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与邓子恢 中共领导人邓子恢与林伯渠的换子之谜

20世纪50年代,林伯渠和邓子恢互换儿子的故事,在中南海一度传为美谈。

透过这些故事,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处理父子关系上那种超越个人感情的胸怀和崇高美德。

反“围剿”战火纷飞,邓子恢、林伯渠两家妻离子散

1934年10月起,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转移。中共中央紧急决定,临时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机关随红军主力转移,少数随军干部家属可以参加长征,其余人员或就地坚持斗争,或疏散突围。

时任中央财政部部长的林伯渠奉命随红军主力行动,妻子范乐春因刚分娩不久,无法与林伯渠同行,受命留守苏区开展斗争。

中央财政部副部长邓子恢和项英、陈毅、瞿秋白等人奉命留在当地,带领少数部队迷惑敌人,掩护红军主力转移、撤退。然后在敌后坚持游击战争,牵制敌人。

此时,邓子恢的妻子黄秀香在中央财政部担任会计。当时她刚刚分娩三天,虽然身体极度虚弱,但因急需将库存的资金和物资分发给红军部队带走、转移,任务紧急,刻不容缓。她毫不犹豫地把出生不久的儿子交给战友范乐春代为照管。随即匆匆赶往会昌县白鹅乡山区仓库,执行发放财物的任务。

范乐春,福建永定县人,曾经担任过福建省苏维埃政府土地部部长,当时是红军家属局局长。她义不容辞地接受战友的重托,拖着孱弱的身体,用花布包袱把自己和黄秀香的孩子包裹结实,一个挂在胸前,一个背在身后。然后,挥泪告别即将远行的丈夫。她骑马连夜从瑞金赶往百里外的会昌县。那里毗邻福建,位置偏远,有她战斗的足迹和熟悉的亲友。

那天在会昌县农村,范乐春眼含泪水,把两个用布包裹的男婴,托付给堂兄范美宏、郭发仔夫妇。范乐春告诉他们:“这里一个孩子姓林,刚出生14天,是我自己的儿子;另一个孩子姓邓,刚出生3天,也是红军的儿子。”当时,国民党军很快就要开进苏区,情况十分紧急。范乐春将两个孩子交给范美宏夫妇,恳请他们在兵荒马乱中救孩子一命,想办法将他们抚养成人。然后又匆匆骑上战马,追赶红军部队去了。

邓子恢的妻子黄秀香,福建龙岩人。1928年,邓子恢在龙岩领导农民武装暴动时,18岁的黄秀香积极参加妇女活动,不久成为女红军。1932年,黄秀香跟随邓子恢前往江西瑞金中央财政部工作,两人结为夫妻。1934年秋喜得一子,却赶上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发动大规模进攻,而且来势汹汹。

那次,黄秀香完成财物发放任务后,随即紧跟红军小分队向赣南转移突围。行进途中,突然遭到敌人伏击。她的腿脚被子弹打断,战友将她救起,用箩筐抬着她继续前进,欲冲出包围圈。然而,敌人的火力太猛,红军小分队寡不敌众。战士们在枪林弹雨中纷纷倒下。伤残的黄秀香落入敌手,被抬到于都县城敌军指挥部拷问、审讯。黄秀香受尽折磨,但顽强坚定,始终没有透露红军的去向和其他情况,最终被敌人杀害,时年24岁。

林伯渠的妻子范乐春在会昌安排好两个婴儿后,顺利赶回部队,随红军小分队冲出敌人包围圈。后来,她带领红军部队不断转战于闽?粤?赣三省边界,担任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坚持开展敌后游击战。

范乐春身体健壮,作战英勇。但敌后游击战毕竟艰苦,范乐春长期带领红军战士翻山越岭,风餐露宿,身体日益衰弱。患了肺病后,范乐春经常吐血,多次昏倒在地。闽粤赣边省委书记方方十分关心她,曾设法将她秘密安排住进广东梅县一家医院治疗,病情有所好转。但不久就被敌人发现,只好连夜安排她逃出医院,紧急转移到福建永定县农村游击区的草棚里继续休养。1941年5月,范乐春不幸去世。

生活所迫,范美宏夫妇将其中的一个孩子送人抚养

两位红军母亲相继去世后,她们留在中央苏区的儿子,命运同样坎坷。

红军主力刚一撤离,国民党军便杀气腾腾闯入中央苏区。敌人疯狂开展大规模“清剿”活动,实行拉网战术,四处搜查红军伤病员,连红军的孩子也不放过,扬言要对红军斩草除根。

在国民党军咄咄逼人的军事政治攻势下,会昌县范乐春的堂兄范美宏连夜用箩筐挑着孩子,带着家人趁着夜色避开敌人的搜查,逃出村庄,躲进深山老林里藏起来。待搜查高潮退去后,他们才战战兢兢返回村庄。

范美宏家原有一个女儿,经济状况本来就拮据,如今一下多出两个男婴,无疑雪上加霜,生活更为困窘。孩子没有奶吃,整天哭声不断,夫妇二人心急如焚。

恰好,邻居王二嫂家来了一位洛口镇的农家妇女。她为人朴实,心地善良。眼看两个孩子饿得可怜,主动表示愿意帮助喂养一个。

为了让孩子活命,范美宏夫妇迫于无奈,只得将哭得厉害的孩子,忍痛送给对方抚养。

谁知这位农妇也是苦命人,后来她的丈夫患了不治之症撒手人寰,这位农妇的生活从此失去依靠。无奈之中,她不得不改嫁,同时将孩子转送给漳埠的另一农妇。后来,据说漳埠那个农妇也遭遇不幸,又将孩子转给靖石农村的人家。如此转来转去,婴儿最终流落到洛口赖兆枝夫妇家。

赖兆枝家同样贫苦,但夫妇俩膝下无子,盼子心切。他们高高兴兴将孩子抱回家抚养,取名赖亚平。尽管家境贫穷,但夫妇俩节衣缩食,省吃俭用,全力抚养儿子。

这个赖亚平,实际上就是林伯渠、范乐春夫妇的儿子。

在赖兆枝夫妇抚养下,赖亚平不断健康成长,小小年纪就懂得帮家人干活。5岁那年,他居然爬上山去,帮助家人放牛。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有一次,赖亚平在山上放牛,不慎摔了一跤,腿部严重受伤。

那时,赖兆枝家十分贫穷,当然无钱给赖亚平看病吃药。从此,赖亚平落下残疾,成了跛脚。眼看儿子干不了农活,赖兆枝夫妇极为伤心。将来怎么办?这成了夫妇俩一块挥之不去的心病。赖亚平11岁那年,他们将孩子送到裁缝店学习手艺。赖亚平聪明好学,很快学会裁缝手艺,成了走村串户的小裁缝,而且还读完了小学全部课程。

范美宏、郭发仔夫妇为留在身边的婴儿起名范宜德(实际上是邓子恢的儿子)。

范宜德9岁时,范美宏因劳累过度,卧床不起,最终痛苦离世。随后,范美宏的女儿又染病,不幸夭折。

此后,家中只剩下孤儿寡母,经济状况更加困难。但郭发仔依然想方设法挣钱,支持儿子继续上学读书。范宜德很懂事,刻苦学习,考试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放学后,他丢下书包就帮阿妈干农活?做家务。为了养家糊口,待范宜德稍大一些后,阿妈就托关系将他送进伞厂当学徒,后来又转到烟厂当学徒。

这期间,赖亚平的生父林伯渠,随红军主力突破敌人的重重包围后,开始了漫漫长征。胜利抵达陕北后,历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财政部部长、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

范宜德的生父邓子恢,在完成掩护红军主力突围的任务后,奉命和瞿秋白、何叔衡等带领一支小分队向福建方向转移。一次,在闽西山区遭到敌人包围,他们试图突围。何叔衡中途受伤,他不顾年高体弱,与敌人英勇搏斗,不幸壮烈牺牲。瞿秋白长期患有肺病,体力不支,被敌人逮捕后英勇就义。唯有邓子恢凭着身强力壮,奋力冲出敌人包围,越过山林溪水,死里逃生,到达闽西革命根据地,同张鼎丞等战友会合,开展游击战争。

在闽西革命根据地,邓子恢获悉妻子黄秀香牺牲?儿子流落苏区农村的消息后,极为悲痛。

在游击战争中,邓子恢和女红军陈兰相识、相知,后结为夫妻。尽管战斗频繁,但他们仍时时牵挂着流落在江西苏区的两个孩子,不知他们命运如何。

抗日战争胜利后,作为新四军领导人的邓子恢曾委托地下党打听孩子的下落。但江西毕竟是国民党统治区,地下党的活动受到限制。何况苏区群众对国民党军的残酷“围剿”印象深刻,一直心有余悸。尽管邓子恢夫妇费尽周折,孩子的下落依然杳无音信,他们只有将思念之情深深埋在心间,期待以后有机会再托人寻找。

全国解放,邓子恢托人在苏区跋山涉水,寻找孩子

1949年,革命胜利,邓子恢来到武汉,担任华中军政委员会主席、华中局书记兼第四野战军第二政委。此时,邓子恢夫妇又开始惦念长期流落江西苏区的两个孩子。

恰好,解放军驻守赣州的某军政委陈仁麒,是邓子恢当年在福建龙岩闹革命的老部下。于是,在1949年夏天,邓子恢给陈仁麒写了一封信,托他帮自己和林伯渠寻找红军长征前流落在江西老乡家的孩子,并介绍了一些有关情况和线索,寄去一张本人的照片作参考。

陈仁麒根据邓子恢提供的线索,迅速在赣州找到福建商人曹老板当向导,并派参谋左枫一起前往会昌县执行寻查使命。

左枫带着曹老板匆匆赶到会昌。在当地党组织?政府和福建会馆的积极配合下,他们不到一周时间,顺利找到了范乐春的堂嫂和在烟厂学徒的范宜德。

范宜德的养母郭发仔,没有想到10多年后当年的红军又回来了,很是高兴。她对调查人员回忆说:当年范乐春将两个孩子留下时,曾经说过一个姓邓,一个姓林。后来,因为两个孩子没有奶吃,自己不得已将其中一个孩子送人喂养,现在身边的孩子是范乐春的。

问到孩子被送到何处时,郭发仔用手指着南边说:在下头的洛口,意思是在贡江下游。但10多年一直没有来往……

左枫等人将郭发仔的话一一记下,作为原始调查凭证。

第一个孩子顺利找到了,左枫等人兴奋不已,他们以为第二个孩子也会很快找到。其实不然,艰难的情况还在后面。

洛口虽然距离县城仅30公里,但那里山连山,道路崎岖。有时还得乘坐小木船,行程艰苦缓慢。

当时,正是盛夏时节,那里交通又不发达。左枫在曹老板的引导下,费尽周折,好不容易才到达洛口。

没有想到洛口的那位农妇早已改嫁,远走他乡。几经打听,有人说孩子已转给了另一农村。

左枫等人白跑一趟,接着又匆匆赶往另一农村。那个农村同样是在山区,山高、路远、林密,农民居住分散。左枫和曹老板继续翻山越岭,四处查找。花了整整一个月时间,也没有见到人影。据老乡说,孩子后来又转给了靖石农村的人家。

此时,左枫焦急万分。他心挂两头:既要继续寻找第二个孩子,又不放心已经找到的第一个孩子,唯恐出意外。情急之下,他们返回县城,动员郭发仔将范宜德安排到福建会馆住下,那里安全可靠,让人放心。然后,才放心前往靖石农村,继续查找第二个孩子。

左枫如同大海捞针一样,耐心细致地查问、寻找。费了近两个月时间,最后才在洛口赖兆枝家找到了。

洛口在深山里,位置偏僻。那天,山野乡村的赖家突然来了带枪的军人,一家人不禁惊慌失措。左枫和颜悦色地说明:自己是解放军,也就是过去的红军。这次是来寻找当年红军丢失的孩子。

赖家原本就不知道孩子的父母姓什么,当年是从别人手里转抱来的。抚养了10多年,如今突然有人说是红军的儿子,他们感到十分惊讶。但前来调查的人是解放军和当地政府的同志,说话十分和气,将事情的来龙去脉讲得一清二楚。尤其是左枫,不但代表政府感谢赖家在危难时期救了红军儿子一命,辛辛苦苦将其抚养成人,为革命立了功,而且还说,这次是将孩子送到亲生父亲那里去读书,毕业后仍然会回到你们身边来,对孩子和你们都有好处。

虽然舍不得,但赖兆枝夫妇想来想去,还是同意派家人陪孩子一起去会昌县城弄个清楚。

当年红军留在苏区的两个同龄儿,终于都找到了。15年后,他们首次在会昌县城会面。那天,两少年和两家人互不相识,都感到陌生、好奇。好在左枫做群众工作有经验,立即把两家人拉到一起作介绍,又把当年红军反“围剿”的情况作了说明。

左枫两个多月的辛苦没有白费,他满怀喜悦之情,带领两个孩子来到赣州某军军部,向陈仁麒作了汇报。左枫指着范宜德说是林伯渠的儿子,指着赖亚平说是邓子恢的儿子。

陈仁麒拍着左枫的肩膀,夸奖他任务完成出色。接着,陈仁麒拉着两个孩子,仔细对照邓子恢寄来的照片验证。他左看看,右瞧瞧,想弄清哪个是邓子恢的儿子。但看来看去,心里总感觉有点不对劲儿,范宜德的模样怎么有点像邓子恢。

于是,陈仁麒悄悄把左枫拉到一旁,低声询问是怎么一回事?左枫拿出调查记录和地方证明材料汇报说:范宜德的养母反复说他是范乐春生的。陪同来的范美宏的侄儿,也在一旁帮腔说范宜德是范乐春所生。陈仁麒这才没有继续追究,让左枫护送他们去南昌。

邓子恢的老战友陈正人当时正在江西担任省委书记。他特意会见了左枫和两个孩子,安排他们在南昌小住几天,陪同吃饭。还给两个孩子做了一套新衣服,嘱咐左枫护送孩子从九江乘船去武汉。

船到武汉后,左枫带着两个孩子随邓子恢的秘书坐上汽车疾驶而去。

邓子恢夫妇在住处听到汽车响声,立马从室内出来,热情地把大家迎进客厅。邓子恢摸着两个孩子的头,看来看去,笑问:“你们两个,哪个姓邓?哪个姓林?”

两个孩子起初一愣,不知如何回答是好。

左枫指着孩子逐一介绍:“首长,这个叫赖亚平,是你的儿子;那个叫范宜德,是林伯渠的儿子。”陪同来的范美宏的侄儿,也在一旁点头称是。

赖亚平很机灵,马上对着邓子恢夫妇大喊爸爸妈妈,声音亲切感人。邓子恢夫妇含着热泪连连说:“好,好,好!”

邓子恢夫人陈兰拉着两个孩子的手说:“孩子,这15年让你们受苦了!”

邓子恢也说:“当初,把你们两个留在会昌,我和林伯渠?范乐春?黄秀香都舍不得。可那是革命战争的需要,由不得自己啊!15年来,范美宏?赖兆枝两家人,在极为困难的环境中把你们带大,为革命立了大功,我和陈兰对他们表示感谢!”

为了纪念苏区,邓子恢为赖亚平改名邓苏生。接着电告林伯渠:“范乐春留在会昌县的儿子已经找到了,正在武汉我家中。”林伯渠一家人高兴极了,盼望邓子恢早日将儿子送到北京。

邓子恢夫人陈兰是个细心人,她仔细观察一番后,总感到邓苏生不大像邓子恢,而范宜德的模样则和邓子恢相似。她建议化验血型,弄清真相再送。邓子恢觉得自己有好几个儿子,而林伯渠身边只有一个男孩,他不愿将腿脚有毛病的赖亚平送给林伯渠。

所以,邓子恢对陈兰说:“我看别化验血型了,还是按照左枫同志调查和范美宏侄儿说的,把精干的范宜德送给林老吧!”邓子恢还说:“我们共产党人的孩子不是私有财产,他们都是革命的后代。”

孩子越来越大,父貌日显,朱德、彭德怀等禁不住心生疑惑

两个月后,范宜德被送进了北京中南海,林伯渠家中陡然增添了无限欢乐。从湖南来的姐姐十分疼爱流落江西苏区10多年的弟弟,关心备至,甚至为他打水洗脚。小弟林用三拉着他在中南海里转悠,一起玩耍,熟悉中南海的情况。林伯渠特意为他改名林秉苏,要他秉承苏区的优良传统,然后送他进育才小学和101中学读书。

林秉苏虽然身在中南海,但仍心系苏区的父老乡亲,十分思念远在江西的养母,想念一起走出大山并在武汉共同生活了两个多月的“江西小老表”——邓苏生,不知能不能和他再次见面。

事情十分凑巧,1952年底,中央决定撤销各大区,大区领导人高岗、邓小平、邓子恢、薄一波、饶漱石等五员“大将”先后调北京工作。

邓子恢抵京后,毛泽东在中南海找他谈话,让他担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后来,他还兼任政务院副总理,主持全国农林口的领导工作。于是,邓子恢全家住进中南海,他们和林伯渠的住宅相距不太远,两家人成了邻居。林秉苏没有想到在中南海里又见到了邓苏生,两个患难兄弟在中南海里常常一起学习、玩耍,回忆会昌的山山水水和父老乡亲。

那时,全国实行供给制,中南海的领导人除毛泽东外,家中一般都没有厨房、厨师。大家统统吃食堂,只不过按级别分大灶、中灶、小灶。有些领导人喜欢让卫士将饭打回家吃,朱德、彭德怀等则喜欢到食堂吃饭。

中南海的孩子们喜欢热闹,当然都愿意到食堂吃饭,边吃饭,边聊天,边玩耍。那时,食堂饭桌上放有象棋,供大伙玩儿,谁先到谁先下。朱德?彭德怀也常利用饭前饭后的空闲时间,围着棋盘对弈。林秉苏喜欢下棋,有时他和谢觉哉的儿子谢飘相约,早早赶到食堂,抢先占据棋盘对弈。朱德?彭德怀来到后,就分别站在他俩身后出谋划策。邓苏生时不时也到那里观战,看看热闹。

因为孩子们经常在食堂吃饭,或是一起到怀仁堂看电影?看文艺演出,同中央领导人见面机会多。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杨尚昆、胡乔木等领导人都认识林秉苏和邓苏生,也知道他俩是林伯渠、邓子恢从江西苏区找回来的儿子。

孩子越来越大,父貌日显,朱德、彭德怀等禁不住心生疑惑,乐呵呵地询问:“秉苏,你到底是谁家的崽啊?我们看你长得很像邓老。”“苏生,你长得怎么像范乐春?”有一次,他们竟然拉着两个孩子当着邓子恢的面说:“你们两家准是搞错了!你看秉苏越长越像你,好像一个模子印出来的;苏生倒越长越像范乐春嘛!”

面对众多疑惑,邓子恢总是反复解释:“不会错,不会错。当初调查时,范乐春堂嫂的亲戚,都肯定秉苏是林伯渠、范乐春的儿子,应该以他们的意见为准嘛!”他一直认为范乐春的堂嫂在反“围剿”的危难时期,救了两个小生命,是孩子们的救命恩人,因此始终相信她说的话。

对于长辈们的疑惑和议论,两个孩子也并非无动于衷,尤其是林秉苏想得更多。会昌县解放前夕,国民党军匆忙撤退,解放军即将来临。有几次,林秉苏在卷烟厂干活时,曾听到有些小伙子背后指着他小声议论:“他的爸爸姓邓,是共产党的大脑壳(大官)。”

这些议论,在林秉苏的大脑中虽然留有印象,但也都是一晃而过,过去并没有太在意。解放后,左枫叔叔来调查时,阿妈一直肯定说自己是范乐春、林伯渠的儿子。后来,在江西赣州解放军某军司令部对照照片查验身份时,陈仁麒也曾经提出疑问;到了武汉,陈兰妈妈同样提出质疑……当时,他一度也迷惑不解:“自己到底是谁的儿子?”但林秉苏觉得自己毕竟是孩子,年龄小,在大人面前也不便多插嘴。

如今,五年过去了,中南海的革命前辈又风趣地提出这个问题,当然,也都只是怀疑,并无证据。何况,林伯渠一家人对自己关心无微不至。所以,那几年,他在中南海里一心埋头学习和生活,并不关心弄清这个“谜底”。

证实搞错,林伯渠、邓子恢换回儿子,但孩子们难舍亲情

邓子恢是一个重情重义的人。1953年秋天,邓子恢到南方进行考察。一路风尘仆仆,日程安排相当紧张。但在江西瑞金考察时,邓子恢仍念念不忘当年范乐春的堂嫂及其家人抚养红军孩子的恩情。他在招待所里抽空写了一封信,还买了一段布料,托瑞金县委书记设法转给会昌县范乐春的堂嫂郭发仔,向她转达问候,再次感谢她当年救护孩子生命的恩情,他还嘱咐当地县委和政府一定要照顾好她的生活。

邓子恢的这一封信、一段布料、一句问候、一个感谢,给范乐春堂嫂郭发仔精神上带去了莫大温暖。她万万没有想到五年后,身为共产党“大官”的邓子恢,还一直挂念着她这个苏区乡村的平民百姓。顿时,她的内心受到强烈震动,一种内疚感暗暗涌动,精神上久久得不到安宁。

郭发仔后悔当初左枫来寻找两个孩子时,自己没有实话实说。那年范乐春留下的两个孩子缺奶喂,饥饿难忍,大哭不止,一家人焦急万分。这才将哭叫厉害的孩子送给了别人,而且去向长期不明。此后,他们就把留在身边的孩子当成范家的血脉抚养,以求给范家留一个“根苗”,在良心上求得安慰。

解放初期,为了能对得起范乐春离别时的叮嘱,郭发仔及其亲戚面对左枫、陈仁麒、邓子恢等人的种种询问,始终隐瞒真相,咬定范宜德是范乐春的儿子。

此时此刻,郭发仔感到良心不忍,过意不去。她不愿继续隐瞒,觉得应当说明真相,让孩子恢复父姓,回到亲生父亲身边。

郭发仔请人代笔给北京的邓子恢、林伯渠和两个孩子,分别写了四封内容相同的信,说明范宜德应该姓邓,另一个是范乐春、林伯渠的儿子。

真相大白了,事实证明两个孩子确实是搞错了,从而为邓子恢、林伯渠下决心互换儿子找到了可靠的依据。

1954年春节来临,中南海里张灯结彩,家家户户欢度传统佳节,处处洋溢着欢乐气氛。邓子恢和林伯渠相约一聚,举行了一个特殊的春节欢庆仪式。

仪式设在中南海颐园邓子恢家的客厅里,在场的只有4人,两位老人和两个在苏区长大的孩子,其他人都不参加。

互祝节日问候后,邓子恢、林伯渠两位老人郑重宣布:“经过调查,林秉苏为黄秀香所生,邓苏生为范乐春所生……”

随后,两位老人开始缓缓回忆1934年的情景……

林伯渠和邓子恢倾诉心曲的沉重话语,使客厅里充满了既严肃又亲切的气氛。两个刚满19岁的孩子深受教育,禁不住暗暗流下眼泪。

两位老人建议孩子改换姓名,主张邓苏生改为林苏生,以纪念在苏区诞生,怀念苏区人民。邓子恢主张林秉苏改为邓秀生,以缅怀母亲黄秀香的生育之恩。

但老人作风民主,不搞家长制,尊重孩子们的选择。他们强调:“改不改姓名?怎么改,完全由你们自主决定。”两位老人还深情地说:“姓什么,叫什么,并不重要。名字只不过是个符号,大家都要起个名字,目的是为了相互区别。

我们共产党人的孩子,不是私有财产。你们是革命的后代,长大了要干革命。我们并不指望依靠你们养老送终,重要的是你们千万不要忘了当年抚养你们的乡亲。他们养育你们10多年不容易,你们要永远牢记他们的养育之恩!”

改换姓名说来简单,其实相当困难,主要是孩子们情感上难以接受。两家人对孩子一直都很好,大家朝夕相处,亲密无间,难舍难分。

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两人的姓名都没有改,他们一直使用原来的姓名。不过,两人常常互换床位,轮流到生父家中团聚?住宿,叫一声爸妈,喊一声弟妹,同大家一起生活。

邓子恢受到不公正对待时,两个懂事的孩子都姓邓

1957年,林秉苏高中毕业考入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后,向邓子恢?陈兰提出想利用暑假到江西会昌县探望养母。老人当然热情支持。考虑到林秉苏第一次单独离家远赴江西,邓子恢不放心,特意准备了一封介绍信,让他有困难时找有关单位求助。陈兰妈妈给他拿出盘缠。两位老人再三嘱咐他到会昌县向养母问候、致谢。

林秉苏高高兴兴登上返乡探亲之路。一路颠簸,困难不断。但林秉苏始终没有使用父亲准备的介绍信,而是凭着年轻人的一股韧劲,下火车,找旅馆,问道路,乘汽车……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当年抚养他成人的会昌县阿妈郭发仔身边。

林秉苏向阿妈转达北京老人的问候和致谢,报告自己高中毕业、考上大学的喜讯。阿妈看到孩子长大了,而且如此懂事?出息,高兴得合不拢嘴。

不久,林秉苏来到北京师范大学学习,并入了党,毕业后被留在北京师范大学从事教育工作。

林秉苏正式改换姓名是1962年的事情。那几年,我国自然灾害十分严重,农业连续大幅减产,农民生产积极性受到挫伤,城乡人民生活很是困难。身为副总理的邓子恢,通过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多次向毛泽东力荐“责任田”,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迅速改变我国粮食严重短缺的紧张局面。但这却被错误批判为“刮单干风”、“走资本主义道路”,并被撤销了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和副总理职务。

邓子恢想不通,曾向毛泽东要求辞去党内外职务,回福建老家。

毛泽东没有表态,而是安排他和陈毅?贺龙?聂荣臻等到广东休养。老人受到沉重打击,精神极度苦闷。

林秉苏眼看父亲蒙受冤屈,内心十分痛苦,决意改换姓名,了却老人多年前的心愿。从那时起,林秉苏改名邓瑞生,意为在江西瑞金出生,并彻底回到邓子恢身边,给身处逆境的父亲以精神安慰。

当时,林秉苏未使用父亲建议的名字。因为,他觉得自己是个男子汉,“秀生”二字含有女性味道,用它做名字容易被人笑话。“瑞生”同样可以纪念母亲在瑞金的生育之恩,邓子恢理解他的心情和想法,支持他使用“瑞生”。

至于长期在邓老家生活的邓苏生同样富有感情,而且十分懂事。他看到邓子恢蒙冤遭难,当时迷惑不解。他既热爱、敬重生父林伯渠,也热爱、敬重养父邓子恢。他十分同情邓子恢,表示在邓子恢身处逆境时,决不改换姓名。他坚持使用邓苏生这个名字,而且表示终身不变,林伯渠老人也支持邓苏生的意愿。

1958年,邓苏生在北京高中毕业后,曾向林伯渠夫妇提出要到江西会昌县阿妈身边生活和工作。林伯渠夫妇同他谈话后,表示尊重孩子的选择,同意他回到会昌。邓苏生在会昌县生活、工作了一段时间,并入了党。1959年夏天,全国大学统一招考,邓苏生在当地参加统考,被北京政法学院法律系录取,于是他又回到北京继续学习。

大学毕业那年,邓苏生完全可以留在北京从事法律工作。可是,邓苏生报效苏区父老养育之恩的愿望和决心十分强烈,并且得到了邓子恢、林伯渠两位老人的理解和支持。

邓苏生回到赣南后,将学到的法律知识,奉献给苏区的父老乡亲,勤勤恳恳为养育自己成长的乡亲们提供法律服务。时光流逝,岁月悠悠。邓苏生在赣南法院从事法律工作,一干就是30年,直到退休才回到北京安度晚年。

邓苏生、邓瑞生,在红土地上先后出生,在敌人“围剿”中一起度过艰苦辛酸的童年。解放后,他们双双回到了父亲身边,在中南海里接受革命传统教育,幸福地生活和成长。“文化大革命”中,他们同样作为“走资派”的儿女被批斗,经受坎坷磨难。

数十年来,他们历经人间沧桑,始终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父辈的教育使他们理想坚定,作风淳朴,为人厚道。有时,他们也抽空到苏区去看望那里的乡亲,想方设法为苏区的经济建设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尽一点绵薄之力。

邓苏生:身世连着悲壮与崇高

邓苏生,这位党和国家杰出领导人林伯渠与著名烈士范乐春的亲生儿子,曲折传奇身世牵连着我党革命家的许多悲壮与崇高。

他的母亲范乐春,永定县金砂乡人,曾任永定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福建省苏维埃政府土地部长。1934年她调至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担任优待红军局局长,在瑞金,在李坚贞同志的介绍下,她与在中央工农民主政府里担任国民经济部长和财政部长的林伯渠结成伴侣。

红军长征前夕,邓苏生出生了。他生不逢时,隆隆炮声中,红军反“围剿”失败准备转移。他的母亲范乐春同其父林伯渠商量后,忍痛把出生仅14天的唯一心爱的他,连同邓子恢的儿子一起,送到会昌城堂嫂家抚养。

后因身体虚弱,范乐春没有随丈夫一起长征,她回到家乡永定,参与领导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并取得胜利。在抗日战争中,她任中共闽西潮梅特委委员兼妇女部长。因积劳成疾,1941年,范乐春病逝永定西溪。

1950年,邓子恢托人在会昌地区寻找自己的儿子和林伯渠的儿子。由于事隔十余年,老乡把两个孩子搞错了,阴差阳错,把邓老的儿子说是林老的,把林老的儿子说成是邓老的。

两个孩子回到父亲身边,邓子恢给孩子取名邓苏生,林伯渠给孩子取名林秉苏。邓苏生曾因患小儿麻痹症,腿有残疾。邓子恢见林秉苏长相酷似自己,知道搞错了,也不言语,将错就错。

随着时间的推移,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看出了问题,一日,朱德对邓子恢说:“我说你们两家是不是搞错了,林秉苏长得与你像一个模子印出来的。”邓子恢也只是一笑了之“没错的,都一样嘛!”待中央办公厅派人到会昌调查,澄清真相,他们才将孩子换回。

邓子恢将林秉苏改名邓瑞生,林伯渠将邓苏生改名林苏生,但他们都认为,共产党人的子女,都是人民大众的子女,姓名只是个符号,改不改由自己。邓子恢待林苏生仍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邓瑞生与林苏生更是情同手足。1955年,邓子恢因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敢讲真话,实事求是,被批评为“右倾机会主义”,林苏生为了支持邓子恢,决定不改原姓,仍姓邓,表示与邓子恢站在一起。

1963年,邓苏生毕业于北京政法学院法律系。他没有忘记他的江西养父母,离开北京,返回老区,到赣州中级人民法院工作,并与农家妹子刘发妹结婚。夫妇俩精心照料养父母幸福地度过晚年。从工作到退休,这位高级干部的儿子和儿媳,都以不寻常的志气和毅力,像普通人那样,立于人世,从没有以父亲林伯渠的名义找关系帮忙。这期间,因各种原因,邓苏生到闽西寻找生母故地的夙愿未能实现。

在闽西宾馆里,这位长得酷似母亲范乐春的邓苏生向笔者(曾写过范乐春传记)娓娓道来,革命战争年代,赤寨村的群众含着眼泪,将母亲的遗体安葬。国民党顽固派闻讯,即派了几百名士兵“围剿”赤寨村,图谋寻找遗体以报复。群众纵然被抓去审问、吊打,也始终严守秘密,坚不吐实,国民党顽固派杀害了6位群众,暴尸示众,也无法使群众屈服。人民热爱她啊!

邓苏生说到此,唏嘘不已。他表示以后要常来闽西走走,看看她母亲生活战斗过的地方。

夕阳西下,灿烂的余晖洒在闽西的山山水水。老区红土地上,还有多少神奇动人的故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