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雪峰地权的逻辑 方法比结论更重要——读贺雪峰《地权的逻辑》
这些年来,上有土地使用权流转政策开闸,下有形形色色的自称良心的人士鼓吹“放开18亿亩红线”,内有各级政府千方百计从农民手里抢地,外有经济学家倡议“打破城乡二元体制,取消农民户籍歧视”。农村土地私有化、给农民更大更彻底的土地权利的声音真可谓一浪高过一浪。
虽然不乏有识之士冲锋陷阵,挺身而出与这些声音斗争,但即使是反对私有化者,多数人也只是说,农村土地私有化未必会比现有的农村土地制度更好,至于私有化政策到底怎么个不好法,恕我眼界太窄,实在是没有看到。
所以,看到贺雪峰的《地权的逻辑》的时候,我就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我很高兴地把这本书推荐给了很多朋友,有些朋友问我,这本书的观点到底是什么?我想来想去,还是这样觉得:这本书打破了许多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所谓常识,也挑战了许多在今天已经成为政治正确的说法,它的贡献不在于给我们提供了什么样关于农村问题的新的出路的建议,为我们重新理解和思考农村问题提供了一个基本的框架和一套新的逻辑。
所以,这本书之所以重要,不在于它的结论,而在于它的过程。
比如说,对于农村户籍问题,这些年来形成的一个政治正确的说法就是,城乡二元结构是对农民的歧视,应当取消。但是,《地权的逻辑》却论证了一个观点,现有的城乡二元结构虽然对农民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不公平,但它同时对农民也是一个保护机制。
在现有的土地制度之下,农村的农用地所有权属于村集体,单个农户只有承包来的使用权,土地分配可以根据村庄内部的人口变化进行调整,在村庄内部实现基本公平。但如果没有户籍制度,村庄里的农民可以流动到村庄之外,村庄之外的人也可能进入村庄内部,那么在调整土地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已经迁出的村庄成员还应不应该保留土地,新迁入的成员有无权利参与土地分配?
还有村干部的问题。这些年来在媒体上形成的一个潜在的逻辑就是“凡是干部就一定都是坏人”,村干部尤其如此。但贺雪峰的调查和分析却证明,在取消农业税费之后,农村的村社集体组织功能完全蜕化,现在中国农村最大的问题恰恰不是村干部和村民之间的矛盾,而是村干部不作为,使村庄生产、生活和发展所必须的公共品无法建设。
不过,这本书在方法上最成功的地方还不在于此,而在于它通过对抽象的农民进行阶层分析,梳理出了不同阶层的需求,以及各种制度选择对各个阶层可能造成的影响。按照贺雪峰的调查和分析,现在的农民基本上可以分成四种类型:已经完全进城的纯工商户,工商业收入大于务农收入的兼业户,工商业收入小于务农收入的兼业户,没有工商业收入的纯农业户。
而在现在“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土地制度下,已经进城但仍然保留着土地使用权的纯工商户就成了“滑稽人口”,虽然农地收入对他们来说已经无足轻重,但他们仍然不愿放弃自己的土地,而农村中新出生和通过婚姻成产生的新的村庄成员却无法获得生存所必须的土地。
所以,“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看起来似乎给了农民更大地权,实际上已经成了当下村庄内部在许多问题上最重要的阻碍。
通过分析,贺雪峰梳理出来的农村各个不同阶层的需求实际上完全不同,最需要土地的无疑是前述四种人中的后两种,但土地私有化对他们来说显然不是好事。农民地权越大,则意味着他们获得土地经营权的成本越高,而他们所能获得的收入当然也就越低,但正是这个群体的声音,总是被忽略的。
而鼓最希望得到更大土地所有权的往往是前两种,声音最能引起重视的往往就是第一种人,农地收入对他们来说虽然无足轻重,但最彻底的土地所有权可以将他们从村社共同体中解脱出来,可以使他们成为虽然拥有村庄土地,却完全不为村庄生产、生活和发展所必须的各种公共品分担任何成本。
而在现有的土地制度之下,这些人至少在名义上往往还需要分担村庄内部修桥铺路、排涝抗旱设施的义务。
还有城郊、沿海农村与内地农村的区别。这些年来媒体上出现的最多的关于农村的话题就是围绕着征地、拆迁而引发的各种矛盾。不少主张土地私有化者即以此作为农村土地私有化的理由。但贺雪峰做了一个基本的估计,以今天中国有9亿农民计算,有可能面临征地、拆迁问题的城郊、沿海农民最多只能占20%,还有7.
2亿农民生活在内地和远离城市的农村,而他们的土地就是想卖也没人要。用20%的人的问题作为理由,80%的人却被忽略,这样的主张到底是有意的呢,还是无意?
说了这么多,其实就是想说明一个问题:《地权的逻辑》确实是一本好书。在这个信息爆炸的年代,各种各样吸引眼球的新观点其实并不少见,但这本书好就好在分析问题的方法和过程,而不是结论。即使你不同意贺雪峰的观点,认为他有错误,也应当从他的分析过程中去批评,而不是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