编修;在美术方面,如《营造法式》集历代建筑之大成,苑囿离宫集公私、南北园林之大成,景德镇官窑集历代制瓷之大成,造办处诸作集历代特种工艺之大成等。
还应看到,这种总结又与清代文化的复古潮流相联系。清政府高度认同汉民族的封建文化,一切“仿古制行之”。汉族文人以选择古学而维护民族的自尊,维护既有文化底色。同时出于对明政权覆亡的反思,许多人认为祸根就在于明末对于传统文化的反叛。
鉴于此,清人有一种明显的向传统复归的心理态势,这种心理与当时整个时代环境相汇合,造成了清王朝持久而深入的一股复古潮流。在这种以古雅为美的审美风潮中,对古代文物的收集和珍藏可算是一个突出的表现。《清稗类钞》中有《鉴赏类》,收录了无数清人好古董的故事。这种好古之风,更充分体现到清代的仿古瓷器中。
《是一是二图》为故宫藏画。图绘乾隆皇帝身着汉人服饰,正在坐榻上观赏皇家收藏的各种器物。其身后点缀室内环境的山水画屏风上,悬挂一幅与榻上所坐乾隆皇帝容颜一样的画像。上有乾隆皇帝御题:“是一是二,不即不离。儒可墨可,何虑何思。长春书屋偶笔。”
图中乾隆皇帝的画像具有肖像画特点,40余岁,其面部刻画细致传神,表现出他睿智而自信的神态。书房中有一组古物,左上角的古铜器为“新莽嘉量”,为王莽在创立新朝时所颁的度量衡标准。其形制乃是据《考工记》的文字叙述推衍想象而成。
这是王莽当时在文化上复古企图的体现。高置方几之上的是明宣德青花蓝查体梵文出戟法轮盖罐,侍童手执明永乐青花缠枝文藏草瓶,圆桌上置有明永乐青花双耳扁瓶及明宣德青花凤穿花纹罐等。这些古物至今仍珍藏着。通过这幅图画,可见乾隆皇帝对古物的痴迷,也可见那个朝代,互动于宫廷与民间的复古之风。
“三希堂”与“四美具”:收藏的巅峰
故宫文物的来源,主要有三个渠道:一是承袭前朝皇室的收藏。清军入关进驻北京,也接收了明皇室的文物收藏,包括各种三代铜器、瓷器、书画、玉石器、典籍等,并且通过努力搜求,征集了一批珍品。以书画为例,例如晋王珣《伯远帖》、隋展子虔《游春图》、唐韩滉《五牛图》、五代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等著名书画,都曾载在《宣和书谱》、《宣和画谱》或《石渠宝笈》中,现仍藏在北京故宫。
晋王羲之《快雪时晴帖》(唐人摹本)、唐孙过庭《书谱》、唐怀素《自叙帖》等著名法书,曾入存宋元宫廷,现藏于台北故宫。
二是清宫制作。为了满足皇帝对宫廷日用器皿及各种工艺品的需要,从康熙初年起,清宫内府就创立了造办处。康乾时期是清代社会发展的盛世,尤其是乾隆皇帝对各类艺术的酷爱,推动了当时工艺的发展,工艺技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新奇制品层出不穷。
遗留至今的很多精美绝伦的工艺品,如玉器、珐琅器、钟表、文玩等,都是当年造办处制造的。造办处的档案保存至今,故宫所藏清代工艺美术品,有许多仍可以在档册中找到作者是何人,是某年月日开始设计画样、做模型,某日完成,以及陈设地点等。
三是新的收藏与征集。除承袭前朝文物、制作新的美术工艺品外,清朝统治者还多方搜求,不断充实新的收藏。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贡物。朝贡制是中国特有的一种体现中央和地方、中心与属国之间关系的等级制度。清宫收藏有大量贡物,故宫至今仍集中着一批。
从现有史料来看,清朝特别是作为进贡顶峰时期的乾隆朝,臣工的进贡早已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的进贡,内外官员都可以进贡,贡品不再限于茶果、吃食等方物,而是种类繁多,如金银、玉器、古玩、字画、瓷器、铜器、绸缎织物、皮张、洋货等等。
逢年、过节、万寿大典或外出南巡,臣工往往多有贡献,其中又以进贡书画、文玩较为讨喜。乾隆皇帝在《石渠宝笈续编·序文》上说:“自乙丑至今癸丑,凡四十八年之间,每遇慈宫大庆、朝廷盛典,臣工所献古今书画之类及几暇涉笔者又不知其凡几。”
查抄没收物品也是宫廷收藏的一个来源。清代特别是乾隆时期,许多犯案的官员被查抄,财产被没收入官。入官之物分为解京物与留变物两类,解京物也分为两类,金银、玉玩、书画、铜瓷及其他特别贵重之物大部分解内府,其余值钱的,含新旧但不一定珍贵之物,都可解崇文门变卖。整个乾隆六十年间因案被抄家的不下200人,其中不乏总督、巡抚、藩臬二司等地方大员在内,大半都是贪赃所致。他们的珍玩都成了内府的收藏。
访书与刻书、抄书。清宫藏书是以明代皇室遗存为基础,经过数百年的访求、编刻、缮写,收藏了大量的珍贵图籍,超越以前各代。清朝统治者以“稽古右文”自命,对图书典籍非常重视。从顺治初年为纂修《明史》即下令搜采明朝史志,康熙、乾隆二帝又广搜博采天下遗书。
为纂修《四库全书》,乾隆帝数次下诏求书,并采取奖励政策,凡进献百种至百种以上者,分别赏给内府初印本《佩文韵府》等书一部;或于精醇之本,高宗亲为评咏题识简端,优先发还;或将藏书家姓名载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之末等,后来共采访得书13781种。
清宫藏书是以明代皇宫秘籍为基础,又经过历年的搜求,加上清宫编纂刊刻、抄写的各类图籍,其收藏之富,超越以前各代。清前期,清内府主持编纂、刊刻和抄写了许多大部头的图书。
这些图书不仅在中国图书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同时也成为清宫藏书的重要来源。清内府在编刊图籍的同时,由于康乾二帝崇尚书法,内府抄写书籍亦极为盛行,其抄写之精、装帧之美、数量之大,均可与内府刊本书相媲美。乾隆年间编纂的《四库全书》最为有名,同时产生的《四库全书荟要》和《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也颇有影响。这些内府刊本与抄本,都成为尔后故宫博物院的文物藏品。
在清宫收藏中,“三希堂”与“四美具”有着标志性的意义。王羲之的名迹《快雪时晴帖》原放在乾清宫,此为皇帝之正式寝宫。王献之的《中秋帖》则置于御书房。乾隆皇帝在乾隆十一年(1746年)得到王珣的《伯远帖》后,遂在自己进行日常政务的养心殿居所中,辟专室存放这三件晋人名迹,并铭之为“三希堂”。
他为此写有《三希堂记》,认为这三件书迹不仅是中国书法的“希世之珍”,而且是分别经过宋、金、元诸代的皇室收藏的“内府秘笈”,三帖的重聚因此就有着非凡的意义:“今其墨迹经数千百年治乱兴衰存亡离合之余,适然荟萃于一堂,虽丰城之剑、合浦之珠无以逾此。子墨有灵,能不畅然蹈抃而愉快也。”
“四美具”同样具有重要意义。所谓“四美”,即晋顾恺之《女史箴图》和传为宋李公麟的《潇湘卧游图》、《蜀川胜概图》、《九歌图》。这四件画作,明代为上海人顾从义所收藏,顾能书善画,好古精鉴,嘉靖年间以善画选直文华殿,后授中书舍人。
这四件国之瑰宝,在明代即被董其昌称为“四名卷”,他对此四件巨迹散佚后自己只能得其一而为之感慨不已。乾隆年间,在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艺术搜集行动中,这四件名品相继进入清宫,至乾隆十一年夏,“四美”重新团聚。
乾隆皇帝对“千古法宝,不期而会”叹为“不可思议”,并非常高兴,御题《蜀川胜概图》有“乃今四美具一室,赏心乐事无伦比”诗句。于是,特在建福宫花园静怡轩辟出专室存放“四美”,并命名曰“四美具”。又命董邦达绘《四美具合幅图》,并御题《“四美具”赞》:“虎头三绝,妙极丹青,桓元巧偷,自诧通灵。
有宋公麟,名冠士夫,海岳避舍,顾陆为徒。潇湘澹远,蜀江清峻,九歌瑰奇,奕奕神隽。中舍鉴藏,名迹归重,剑合珠还,雅置清供。
”与“三希”重聚的感慨一样,也将“四美”重聚比做春秋时期的干将、莫邪雌雄双剑在西晋永平年间重现,以及东汉顺帝时期合浦珍珠在吏治腐败时避迁交趾、吏治清明时重到合浦的传说,足见乾隆皇帝的志得意满及其收藏的千古之盛。
鉴赏功力与藏品整理
乾隆皇帝不仅致力于收藏,而且重视文物的鉴赏,常在文学侍从、内廷画家陪侍下阅赏品鉴,作为政务之暇的消遣。乾隆朝著名的文学侍从,有梁诗正、张照、汪由敦、董邦达、钱陈群、沈德潜、于敏中、刘墉等。这些人学问优长,能诗能文,兼具书画艺术创作与鉴赏能力,陪着酷好诗文艺术的皇帝进行创作、鉴赏,整理皇室收藏。
乾隆皇帝本人艺术修养甚高,精于古物鉴赏,嗜古成癖,对于收藏的书画及工艺珍品进行过认真的鉴评。阅赏钤印是乾隆帝的喜好,故宫藏的很多传世书画精品上都钤有乾隆的玺印。乾隆一生拥有过的玺印远远超过他曾钤用过的玺印,据统计,乾隆一生共治玺印1800余方,钤用过的也有千余方,是历史上留下印迹最多的一位皇帝。
乾隆皇帝对古玉的鉴别水平很高,对玉器的沁色和俏色很有研究,这是在实践中学习获得的。他写有《御制玉杯记》,记载玉工姚宗仁祖制玉杯的经过及做旧方法。这种方法给乾隆帝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也积累了好多经验,能够准确鉴别古玉的真赝。
元代至正十年(1350年),82岁的黄公望画成生平最重要的名作——《富春山居图》卷。这幅画卷为纸本水墨画,在清顺治年间不幸遭遇火厄,分成两卷,残存的一段,通称《富春山居图》(剩山图),为全卷起首。360余年间,《剩山图》与《富春山居图》各自流传。
此外,流传的《富春山居图》有构图完全相同的两卷,一为题赠郑无用师的《无用师卷》,另一为落款“子明”的《子明卷》。两卷于乾隆时期先后进入内府。乾隆帝误辨《子明卷》为真,《无用师卷》为仿本,引发后世诸多讨论。
清宫有无假画?肯定有。1936年马衡院长曾因易培基冤案问题,在庆贺张菊生(即张元济)70寿辰时写的《关于书画鉴别的问题》一文中,列举了历史上许多书画名家和风雅帝王关于书画鉴定方面的理论,指出:“书画之真赝问题早已成为不易解决之问题。
虽一代鉴家董文敏(即董其昌)也认为‘谈何容易’。其中问题复杂得很,不是简单的几句话所能解决的。”他说:“现在故宫所藏书画,有许多品质虽劣,名头则甚不小,……凡是名气越大的,件数必愈多。
大约臣工进献之时,不管内容如何,贡品单子上不能不写的好看。好在是送礼的性质,无关政事,也谈不到欺君之罪。于是‘往往有可观览’之外,尽有许多不可观览的。”对有些虽为赝本但流传有序、本身价值并无动摇的书画,马衡也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总之,马衡通过大量实例,论证了书画之赝本,自古有之。帝王之家、社会名流所藏书画,大多来自于民间,当然不乏赝品。书画的真赝鉴定“谈何容易”,而法院仅听黄宾虹一家之言就断定“帝王家收藏不得有赝品,有则必为易培基盗换无疑”,实在是没有道理的。
鉴与赏是分不开的。乾隆皇帝的阅赏活动在他的诗文中也有充分反映。除诗歌之外,乾隆皇帝在书画上题跋则更多,仅《快雪时晴帖》就在49年中题跋达73处。对于许多工艺珍品,他也常有题跋和题诗刻在其上,例如御题官窑葵瓣口碗、御题剔红《百花图》长方盘、御题尤侃雕犀角槎杯等,或记叙文物的收藏经过,或抒写感想,反映了他的艺术趣味和审美观念。
乾隆皇帝不仅重视收藏,还对宫中藏品进行了整理、登记,例如《秘殿珠林》、《石渠宝笈》,就是两部大型书画著录。《秘殿珠林》专记宫藏宗教题材的书画,《石渠宝笈》则专记宫藏一般题材的书画及其他,全书的编纂过程,前后长达74年之久,共收录书画作品1万多件。
包括《西清古鉴》、《西清续鉴》、《宁寿鉴古》在内的《西清三编》,收录了清宫所藏的数千件古代铜器;《四库全书》,则共收书3503种79337卷,约9.97亿字。
乾隆年间,于昭仁殿庋藏宋金元明之精善藏书,编有《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前编)十卷,嘉庆二年(1797年)昭仁殿失火,前编书尽毁,乾隆又令再辑宫中珍藏《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后编》二十卷。《天禄琳琅书目》为我国第一部官修善本目录,沿袭汉代以来书目解题传统,在版本著录体例方面多有创见,如记载收藏家印记即为其中一大创举,于清代藏书家讲究版本鉴定、注重善本著录之风影响深远。
乾隆皇帝对于收集的许多珍贵法书名作,不仅自己摹写欣赏,还热衷于书法艺术的普及推广,命令于敏中、梁国治等大臣组织刊刻了“淳化阁帖”、“三希堂法帖”等供给普通士人临摹之用。
当然,我们在看到乾隆帝以收藏为中心的文化大业时,也要清醒地看到其中的文化专制主义,大兴文字狱,编纂《四库全书》时对古籍的窜改、禁毁等,这也是不容讳言的。
我们今天如何看待乾隆皇帝的收藏?乾隆皇帝生活的18世纪,在人类历史上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以英国产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为标志,资本主义在西欧已确立了统治地位。成立于1753年的大英博物馆在6年后正式对公众开放。
1793年8月10日,卢浮宫艺术馆正式对外开放,成为一个博物馆。18世纪的中国仍处于漫长的封建社会的末期,封建专制政治的典章制度得到进一步完善。清统治者自认为是“天朝上国”,君临天下,统驭万方。宫廷的收藏,自然也是作为君主法统的象征和仅供皇帝观赏享用。
但是,这些文物毕竟是中华文明的载体和记录,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结晶和瑰宝。乾隆皇帝毕竟也是中国历史上一位了不起的帝王。辛亥革命后,故宫博物院成立,这些文物成为全国人民共享的文化财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