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雪峰著作 农业的前途与农村的发展作者:贺雪峰

农业的前途与农村的发展作者:贺雪峰 近读黄宗智、彭玉生先生撰“小规模农业真是绝境吗——中国食品消费与农业结构转型前景”(正式发表时标题改为“三大历史性变迁的交会与中国小规模农业的前景”,见《中国社会科学》二○○七年第四期)一文,有一些不同意见,特撰此文,以表述看法。

黄宗智先生关于中国农业及农村发展战略的意见,集中表述在“制度化了的‘半工半耕’过密型农业”,(《读书》二○○六年第二、三期),“中国农业面临的历史性契机”,(《读书》二○○六年第十期),和与彭玉生先生合写的前篇论文中,三篇论文的主要观点可以归纳如下: 一、中国未来十到二十五年经济持续发展,会带来食品消费结构从以粮为主到粮、肉—鱼、菜—果兼重的转型,农民响应这种转型,就会带来劳动相对密集农业的发展。

二、农业转型和劳动相对密集农业的发展,将扩大农业的就业容量,农业中的半隐性失业将减少。 三、未来数十年中国经济的发展,会持续伴生农村人口的城市化,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转移进入城市。

转移进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如果将农村土地流转到继续务农的农民手中,则农业中的半隐性失业将进一步减少,农村劳动力可能在一个时点达到充分就业状态。 四、以小规模农场为主体的中国农业,可能在未来十年至二十五年,达到充分的农业就业,中国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中国经济发展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五、为了适应农业的转型和达到农业的充分就业,国家应该制定鼓励土地流转的政策,以建立劳动密集基础的小规模农场。

在我们看来,黄先生以上意见,存在诸多尚需进一步考虑的环节和侧面。大体说来,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有待进一步的讨论:一是中国消费结构转型的可能性,二是农村转移进城劳动力的状况,三是农业转型的非均衡性,四是农业充分就业与农民收入提高的含义。

以下分别做些讨论。 先讨论农村转移进城劳动力的状况。依黄先生的计算,“今后即使非农就业人数增长减半,务农人数应能仍然以每年五六百万的速度下降,并于二十五年后减半,即由目前约三亿农业从业人员减少到一点五亿左右。

农业从业人员是一回事,农村人口是另一回事。虽然当前及未来相当长一个时期,可能会有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进入城市,但转移进入城市的农民并没有因为职业的变化而大幅度提高收入。

相反,进城的大多数农民事实上是依托农村来完成劳动力再生产的。换句话说,进城农民工在城市务工经商的收入不足以支撑他们在城市安家所需,他们往往要在农村赡养父母和养育子女,自己年轻时到城市务工,年龄大了就要回到农村生活。

绝大多数农民工在城市务工经商的收入,仅仅可以在农村保持生活的体面。 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者,只是在获取很低收入的情况下的城市体力出售者,是城市的过客。

过去二十年,进城农民的绝大多数都没有能够在城市安居下来,将来十年甚至二十年,进城农民工的处境也很难有根本改善。造成这种状况的并非全是政策和制度的原因,而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产业结构的性质所决定。

中国高竞争低利润的低端产业结构,使中国的产业无法为进城农民工提供足够在城市安居的收入。中国发展所谓比较优势的低端产业的战略,正是城市为农村劳动力提供大量就业机会的秘密,但这个秘密的另一面则是低端产业无力为到城市就业的农村劳动力提供足够在城市安居的收入。

不考虑全球化的逻辑,抽象谈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不能为理解农民的处境提供有用的信息。 再来看一看食品消费结构的转型。

黄宗智等人认为,今后十年,全国“对肉—鱼、菜—果、蛋、奶等‘副食’的需求则将大规模扩增,在达到今日城镇中上层40%的水平之后趋向稳定”,考虑到农村农业劳动力的减少和食品消费结构的转型,十年后,中国农村“劳均肉、水产、禽蛋都是二○○五年的一倍,奶为当前产量的三倍”,到二○三○年,因为农业劳动力的继续减少和食品结构继续转型,农村劳均“副食”产出更多。

因为肉类、水产等高蛋白食品和果蔬生产较粮食作物需要更为密集的劳动投入,从而可能实现农业的充分就业。

但问题可能是,今日中国食品消费结构的转型,完全与黄宗智先生等人的预计不同,就是当前中国的食品消费结构可能被长期锁定在目前的结构中。具体地说,当前城镇中上层40%的“副食”消费水平,无法变成全国平均的“副食”消费水平。

第一,如黄宗智说,当前城镇中上层40%人口的副食消费已经达到顶端。而城镇中上层40%人口,正好构成当前中国经济收入金字塔的塔尖人口,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塔底的大量低收入群体却可能并无增收空间。

中国经济收入的两极分化将来可能不是缩小,而是进一步扩大。中国过去十年对“副食”消费的持续增加,可能只是塔尖收入群体的消费所带动的,但这个群体对“副食”消费的需求已趋饱和。

也因此,中国将来对副食需求的格局可能是有需要的群体却无购买能力,有购买能力群体的需求却已饱和。中国未来十年,甚至二十五年,可能会有一个相当庞大的占人口总数在一半以上的底层结构,这个底层结构很难分享到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所带来的好处,因此无法完成副食消费的转型。

再来看一看中国农业结构的转型。即使中国食品消费结构的转型可以完成,农业生产实现以粮为主到以“副食”为主,并因此带来农业结构的转型,其后果也会十分复杂,而不是简单的农业劳动力的充分就业。

中国农业结构的转型,几乎必然伴随科技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且会进一步加剧区域非均衡性。具体地,因为对“副食”需求的增加,会伴随资本下乡,在很短的时间就会有足够多的资本投入进来,提高副食品的生产能力。

比如正大集团养殖畜禽能力极强,过去十年,不是农民劳均养殖的畜禽数量的增加,而是资本下乡造成了畜禽供给的增长。科技进步也是必然结果,当前农业科技进步的空间极大,比如抛秧技术比传统的插秧节省3/4以上的劳动力。

农业机械化也在快速普及。科技进步和资本下乡必然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业劳动的就业机会难有增长。 再一方面,“副食”需求增加在农村引发响应的区域也会有差异。

正如山东寿光的蔬菜已经形成规模,“种得越多就越不愁销路”。但仅仅山东寿光蔬菜的生产能力就可以满足寿光人口数十倍甚至数百倍规模的全国市场,并使一些小规模的蔬菜生产不再有发展的空间。

有些地区农民种植和销售蔬菜的能力极高,这些地区农民占有了其他地区农民的机会。其结果是一部分农村地区因为种植蔬菜而收入大增,绝大多数地区的农民却因此没有了种植蔬菜获利的机会。在市场有限的情况下,微观越有效率,宏观越发糟糕。

换句话说,即使中国食品消费的转型可以实现,中国农业的获利机会也会被资本下乡、科技进步、劳动生产率提高及区域差异所分解,最终,在绝大多数农村的农业从业者依然难以获得充分就业的机会,尤其是不能从农业中分享可能有的利益。

最后讨论农民增收的问题。如果说以上三个方面的讨论,还是局限在具体及微观方面的话,我们在这里还可以从宏观的结构性的方面来展开讨论。 从结构性的方面来看,中国有十八亿多亩耕地,可以生产约五亿吨粮食、若干“副食”品。

粮食可以转化为“副食”品,一是通过改种粮为种果蔬,二是可以用粮食来养殖畜禽等。总体来讲,粮食生产所需农业劳动较少,而“副食”品生产是劳动密集型的。

按黄宗智的计算,中国当前约有三亿农业劳动力,二十五年后只有一点五亿农业劳动力。当前中国有十三亿人口,二十五年后,则有十五亿左右的人口。 如果国家政策得当,中国十八亿亩耕地,由一点五亿劳动力来耕种,劳均耕地为十二亩,一家若有两个劳动力,就有近三十亩耕地,若按全国劳均生产粮食及副食来计算,则一点五亿农业劳动力每年平均劳动时间为“三百一十六天种田,一百二十天从事鱼牧”,从而可以做到农业劳动力的充分就业。

问题是,只要农业需求增加,尤其是“副食”品需求增加,资本就会更多地下乡,科技进步就会加快,其结果是农业劳动生产率就必然会提高。少数地区农业劳动力可以实现充分就业,而在大多数地区的农业劳动力的就业仍然不充分,而处于隐性失业状态。

问题还在于,在农业劳动力过剩、农业生产率提高的情况下,农产品的供给往往会超过需求,从而造成农产品市场的过剩,这种过剩导致农产品价格的下降。农民生产的农产品更多,质量更好,但获得的利润却更少了。

正是从供给与需求的角度,可以找到未来数十年中国农业的症结:即一方面可能因为经济发展,食品消费结构转型,而带动农产品尤其是“副食”需求的增加;另一方面,随着资本下乡、技术水平的提高、品种改良,以及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农产品供给会以更快的速度增长,从而使农产品再度出现“增产不增收”的局面。

假定未来二十年,农产品的价格不因供求失衡而发生变化,则农产品价格会由两个因素来决定:一是成本推动。

从成本推动的角度看,因为农业充分就业,在劳动生产率不变的情况下,农业劳动总量的增加与农业劳动投入正相关,农业劳动的平均工资即使不变,充分就业也会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比如,按黄宗智的计算,在目前农业劳动力约有1/3的隐性失业,则农业劳动的充分就业可以将农业劳动力的总收入提高1/3;第二个决定农产品价格的因素是农产品市场的国际价格。

中国农产品不可能长期地大幅度高于国际市场的价格,而因为中国人多地少的实际,农业精耕细作,也使边际收益递减,中国小农相对于美国大农场主,农产品缺乏国际竞争力。

而国际上农产品的低价使中国农产品的利润空间有限,中国小农经济的总收入水平只能限定在一个很低的水平。

进一步说,在未来数十年,在农产品价格不变及农产品生产成本不变的情况下,因为“副食”品相对的密集劳动,可以为农民带来较多的总收入,同时又因为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进入城市,这部分劳动力的收入也转移到了继续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手中,则农民的劳均年收入就有可能如黄宗智认为的那样,由二○○五年劳均农牧渔收入的三千八百八十九元,增加到二○三○年的一万多元。

且不说这农民劳均收入一万元是二十年以后的事情,就是在今天的很多农村地区,农民的劳均收入达到一万元,农村的问题仍在,因为一方面是收入的缓慢增长,一方面是支出压力的快速增长,这是一个不对称,其表现就在于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可能总是远远低于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

“三农问题”不只是农民的绝对收入的问题,而更是农民相对收入及他们难以应对的市场经济条件的支出压力的问题。 当然,更进一步的问题是,即使进城的农民工,他们也并不能在城市真正安居,而需要借助农村来完成劳动力的再生产。

因此,只要我们不希望在城市形成大规模的贫民窟,我们就不得不为大部分进城务工的农民提供可以回得去的农村根基。均分的土地制度正可以为进城农民提供将来回得去,回去住得下来,住下来就可以解决温饱问题的条件。

而实际上,无论土地是流转还是继续保持均分状态,都不影响农民可以从土地中获取的总收益。反过来的情况倒是可能存在,就是如果农业有更高的土地经营效益,从而可以提供更多的农产品,则农民就更少市场谈判能力,也就更少增收空间。

农民农业经营规模也许会对农业劳动生产率及农业总产出有正相关关系,却与农民收入有负相关关系。即使仍然保持均分的土地经营状态,农民包括那些进城后不愿放弃土地(可见其在城市处境不安全)的农民,总收益并不会发生太大变化。

换句话说,是否扩大当前农户经营土地的规模,与农民的收入无关。相反,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增加农业投资,会进一步降低农产品的市场谈判能力,恶化农民的增收环境,农民相对收入的劣势会进一步凸现。

目前“三农问题”的症结在于,农民即使二十多年后的收入可以提高一倍,农民相对整个社会的收入水平仍然在降低,这么巨大数量的农民只能从中国经济发展中分享较少的好处,这才是问题的根本。

如何安抚农民,而不是如何发展农业,是当前中国“三农问题”的关键所在。 均分制的土地方案的最大好处,是为进城但不能安居的农民提供了再回家乡的可能,从而使中国可以采取一种稳健的城市化战略,让进城失败的农民(这会占进城农民的大多数)可以再回乡村,而不是留在城市贫民窟中。

这种稳健的城市化战略就不仅可能避免大规模城市贫民窟的生长,而且可能在出现世界性经济大萧条时,为进城农民提供回得去的场所,农村也因此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与蓄水池。

因此,离开中国城市工业的国际处境,离开进城农民工事实上不能在城市安居的现实,及离开市场化条件下农民文化和社会方面的被边缘化,我们将无法理解当前中国“三农问题”的战略性,也无法提出有针对性和战略眼光的三农政策。

黄宗智先生讲的市场化的小规模家庭农场农业出路,从纯农业方面也许不无道理,但从中国三农问题作为全局性问题的角度来考虑,则是远远不够,甚至是误导性的。 当前乃至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中国三农问题的核心都不会是农业问题,而是农民和农村问题。

农民的农业就业越充分,农业投资越多,农业的供给能力越强,农民的市场谈判能力就越差,农产品的价格就越是会下滑,农民的处境就越是不好。

质言之,当前中国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庞大的难以及时从农村转移进入城市生活的农民,经济收入难有快速增长的空间,社会文化地位却在快速边缘化,消费主义和市场化所导致的支出压力也在快速增加,从而使农民缺少增加福利的空间。

中国农民的温饱问题在二十年前就已经解决了,中国农民当前的物质生活条件也可能处在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但是,中国农民的相对收入降低了,主体性地位没有了,人生意义的生产被打碎了,而且生活的风险极大地增加了。

因此,当前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应是重建农民的生活方式而非发展高效率的农业。在农产品需求弹性很低的情况下,改进农业生产技术,提高农业生产率的措施很多。但农业科技越推广,农业生产能力越强,农业就越是成为弱势产业,越是要依靠国家对农民和农村的投入,来维护农民的基本利益,保持农村的稳定,平抑农民的不满情绪。 写于二○○八年一月一日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