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读书报告
作者介绍:费正清,英文名为JohnKingFairbank,本译作约翰.金.费尔班克,后来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建议他采用中文名“费正清”,取其“正直”、“清廉”之意。费正清号称“中国通”。他1932年来华,任教于清华大学,担任经济史科目的教学。
后前往英国牛津大学学习,后回到美国任哈佛大学教授。时年30余。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美联合抗日。仅35岁的费正清,作为美国国务院文化关系司对华关系处文官和美国驻华大使特别助理,于1942年再次来华。
费正清先后流连于昆明西南联大(当时由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合并而成)、重庆等地。对日作战结束后,返回美国继续任哈佛大学教授。1966年开始,费正清开始《剑桥中国史》系列著作的写作。20世纪80年代,《剑桥中国史》系列从书开始问世。
版本介绍:英文第一版出自英国剑桥大学,1978年版。简体中文版由台湾南天书局有限公司出版。此处读的是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翻译的版本。
写作背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的国际地位有了重大变化。内政外交亦有重大变化。因为政治原因,中国逐渐远离了普通欧美人的视线。
预设读者:普通西方人。
影响:此丛书代表了截至出书为止西方世界研究中国史的最高水平和动向。
内容简介:
此从书共十五卷。本人阅读了第十卷至十五卷,即《剑桥中国晚清史》上下卷、《剑桥中华民国史》上下卷、《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下卷。
个人感想:此书部门较大,本人花了六个月的时间才把它读完。不过,这绝对是一项值得的工程。
第一章 导言:旧秩序
历史和中国的革命:近代中国历史存在重大的争论。一个需要阐明的重大问题就是外来影响的程度和性质。十九世纪外孙女人在中国的活动显著增加,并且变得越来越有影响,越来越向社会各方面渗透,最后终于促使中国人的生活彻底改观。
然而外国人的冲击和中国人的反应的进程是逐渐开始的,几乎不能觉察出来。帝国主义在中国之所以得逞,是借助于中国人的弱点,这弱点不但在于军事方面,也在于精神方面,也即中国人缺乏爱国主义的献身精神。
旧秩序为自卫而战,它缓慢地退却,但始终处于劣势;灾难接踵而至,一次比一次厉害,直到中国对外国人的妄自尊大、北京皇帝的中央集权、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正统观念以及由士大夫所组成的统治上层等事物被一个接一个地被破坏或被摧毁为止。
中国自给自足程度是非常高的,帝国并非把对外贸易和外国的投资当成对国家有重要作用的事业而首先予以关注。当这种中西接触在近代成为事实时,导致中国衰落的一个原因恰恰就是中国文明在近代以前已经取得的成就本身,要理解中国的衰落,就必须懂得中国早先取得的成就,因为这种成就之大竟使得中国的领袖人物对于灾难的降临毫无准备。
旧社会:中国的成熟可以从它的稳定性和它维持几乎类似生理学的体内平衡状态的能力中得到证明。中国的方式方法是独特的,它对外部影响具有排他性。帝国的统一是中国文明的第一个伟大成就。
行政:地主-绅士的联合统治卓有成效,一个很小的官员编制就能统治众多的人口。这种政治形态只有通过儒家学说才能理解。
对外关系:直到十九世纪初,中国国家和社会仍然认为自己是东亚文明的中心。它和周围非中国人的关系是假定以中国为中心的优越感这一神话为前提的。面对夷狄,当足够强大时,中国人能够征服他们或把他们逐出中国领土;当不够强大时,中国人就与他们断绝往来,或者给他们粮食丝绸,甚至用公主和新换来和平。
表面上看来,清朝的统治到十八世纪晚期正处于空前的鼎盛时期。但是到十九世纪中期,它就被证明是一个躯壳中空的巨人。
第二章 1800年前后清代的亚洲腹地
清帝国在亚洲腹地:亚洲腹地指的是满洲、蒙古、新疆、西藏。
满洲被清朝认为是其发源地,因此不许汉人迁入。但汉人却不断地非法移入满洲。到了1800年,清朝无法再阻止汉人迁入,满洲人口当中汉人已占多数。汉人进入之后,逐渐主宰了满洲商业。富裕的汉商居于首要地位,旗人日益贫困只得依靠政府救济度日,部分旗人学习汉人从商。到了19世纪初,满洲汉化不可逆转。
蒙古始终是中国的典型的边疆,自古以来对中国农业文明威胁最大。但清朝统治时期昔日的强盛和独立已成过去。清廷在蒙古建立以蒙治蒙的体制。到1800年,蒙古已经完全臣属于已经汉化了的清廷,所以汉人大量进入蒙古地区。汉商的进入迅速摧毁了原来的经济体系,蒙古的寺院和蒙古普遍对汉人大量欠债。而且,慢慢地,汉族移民开始在牧场的土地上从事耕种。
新疆原为清廷在甘肃行省的新疆域,后称新疆。新疆由天山从中划开,以北为准葛尔草原区,称天山北路;以南为东突厥斯坦农业区,称天山南路。新疆是政治最复杂的地区。清廷在此地区的全部行政机构实质上是一支由将军统率的巨大的戍军部队,但清廷尽量不介入当地民族的内部事务。新疆最富裕的地区是天山南路的六城地区,但此地政治复杂,清廷费力巨大。新疆各地的叛乱较多,一遇叛乱,驻军即予镇压。新疆成了帝国最动乱的地区。
西藏与满洲、蒙古、新疆都不同,它更具有独立性。西藏与印度等周边也具有较复杂的关系。清帝把西藏的达赖喇嘛看成是强有力的宗教领袖和圣僧,但还是要受清帝保护;西藏人则把清帝仅仅看作一个喇嘛的世俗支持者,地位低于喇嘛。清帝通过金本巴瓶影响西藏达赖的选定。1814-1816年,西藏的友好邻居泥泊尔与英国开战,西藏寻求帝国中央政府的援助,受到清政府拒绝。
清廷经营亚洲腹地并非为了经济利益,仅为安宁,防止敌对强国的兴起。
第三章 清王朝的衰落与叛乱的根源
人口的压力及其后果:十七世纪末,中国人口为一亿五千万。到十八世纪末,人口增至三亿多,到1850年,全国人口已经增长到4亿3千万。人口对土地的压力大大增加,文人增长加剧了晋升的竞争,而且造成了大量冗员。
教育、庇护制与社会晋升之路。教职的取得:靠推荐与行贿;师生庇护制度;学而优则仕,再参杂私人关系;师即吏吏即师。
嘉庆的改革:嘉庆扳倒巨贪和申,欲根除腐败,但吏治仍难改进,财政仍然困难。
危机的征兆——漕运:漕运,即将南方的米运往京师。糟运机构庞大,成了冗员最多的机构。由于黄河涨水淤塞了京杭大运河,有人主张弃漕运而办海运。此举引起大争论,因为漕运的即得利益者太多。
货币制度与税收制度的混乱。
由于上述情况,加上严重的人口压力,1795-1806年,贵州苗民大规模叛乱;南方“三合会”(即天地会)兴起;1796-1806年,四川、山东、两湖等地白莲教起义,令清廷疲于应付。中央趋于软弱。学术界的文字检查制度和清洗已告结束,但经院哲学已经衰败,学术界对行政问题开始关心,学者纷纷进入各省高级官员的私人班子担任“幕友”。
魏源成为经世致用论和今文学研究的范例。但帝国最关心的还是边疆问题,特别是广州顿时变得重要起来,成了中国战略防御的重点。
第四章 广州贸易与鸦片战争
广州贸易的特点:1760-1834年,广州贸易制度实质上是一种等级服从,外商要服从持有特许证的中国垄断商,即广州十三公行。随着广州公行贪污腐化加重,英商与当地部分华商结合垄断贸易。英国人贸易不利,随即运贩鸦片来华,迅速给清廷造成重大影响。1839年3月,林则徐奉道光皇帝之命前往广东禁烟。双方走向战争,中国战败。
第五章 条约制度的形成
条约制度的透视:《中英南京条约》中规定的五口通商章程取代了原来的广州公行制度。法美等国随后前来,各国侨民开始出现在厦门以外的鼓浪屿、福州的中州岛、宁波城郊、上海郊区设立团体,包括基督教传教团体,并在上海郊区开辟了一条叫做洋泾浜的小河。上海开始快速崛起,而通商地区则了对清政府疏远而效忠外国人的迹象,沿海的海盗也大大增加。
太平天国兴起后,列国曾试图与洪秀全谈判,但最终没有从天国的胜利中捞到什么油水,于是转而联合向清政府要求更多利益。英军攻占广州,遂于1858年6月与清廷和解,英军和部分法军撤退帝国心脏地区。英法联军南撤后,清廷内主战派再度抬头。1859年,北上换约的英军遭到僧格林沁清军阻击,死伤四百三十二人。遂战端再起,最后在恭亲王奕的努力下,双方言和。条约制度开始形成并正常运转。
第六章 太平军叛乱
社会背景:广西社会混乱;秘密结社下教派活动激烈,且与民族间的不和牵扯在一起。
1851年金田起义,1853进占南京。天朝田亩制度。曾国藩等起而保卫旧制度。1858年太平天国内讧,受到英国支持的曾国藩顺利进军,并于1864年击败太平军。随后,北方的大股土匪骑兵——捻军也被曾国藩、李鸿章等“中兴之臣”的势力消灭。此过程中,李鸿章的淮军因卫戍上海,更多地了解了西方并得到了西方的支持,开始迅速崛起,成为其老师曾国藩之后权臣。这为他后来领导洋务运动打下了基础。
第七章 中俄关系(1800-1862)
俄国试图在满洲、蒙古和新疆扩大商业,与清王朝协商,结果这种努力归于失败。虽然在19世纪初的二十年间,俄国在新疆地区有一点的贸易额,但当它试图进一步扩展时遭到了清廷的拒绝。俄国在满洲则试图将势力扩展到此。
因为清朝禁止汉人迁往满洲,所以非法移入满洲的汉人在北满的势力不强。俄国人趁机大规模渗透到这一地区,并在第二次中英战争时期阴谋夺取了黑龙江以北领土,清朝满洲的东北丧失,同时夺取的还有新疆和蒙古的部分领土。但就商业上说,在边境的贸易中,中国是顺差的一方。
第八章 清朝统治在蒙古、新疆和西藏的全盛时期
虽然西方的侵入损害了清帝国的内部安宁,但实际上,汉化了的清帝国在亚洲腹地正进入一个史无前例的扩展时期。汉人的进入使蒙古游牧社会急剧衰落;新疆的大小叛乱和浩罕国的入侵均被卫戍清军一一平定;西藏虽与清廷处于几乎隔绝的状态,但清廷仍成功地顶住了英印的压力。
总之,至少在表面上,清廷有亚洲腹地的权威是充分的。尽管有西方入侵,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60年代,清帝国的力量还是伟大的。
第九章 清代的中兴
处于内忧外患中的清朝于1864年剿灭了心腹之患天平天国,于1868年前后剪除了中国北方的捻军,竟成复兴之势。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中央政府势力衰落的同时,地方实力派,如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开始儒家经世致用之学治世,并在地方建立强大的旧秩序保卫力量。
英法等国为了自身利益,也帮助清朝中央政府和地方实力派镇压太平天国。战后重建的中央和地方的文官政府迅速修复了被战争破坏的政治和经济。忠心而优秀的士大夫造成了清朝的中兴。
第十章 自强运动:寻求西方的技术
镇压太平天国过程中,有一部分士大夫开始把目光转向向西方学习。加之此后数十年间国内相对安宁,中央的恭亲王奕、军机大臣文祥和地方实力派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文人郭松涛、冯桂芬等人主张学习西方,求强求富,以巩固帝国的统治。
总理衙门开始建立,近代军用民用企业开始兴起,新式学校开始设立,第一批留学生开始前往欧美。虽然由于财政的拮据和体制的限制,自强运动成效有限,但运动对后来产生的广泛的影响。
第十一章 1900年以前的基督教传教活动
伴随外交官和军人来华的传教士们认为只有从根本上改组中国文化,才能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天主教徒、新教徒均相信这一点,并为之努力。在炮舰的庇护下,基督教徒在于旧制度的冲突中居于优势,反教暴力最终以传教士的得势告终。传教士在企图改组中国文化的同时,也促进了西学的传播,为后来的中国奠定的近代教育制度的基础。
第一章 1870-1911年晚清帝国的经济趋向
二十世纪以前,中国的经济几乎没有不属于农业部门的或不与它发生密切关系的方面。东来的意识形态的风暴和政治的风暴摧毁了这个儒家帝国,脆弱的帝国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经济体系。
就农业技术而言,1911年与1870年相去不远。人口增长大大减速,农业上的危机并不严重。来自西方的棉纺织品并没有摧毁帝国的手工业,它仍然继续向前缓慢发展。晚清时期出现的近代工业较少,对经济影响不大。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结构方面,除了通商口岸,其他地方变化不大。而对于财政的支配上,中央和地方产生了较大的矛盾。
第二章 晚清的对外关系,1866-1905年
1861年以后,西方的好战性有所节制,中国的反抗也为和好所代替。清廷意识到与列国关系的重要性,于是设总理衙门并相继在1866年、1868年派使节团出访欧美。但国内反教活动高涨,加之清廷仍就外国人觐见清帝礼仪问题不肯让步,清帝国与列国的关系并无明显改善。
19世纪六七十年代,帝国主义在边疆地区和朝贡国扩张加速,清廷与日本就台湾问题,与俄国就伊犁问题,展开的争执,更甚的是在1884年前后与法国就越南争夺宗主权。
19世纪九十年代,又与日本就朝鲜的宗主权争夺并大打出手。与日本作战的失败使举中震惊。此后数年,英法德俄日等国掀起瓜分狂潮,美国亦提出所谓“门户开放”政策,帝国面临严重的瓜分危机。清廷无奈中扶持民间组织义和团以对抗列国,但华南和华中的地方实力派拒绝支持义和团。
义和团抗击八国联军失败后,李鸿章出面与列国谈判,谋和平解决义和团事件,列国藉此几乎完全控制中国。其中,俄国欲借机在满洲实现其黄俄罗斯计划,此计划埋下了1904年日俄战争的火种。
日本与英国联盟后,在英美支持下大胆与俄国争夺满洲,最终开始在满洲占有优势。日俄战争直接促进了中国的立宪运动。总的说来,自19世纪六十年代以来,中国在对外关系的不幸遭遇一直随着清朝的衰落而每况愈下。
第三章 中国人对西方关系看法的变化,1840-1895年
作为异族入主中国的满人专心致力于北方游牧地区的威胁,而对来海上的威胁则反应迟缓,而且清廷并不乐意提倡民族主义,他们心中皇朝的利益要高于中国的利益。传统的中国人认为中国是无所不有的,是体现文明的中心王国。中国对于西方的一切有着深深的误会,对西方的冲击反应迟缓,有很大的惰性。中国人坚持文化主义,排外情绪较重,以致于19世纪九十年代中国的少部分士大夫也只能借助“托古改制”的老办法来寻找支持现代化的依据。
第四章 西北与沿海的军事挑战
发捻之乱后,帝国的八旗军和绿营军已经不能承担起保卫朝廷的重任,取而代之的是地方实力派编练的地方军——勇营。19世纪六十年代,这种勇营全国共有三十万人。
发捻之大乱后,又有云南和陕西等地的回民之乱,虽然左宗棠等人排除万难,镇压了云南和西北的叛乱,但1874年与日本在台湾的冲突致使帝国另一位重臣李鸿章开始大力关注海防。淮军统帅李鸿章千辛万苦建立了一支比较强大的北洋海陆军。不过,中法战争和中日战争的灾难致使李鸿章等人的努力几乎烟消云散。
第五章 思想的变化和维新运动,1890-1898年
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冲击到了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才开始扩大。西方的思想和价值观念从通商口岸大规模地向外扩展。士绅文人受到极大影响。康有为,谭嗣同等人在思想界掀起了一阵巨浪,并在皇帝的支持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维新运动。
这场运动最初得到了地方督抚的支持,但到后来运动发展到了督抚们认为过火的程度,于是灾难在1898年到来,维新派人士造到镇压。运动并不算完全失败,因为它引起了思想的大变化,中国知识分子阶级产生,旧式教育开始改革,报刑之风兴起。
第六章 日本与中国的辛亥革命
中日两国在近代的改革有着密切的关系。西方势力到来后,两面三刀都发现闭关自守的状态已经维持不下去了。一国的遭遇对另一国也造成重大影响。
中国的战败使其在日本人心目中的形象由有头脑的、内省的圣贤变成一帮乌合之众。而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使之成了中国领袖人物心目中令人佩服的国家,中国文人纷纷东渡日本学习。在日本的中国人接触到日本的民族主义精神后开始提倡中国的民族主义精神。于是民族主义开始漫延在中国大地。日本国内部分势力同情并支持中国革命派,在日本的中国革命者成为令人尊敬的“中国浪人”。
第七章 1901-1911年政治和制度的改革
1900年8月14日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战后的清廷决定为求自保实行改革,即清末新政。在教育制度上,兴学校废科举,派遣留学生前往欧美日本。在军事制度上,整编旧式军队,建立强大的新军。在政治上,欲仿照日本实行君主立宪制。在经济上,整顿财政,编纂新法典,革除陋习。但由于满汉大臣各谋私利,改革效果不明显。最后在为一件经济事件竟触发了革命的引火线,最终清廷埋葬了自己。
第八章 辛亥革命前的政府、商人和工业
随着一批士大夫认识到西方工商业的作业,关于商人的观念和商人的地位大大提升,以李鸿章为首的官方实力派对现代工业予以赞助,兴办企业的官员开始出现,比如周学熙和张謇。商人开始与政府合作办厂,但官方的巧取豪夺使商人不敢过份相信政府。
而与此同时,中央与地方在领导方面的矛盾则愈加明显。与日本不同,中国政府不愿意在早期以国家力量扶持企业后再将企业返还给商人,而是紧紧抓住企业控制权不放,致使商人不再信任政府,工业的发展大大受损,而且,当时商业投机的收益远大于工业收益,所以许多商人不愿意投资工业而愿意将资金投于短期性的商业。
第九章 共和革命运动
孙中山及其追随者从1894年10月成立兴中会开始,经历十多年的努力,在1912年建立中华民国,随后清帝退位。辛亥革命最突出的特点是清王朝被推翻,帝制改为了共和。然后,社会的改革并不彻底,许多旧的统治阶级又重新进入新的统治阶层,辛亥革命是又一次的“改朝换代的革命”。
革命派取得胜利后的西化改革受到了抵制,于是袁世凯趁机开始实现他的个人野心。民国的捍卫者除了反抗别无他法。中国开始进入了一个较长的混乱时期。
第十章 社会变化的潮流
晚清几十年并不是中国社会秩序大动荡的时期,而是中国社会内部发生转变的时期。在光绪和宣统时期,即清朝的最后二十余年间,中国最显著的变化是不断分化、越来越四分五裂的统治阶层。而平民百姓对于这种变化漠不关心,不过他们的处境却随之更加恶化。
太平天国战争以后,社会上形成了一由官吏和科第之士组成的巨绅、新军队军官、外国企业在中国的代理商人(买办)、新兴的知识界和实业界,他们成了晚清最后几十年的特权阶层。不过,这种多样化的统治阶级的内聚力和团结性明显下降。
平民百姓中兴起了一个新的集团,即产业工人。农村当中即产生了一批暴发户,也产生了更多的贫苦农民。破产的农民加入了工业无产阶级的行列,或者迁往他乡,或者迁往城市。最突出的是华北各省贫苦农民纷纷前往满洲(闯关东),和东南沿海农民出海前往南洋各国。
值得一提的是,前往南洋各国的农民许多有所成就,纷纷汇款回国,对后来的政治和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此外,中国还出现了一大批半无产阶级,他们多源于有时生计维艰而加入流民队伍。农村土地关系恶化导致各地民众运动风起云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