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跃骏的纪录片 郝跃骏:电视台制造纪录片的出路

纪录片在中国的发展,从一开始就走在一条为专家、为参展获奖、为“小众”而不是为“大众”的道路,纪录片成为所谓“一群精英制作出来给另外一群精英看”的小众节目形态。从纪录片的发展类型来看,一段时间以来纪录片圈内曾经大力推崇的“观察式纪录片”的盛行,严重制约了纪录片在中国电视媒体中的发展,应当说,纪录片的这种发展模式对电视媒体是非常有害的。

事实上,当纪录片“精英”们评价越高,拿奖越多的时候,也就是体制内的纪录片距“死亡”就越近的时候。为什么?道理很简单,如果拿奖与电视媒体收视率的提高,与电视媒体自己的品牌效应的提升没有起到直接的关联作用的话,表明这些奖与观众、与决策者们的关系不大,那“电视台制造”纪录片的结果就必然是恶性循环的。

“台里出钱给个人出名,台里出钱让个人获利”,怎么可能,体制内大多数人非纪录片人共有的这种思维定式,其结果不言而喻。

所以,我一直认为纪录片的类型是多样化的,“电视台制造”纪录片或者说栏目化纪录片与独立纪录片的类型和运作思路都是非常不一样的。电视台生产的纪录片并不需要所谓影像的“纯正”和引发受众的“反省”和“感悟”。那种自己拍给自己看,自己拍了只有自己高兴的纪录片,或者那种为实现个人理想,满足个人喜好,个人化的“个人电影”式的纪录片在电视台都是没有出路的。

纪录片的个性化发展是导致电视台制造纪录片陷入死胡同的一个重要原因。

那么,电视媒体究竟是否需要纪录片?需要什么样的纪录片?具有较高文化品味的具“叫好又叫座”的纪录片(栏目)对电视媒体品牌的创立究竟起着什么样的作用?“电视台制造”纪录片的出路究竟在哪里?

一、观众才是上帝

由于电视台的特性,无论是国家电视台、商业电视台和公共电视台“电视台制造”纪录片都首先必须解决为谁生产的问题,电视台不是影院,不是研究、教学机构,更不是珍藏历史的档案馆图书馆,而是一个向普通大众进行传播的电视媒体,因此,在这里生产的纪录片必须懂得怎样尊重观众,解决纪录片好看不好看,以及是否具有收视率,是否能够满足观众和市场需求的问题。这是纪录片要想在电视台得到生存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

然而,在今天看来这是一个简单的道理和常识,但在几年前,至少在圈内这还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鸿沟,在电视台内部也还是一个许多人想不明白的问题,以至于很长时间以来,对于什么样的东西才是纪录片一直作为一个问题喋喋不休地讨论来讨论去,这个讨论的过程竟然整整持续了三十年。

1994年我到德国参加国际电影节,有机会目睹了纪录片的多元化多样式的发展形态,撰写了一系列文章,从纪录片的拍摄的方法和关注的题材内容上对国际纪录片的类型问题进行了首次分类,首次向中国同行介绍了以讲故事为主,演员搬演再现式的纪录片类型,并在1995-1997年期间我的一系列纪录片创作中采用了多种影像叙事手段和影像讲述故事的纪录片探索(注1)。

然而,当时只是在剪辑中的一点点尝试也没有被主流圈内认可(注2)。

其实,纪录片的发展从一开始就是分众的,从来没有固定的一成不变的统一模式,按照拍摄手法来分类,既有观察电影、参与电影和……(主要是适应了影视人类学的学科需要)的纪录片,也有按照不同的拍摄目的和需要的“纪实性”和“非纪实性”的纪录片等等。

至于电视台需要什么类型的纪录片更没有统一的标准,公共电视和商业电视对与纪录片的选择要求和标准也就非常的不一样。学术性纪录片、商业性纪录片和个人化的纪录片一直在各自不同的轨道上并存发展着,他们拍摄的目的不同,观众不同,放映的渠道也不同,互不影响,互不干预,共同发展。直到90年代中后期,商业化(娱乐化)纪录片才最终成为了电视台制造纪录片的主要类型。

这些不同类型的纪录片,从拍摄方法上看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然而,由于国内的纪录片最早走出国门,并在国际上获得荣誉的作品几乎都是学术类的纪录片,某些同行在向国人介绍他们的作品的时候,并没有全面介绍纪录片的多样性,而只把他们推崇的观察类的纪录片说成是“真正的纪录片”,而其它类型的都不算,这就带来了国内纪录片界二十多年的困惑。

这种纪录片的“单一方法论”不仅在国内纪录片圈子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对电视台制造纪录片未来几十年的走向和发展带来了致命的伤害。许多电视台的决策者,也包括为决策者提供咨询服务的咨询公司是“谈纪色变”,一说起纪录片就与那种“自然主义”的原生态很像未经剪辑的画面,与节奏缓慢、冗长、灰色、遥远偏僻、远离主流生活,甚至马上就跟展示落后联系了起来。

更有甚者,有的纪录片人过分夸大渲染了拍摄时间与产生精品的关系,混淆了个人的独立纪录片作品与媒体纪录片的区别,于是,这让媒体的决策者们产生了错觉,尤其是当有人说一部好的纪实类的纪录片作品往往需要长则十年、八年,短则三五载时,谁都会懵了,谁能等得呀?

纪录片在中国的发展,在进入二十一世纪后的一段时间,出现了一次统一的行动,电视台几乎是一刀切地撤销了纪录片栏目和机构,整整一代纪录片人的命运,以及后来纪录片的栏目的命运从此发生了变化,没有撤销的纪录片栏目也被调整放到了深夜播出,一些很有才华的纪录片导演开始逐渐淡出了我们的屏幕。

在全世界一些重要的电视媒体(如BBC/NHK等)把纪录片形态当作一个重要的节目形态和拳头产品就以大力发展的时候,国内电视台开始了对纪录片的一刀切。

然而,就在这时云南电视台并没有盲目跟风撤销纪录片,而是逆流而上,坚持差异化的办台理念,不仅坚守住了自己的阵地,而且还大手笔地加以拓展,新组建了专门的制作机构:纪录片中心,开办了全新纪录片形态的栏目《经典人文地理》。

我们的节目从策划、选题和拍摄方法上做了全面的调整。《经典人文地理》从纪录片节目的样式开始探索发生了变化,在短短二个多月的时间里,这个新组建的节目“中心”像变魔术一样拿出了一批全新形态的纪录片节目。

其中,有讲述世界第二大山难事件的《卡瓦格博》和《搜寻登山者》,该片以反应文化冲突,期盼所有的人们应当尊重自然、敬畏自然的鲜明主题和鲜活的故事,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讲述人与野象争夺生存空间的《人象之战》和《惊魂野象谷》,有讲述滇西慰安妇命运故事的《记忆的伤痕》,讲述德国人与云南乡村姑娘真挚爱情的《瞿开森和他的中国妻子》等等纪录片,以其流畅的故事讲述方式和相对较快的画面节奏,引起了圈内外的关注,并很快稳住了收视率,就这样,《经典人文地理》第一批既好看,有收视率,又有文化深度、有份量的纪录片让人感到了耳目一新。

云南卫视的《经典人文地理》迅速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焦点。

这种简单的改变使栏目发生了明显的不一样,一系列变化开始悄然出现。《经典人文地理》全新形态的纪录片,一个重要的不同点在于,我们的纪录片形态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我们大胆地把这种类型的纪录片定位叫做“娱乐化纪录片”。

当然,电视台制造的纪录片,要从为小众制作的学术性纪录片类型到商业性纪录片的转变,并不是一件简单的过程,它经历了一个观念转变的痛苦甚至是剧痛的过程。它给电视台体制内的纪录片制作人员制作方式、观念,以及人才的培训和储备等等方面带来了全新的挑战。

二、观众需要故事

“电视台制造的纪录片”既是一种产品,就有生产产品的规律,就需要按照观众对产品的需求,在拍摄方法上按照生产这种产品的要求来进行生产,也就说我们需要彻底“变革纪录片”,解决转变纪录片“漠视观众”的观念问题。

这些变革包括:需要我们摆脱“新闻式的叙述方法”的影响,摆脱“电视专题片叙述方式”的影响,摆脱“文学和其他非影像描述叙述方式”对纪录片的影响,以及摆脱“传统的观察式纪录片”的影响。其中,我个人认为那种不需要解说词,完全用画面的叙述,节奏较慢,影像拍摄和叙述大多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的“观察式纪录片”的影响为最大。

这个“观察式”的过程或许对影视人类学研究者是非常有用的,研究者可以通过缓慢的画面去研究影像后面的学术信息。但对于在家中看电视的普通观众来说,这些长时间的画面停滞过程极易让观众产生视觉疲劳。如果我们的节目没有在一定的时间内为观众提供新的足够多的信息,没有提供故事发展新的情节和新的信息(事件),一旦出现了间歇,或节奏慢了,观众就会更换频道。

如今观众的忍耐程度是越来越有限,越来越缺少耐心,就是晚上在黄金时段播出的电视剧,观众也是“挑肥拣瘦”,何况一部主要以非虚构为主,没有太多情节和故事的纪录片呢。纪录片情节不抓人的不看,节目故事讲述过于个性化违反观众收视习惯的不看,节奏太慢的不看……。所以,节奏太慢,太拖塌的纪录片节目,在电视台仅对没有市场,此类纪录片只能把我们的观众“赶走”。

分析研究观众收视心理和收视习惯,是尊重观众的体现。《经典人文地理》必须在拍摄方法和故事的讲述方式上进行新的突破,对传统的纪录片拍摄方法进行大胆的创新,纪录片必须尽可能地“故事化”。

这需要在纪录片的策划、运作和实施上的整体行动。当然,说起来简单,但要实现这一目标并不容易。首先必须彻底解决制作者的思想和理论问题。纪录片的专家们的“理论”和“说法”对我们的队伍的影响太大,以至于要把它扭转过来变得异常的艰难。

于是,我们通过反反复复的培训,希望让大家明白,电视台,尤其是电视台的纪录片制作部门并不需要“大师”,需要的只是“工匠”。《经典人文地理》作为一个面对市场的纪录片栏目,只有在实践中放弃成就“经典”的梦想,彻底舍掉那些具有学院风格的“纯观察式的记录”方式,把“文化”放在故事的后面,重新考虑观众定位,寻找故事性强的题材,才能找到大家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当然,不同人与人的差异是非常大的,怎样按照生产产品的要求,制定出一个可以提高产品质量的标准,不管人的差异有多大,就可以生产差异不太大的东西,是我们需要解决的另外一个问题,讲述故事的问题。

其实,任何一种媒体,最具吸引力的往往是它具备故事性的部分。文学中的小说,广播中的评书,电视中的影视剧等等,正是用一个又一个动人的故事来赢得观众。从观众的需求角度上讲,故事具有与生俱来的优势。影像语言毕竟是一种与文学戏剧非常不一样的东西。

我们现在所追求的,其实什么都不是,就是讲故事而已。故事大于思想,把思想全部放在故事的后面;行动大于说教,把说教藏在行动的后面。尽管我们称自己是“经典”,但明白为谁而做非常重要。

为此,我们提出了一整套怎样故事化的“理论模式”,把“理论”通俗化,我用一些最普通的说法让制作人员明白一些深奥的“理论”,纪录片的几大流派,以及纪录片的不同的拍摄方法。用一些非常简单的方法,包括怎样“解纽扣”,怎样“设套”的理论。这些并不高深的“理论”挽救了许多过去一直放在库房的作品,成为我们栏目高收视率的作品。

当我们设计完成了一整套模式,并按照这种模式去使用影像语言讲述一个故事的时候,深奥的东西有时真的突然变得简单和容易了。于是,人们突然发现,过去的许多拍摄完全是在浪费。当已经很成熟故事完整地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还要熟视无睹,仍然开着机等待“自然状态”的故事的发生?实际上,通过一段时间的运作之后,人们突然发现传统的“观察式纪录片”对栏目化运作纪录片的巨大危害。

我们完全可以从拍摄方法上把纪录片当作一部故事片来理解,只注重看它的情节,而把纪录片与现实关系的反省与批判放在故事的后面。就有可能赢得观众。

我曾经在许多大学神圣的讲台上讲过一些非常庸俗的话语,把纪录片的所谓“悬念”彻底地庸俗化,其中就包括“解衣扣”的理论,很简单,观众都知道了结果还看个甚?所以,为了留住观众就不能让他们提前知道结果,这就是“悬念”。给观众看的纪录片就需要这种东西。“流水账”似的“日记”是难以博得观众喜爱的。自己都不爱看,怎么能要求观众有耐心看下去?

如果我们只考虑对文化的探索而不考虑观众,结果没有人看,口碑不好,那有什么用?作者要表达的思想没有人能够看到,那有什么用?同样影像语言也是以交流为目的的。纪录片发展到今天,媒体的责任,社会的责任,观众的责任都需要我们研究观众,面对观众,明白为谁而做!不然,我凭什么要坐在这里浪费时间,说重了是,浪费别人的时间无疑在某财害命。

《经典人文地理》通过一段时间的运作,我们对节目与收视率的关系进行过简单的分析,我们发现,或许收视率与一部作品的艺术品质没有直接的对应的关系,但收视率与节目的好看程度一定有关,与故事选题和叙述故事的方法有关。观众喜欢看的就是一个好看的故事,我们的责任就是讲述一个故事,而文化的思考对观众来说并不是首位的,我们把对文化的思考全部放在了故事的后面。至于观众通过故事看到了什么,感悟到什么,那时他自己的事。

既然是讲故事,就应当允许多元的存在,应当允许不同的叙述故事的方法的存在。十三年我在拍摄《春节的故事:回家》时,试图摆脱追踪拍摄的第一现场,不仅讲述拍摄现场的故事,也讲述第二现场的故事,然这种方法却受到许多圈内专家们的指责,其实,这只不过是纪录片叙述故事的一种常用的方法。

时至今日,我回头看这部片子时仍然自己被感动。愿意听一个真实的故事,愿意看一个真实的故事,前提“它”真的是一个故事。好在关于这个回家的故事创下了《经典人文地理》晚间播出栏目内部的最高收视率。

观众喜欢听故事而不是听说教;喜欢听有思想、有情趣的讲述而不是肤浅的现象的介绍;喜欢听现象背后的深入揭示而不仅满足于表面的展示;喜欢听一个有魅力的、可爱的人向他讲述,而不是一个机械、教条、无趣的人向他讲述;喜欢体谅和帮助观众的人很清晰地向他讲述,而不喜欢不管观众接受程度如何、径直讲下去的讲述者。

重要的是要对观众的心理和受众的习惯进行研究和理解,借用其他门类艺术创作的一切有效的规律和语言来丰富纪录片的影像语言问题,扭转目前纪录片创作过于个性化、沙龙化做法,使纪录片在中国影视市场、影视业占有应得地位。

传统的专题片的拍摄方法,重视的是思想和概念的表达,只讲大量充斥了口号性的解说词,或者那种只有拍摄者自己知道,但观众不明白,需要靠观众自己去“感觉”,去猜测,那种用“心”去感受意义和信息的纪录片。

在《经典人文地理》栏目里,我们不需要“大师”,也不需要“经典”,但需要一个用影像语言讲得好的故事就足够了。许多时候,“专家”评价不错的纪录片,其收视率都无情地排在了后面,包括我自己的没有被讲述好的作品,我相信,同一部作品,换一种讲述方法就会提高若干个收视点。

我们的纪录片应当从象牙塔中走下来,目标是为普通大众,在记录社会历史的活动影像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纪录片的发展历史表明,纪录片拍摄方法的变革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一些年就有一次大的突破和发展。“原生态纪录,原生态编剪”就是真实,同样是对纪录片的曲解。

应当说,在全国纪录片栏目都不算景气的时候,云南卫视保留这样一个具有文化底蕴收视率也还不错的纪录片栏目的确是非常难能可贵和具有远见的。

可以说《经典人文地理》的生存和发展再次印证了一个说法,那就是有如说“电视台制造纪录片的命运掌在少数决策者手中”,不如说“电视台制造纪录片的命运掌握在制片人和所有编导自己的手中。”

为什么?因为我只相信那些收视率太低,并且没有观众,或者圈内外口碑不太好的节目才会逐步被调整。我不相信决策者会轻易放弃一个办的不错,非常有品位的栏目,有文化思考,又能够吸引它的“目标观众群”,同时还能大幅提升一个电视台品牌形象和无形资产的栏目。

三、观众也需要品味

人文地理类的纪录片,就表现形式而言,它以人物活动或事件的故事性发展为中心线索,通过人物与所在环境(自然或社会)的一定(平淡、丰富、离奇或复杂)关系来展示人物形象;就内容而言,它着重表现人与自然与土地的关系,人类的行为方式和生存方式,道德情感,生活对自然态度等等。

应当说《经典人文地理》是云南卫视的一个文化自然类,具有文化含量和深度文化思考的纪录片栏目,主要关注的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不同文化差异”的关系问题,这些过于“文化”的东西大多属于“人文地理”的范畴,但这种定位的局限,使栏目不太适合介入某些都市题材、社会类、新闻类,以及容易产生高收视率的现实、热点问题题材的跟踪拍摄,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普通观众的参与程度。

然而,《经典人文地理》从一开始就以深度文化思考和高水准的节目制作紧紧锁定了它应有的目标观众群:高端观众,所谓的“三高人群”。而且栏目在圈内的口碑不错,栏目在运作之处就表现出了不错的发展潜力。并没有因此而影响了栏目品牌的建立和推广。

从2004年10月《经典人文地理》栏目开播,到我离开这个栏目,两年多的时间,我们的原创纪录片节目(由我全面负责并承担责任的节目)不到120期,据不完全统计,当时每周一期的《经典人文地理》竟然有60部作品获奖(荣誉)。

当时,在云南卫视的整体收视率还不算好的情况下,《经典人文地理》在全国三十多个卫视频道收视率排名中,我们取得的最好成绩是全国第六名,同时,有不少节目早在五年以前就已经进入到了全国收视率排名的前十名。(注)

当然,单纯从收视率的角度考量一个具有深度文化思考的栏目是远远不够的。如果从对一个频道,以及由此次产生的附加价值来看,《经典人文地理》栏目所产生的品牌效益是明显的。

电视界圈内人士,常把拥有优秀的人文电视纪录片和名牌电视纪录片栏目视为一个电视台实力的标志。纪录片是国际化的通用电视文本,也是中国唯一能够与世界交流的电视文化语言,对于纪录片的栏目化不能短视,不能简单地以收视率和广告额为标尺,还要考虑纪录片的社会和文化效益,国外的公共电视台和CNN、BBC、NHK等大台,就一直坚持播放纪录片。

它的成熟期较长,但实现观众市场“一旦拥有、天长地久”的目标并非妄想。纪录片可以用来赢取外界对电视台的信任度和忠诚度。纪录片栏目在品牌形象保持方面起到了引导收视、沟通电视与观众的桥梁作用。

一封封热情洋溢的观众来信,给了我们许多的认可和鼓励。“《经典人文地理》是云南电视唯一可看性较高的栏目,多挖掘一些更令人感触深和悬念类的故事应该会更好。加油!”“这是一档高品位、高文化内涵、真正体现出电视媒体本质的节目。

”“主持人直接参与到了节目的进程中……,使节目具有了交流性,为受众参与节目最大限度地缩短了距离……,这种中立态度显然整个节目定位不一致的,‘说’,使主持人融入到节目内容,他也因此获得了一种文化厚度,一种人文精神,而电视的基本理念也因此得到了升华。”

就在我们的栏目全面起步,进入一个正常发展的时候,怎样解决提升队伍的影像语言的基本叙事表达功力问题,也就是怎样使我们的团队建立起基本的影像叙事技巧,适应未来更为艰巨的拍摄任务就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又一艰巨任务。

就在这时,从一个后来很有影响的“纪录片影展”传出了一些信息,说是段锦川、蒋樾等一些国内的一些顶级纪录片大师在那个影展上与新生代的纪录片作者们公开对骂了起来,大师们认为年轻人展示的“作品”,大多是一些未经剪辑的素材,而且是一些实在没有美感,缺乏意境的劣质素材,建议他们应当注意对基本功的训练,传说中更是说展映的许多作品甚至不具备基本的影像语言功底,不讲基本的影像叙述语言的通畅,通篇的影像剪辑病句。

我赶到这个影展去看了几天,终于,我也实在是难以坚持,退了出来。

我并不是一个狭隘保守的人,也曾经走南闯北参加过世界上的不少纪录片影展,看过各种不同类型和风格的作品,可没有一个能如此忽视最最基本的技术,如此这般地不尊重观众的作品,甚至已经到了不尊重作者自己的地步。我也并不是一个很看重设备和技术的人,但是也不是说一个没有经过训练的人拿起摄像机就可以拍出“作品”,不是说任何人以为得到一支笔就可以写出好文章。

很难想象一个连句子都没有写通顺的人,就可以准确地表达思想,就可以冒充“纪实”、甚至“先锋派”和“后现代”的东西充斥一个刚刚创办的影展。甚至以为拍摄一些毫无意义的生活自然状态的东西就可以得到一个国际大奖。

这些纪录片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忽视观众,也忽视专家们的耐心。我曾经无数次因为忍受不了而走出了那个“神圣”的地方,可又无数次经不住诱惑又返回到那里,总希望我不要错过好的作品,能够看到一点闪光的东西,哪怕是一点点的光芒。然而,当我办了许多事情又返回那里的时候,那片子还没有结束,还在近乎直播地在展示相同的场面和相同的信息。

我参加过不下数十个不同类型的国际影展,我英语不太好可我大体上联懵带猜也还能基本看懂,能够明白作者想要说什么。可当我在我出生的地方,使用我的母语来看我们的许多“纪录片作品”的时候,却几乎无法看懂,语无伦次,甚至难以忍受下去。

我多次问自己,我凭什么在这里浪费时间,看一些既不是“直播”,又不像“流水账”的个人日记式的东西。其实,日记本来就不是给别人看的,自己爱怎么写, 爱怎么拍,那都是你自己的事,可是在公众场合放映就有个相互尊重的问题。

过去当工人时曾经听过一个笑话,说某人在受到大家的冷落的时候,想出了一“毒招”,自己躲在一边拿出了自己的“家伙”独自观赏,但很快遭到严厉斥责,此公非常不解,“我自己的东西自己拿出来看一下都不可以吗?”回答是肯定的:“不可以”,因为你是在公共场合,尽管那“玩意”是你自己的,但你不能在人多的地方拿出来,更不能在公众面前展示。

我也曾经多次反省自己,是不是我变老了,是不是我的思想开始保守了,变得不能理解和接受年轻人们了,可当我坚持到最后的时候,剩下最后的观众,包括刚睡醒还揉着眼睛的人竟然也没剩几个年轻人了。

要与别人交流思想,需要先学会使用基本的交流工具,形成通顺而基本的交流语言。工具并不重要,无论是使用摄影机、照相机、画笔,还是最最普通的叫做“自来水笔”的笔,重要的是要写出、拍摄出或者讲出大多数人能够看懂和听得懂的语言,不论是电影语言,书面语言,抑或是口头的语言。

别人无法看懂,或者难以看下去就不可能形成基本的交流。这不仅仅是对观众们的尊重问题,实际上也是对自己的一种尊重。其实,平等的交流显得更为重要。在英国十多年前就曾经有类似的把摄影机交给普通的民众,让他们自己纪录自己的生活的影像活动,组织者想用当事人自己记录20世纪90年代英国人的生活,包括婚礼、葬礼、咖啡馆等等,但是所有的影像记录需要经过一个基本的培训,最后的成品也需要有一个基本的对生活的一个基本的选择——剪辑。

应当说《经典人文地理》是云南卫视的一个文化自然类,具有文化含量和深度文化思考的纪录片栏目,主要关注的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不同文化差异”的关系问题,对于这些过于“文化”和过于“人文地理”的定位局限,使这个栏目不太适宜介入某些都市和民生社会类题材、不适于容易产生高收视率的现实、热点问题的跟踪拍摄,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普通观众的参与程度。

然而,我们坚信,在卫视频道播出的节目至少要保证我们的制作团队在文化取向上不能太庸俗化,也不能过于的随波逐流。这是一个原则。

《经典人文地理》从一开始就以深度文化思考和高水准的节目制作紧紧锁定了它应有的目标观众群:高端观众,所谓的“三高人群”,即“高教育程度、高收入和高影响力”的消费群。应当说,《经典人文地理》的观众和收视群大都是一些极具商业价值和掌握着一定的话语权“三高观众”,而且栏目在圈内的口碑不错,因此,栏目在运作之处就表现出了不错的发展潜力。

好的纪录片对于电视媒体对品牌的打造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有观众和专家评价说,《经典人文地理》是云南卫视文化品位质素的保证与体现,能使云南台在高端人群中保持良好的口碑。

《经典人文地理》成为云南卫视在策略上细分市场,分清目标市场和锁定目标市场、吸引有效市场和渗透潜在市场的一个成功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