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端生原著】《再生缘》的版本与其传播概况

陈端生（1751—约1796）清代弹词女作家。字云贞，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嫁淮南范秋塘 （陈寅恪猜测为浙江秀水范璨之子范菼，郭沫若认为是会稽范菼）。著有《绘影阁诗集》（失传），弹词小说《再生缘》（一至十七卷）。

《再生缘》的前十六卷完成于1770年春,第十七卷完成于1784年冬。这两部分均由陈端生本人完成,并且与创作同时,在浙江云南等地以手抄本形式广泛流传。这一点在《再生缘》第十七卷的“作者自叙”中有交待:“惟是此书知者久,浙江一省遍相传。

髫年戏笔殊堪笑,反胜那,沦落文章不值钱。”(P924页)此外作者三妹陈长生女友戴佩荃(1767——1789)的《织素图次韵》三首中有:“十三学得厌弹筝,叵耐西南渐有声。”戴诗中的“西南”即指云南省,说明在云南也有流传。至于传播,则从《再生缘》创作之日至今,从闺房到广阔的民间,其传播一直不绝如缕,延绵不断。第一节

《再生缘》版本概况

《再生缘》流传至今的版本大致有手抄本、刻本、删改本、石印本和现代排印本。手抄本为郑振铎所收藏,现藏北京图书馆。据见到该版本的郭沫若介绍:

“这一抄本是几个人汇抄而成的,无前题后跋,无目录,也无作者和续作者姓名。仅在第一卷开始的卷目下和第二十卷煞尾的卷目终,各印有朱文‘姚’字方形图章,盖是书主的钤记。”[7]抄本与其后的刻本共同点便是均为二十卷,但最大的不同在于抄本的后三卷非梁德绳,而是另一人所作,郭沫若认为续的还远不如梁续好。

然而,无论如何《再生缘》的抄本目前也只有这一种传世,可以称得上“海内孤本”。坊刻本较多,有道光二年(1822)宝仁堂刻本、(郭沫若确认为初刻本)道光三十年(1850)三益堂刻本、咸丰二年(1852)经畲堂重刻本、光绪辛卯学库山房刻本。

另据鲍振培《弹词论稿》(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又增加了同治丹桂堂刊本、咸丰二年(1852)文聚堂刊本、光绪二年世德堂重刊本、光绪辛卯(1891)学库山房刊本。

也就是说今天流传下来的刻本共有七种。这些刻本多受书商利益驱动,加上流传过程中的自然磨损,造成“错字连篇,脱叶满卷”的严重后果,给后人整理带来很大麻烦。《再生缘》的删改本是侯芝(1768-1830)所作。

她因对《再生缘》的内容情节以及“狗尾续貂”的续书不满,特意亲自动手删改了《再生缘》为十六本三十二回,易名为《金闺杰》,然其今已失传。只留下一篇序文从该序中我们可以了解她改动的动机和指导思想。“《再生缘》一书,作者未克终篇,续者纷起执笔。奈语多重复,词更牵强,虽可一览,未堪三复。予删改全部为十六本三十二回,固非点石成金,然亦炼石补天之意。

未及告成,而坊中以原本索序(按指三益堂刻本),予不欲却人求,乃为缀数言卷首。不料之梓出阅之,盖有好事者添续。事绪不伦,语言陋劣。既增丽君之羞,更辱前人之笔。深可惋惜。予改本,今名《金闺杰》......”[8]从中可知作者对自己的改作《金闺杰》还是颇为满意的。

不过这段话又牵出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就是侯芝被宝仁堂的书商给“耍”了。书商最初拿给她看的准备刊行的母本可能只有陈端生创作的前十七卷,侯芝因为忙于写自己的删改本,也就匆匆“缀数言卷首”。但等坊刻本出来后,侯芝才发现,除陈端生原著十七卷外,书商为了迎合大众的需要,为了扩大刻本的市场,而把侯芝根本不屑一顾的梁续后三卷一起凑够二十卷刊行出来了。

这无疑让侯芝感到更有必要推出自己删改本。侯芝在道光元年刊行的坊刻本序中有这样的话:“《再生缘》传抄数十载,尚无镌本,因惜作者苦思,删繁撮要,......改而付梓。”[9]似乎刊本经过侯芝修改的,但从《金闺杰》的序文来看,侯芝只是匆匆忙忙写了几句序言,根本没有时间去“删繁撮要”。

因此又有两种可能:一是根本没有什么大动干戈的“删繁撮要”,最多只是做了一些纠错订误的工作。“删繁撮要”只是书商为了吸引顾客而借侯芝女士的大名瞒天过海;二确实有人做了改动,但不是侯芝。这两种可能无论是哪一种,侯芝都又被书商利用了。又据郭沫若将抄本与三益堂重刻本(宝仁堂属初刻本)对照的结果——两种版本前十七卷是相同的,则第一种的可能性更大。

因此,真正对《再生缘》动了大的手脚的“删改本”只有《金闺杰》。石印本都是民国年间出版的《再生缘》读本,包括:上海进步书局本、上海广益书局本、赵景深的家藏石印本、民国普新书局本。此外,最近笔者在孔夫子旧书网上看到书友“山东秀才”,拍卖过一套上海沈鹏记书局(12卷6册)民国十七年出版的《绣像绘图龙凤配再生缘》,书前有署名“沧江主人”的序文,书中有插图。

整部书印刷十分精致,不象刘崇义在其《再生缘》校本序文中说的那样错落很多。由于笔者同样无法亲眼看到这些石印本,只能转述而已。不过这些石印本无论编排如何,均分二十卷,即将陈端生的前十七卷与梁德绳的三卷续书合并发行。

排印本,又叫“铅印本”或“整理本”,笔者四处搜罗,建国后三个出版的本子均已收全。它包括:一,刘崇义校对的(中州古籍出版社1982年11月版)二十卷本,分上中下三册出版,此书发行量高达11万7千册;二郭沫若校订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2年11月);三,杜志军校订本《再生缘》,二十卷,分上下两册。(华夏出版社,2000年1月版)。

郭校本是精装单行本,刘校本子虽比郭校本早出版了20年,但实际上郭沫若1962年就校好《再生缘》前十七卷,准备出版了,可因为《再生缘》写有“东征”,且书中出现“虽然欲灭朝鲜国”(p282)“此行征东深可灭朝鲜”(P305)“大破朝鲜一外邦”(P314)等这类在当时被认为有害中朝关系的话,因此郭沫若校好的稿本不能出版,而且一拖就是四十年,以至于郭氏生前竟未能见到该书的出版。

郭沫若校订本与包括刻本在内的其它版本最大的不同是它只收录了陈端生创作的前十七卷。梁德绳或“交香主人”续的后三卷都弃之不顾,因为它们在郭沫若眼里从思想到艺术都无法和陈端生原著相提并论,续书人好像做了出力不讨好的事情;杜校本有几个特点:首先是每一卷开头都附有陈寅恪、郭沫若与之相关的评论文字;其次,内文附有彩色插图,令人赏心悦目;再次,遇到疑难字词该本还加有现代注释。

这几个特点给现代人阅读和理解《再生缘》都带来了很大方便。但该书所谓的校对工作几乎为零,因为它除了上面说的三个特点外,其它文字与刘崇义校本《再生缘》完全相同。

当代的排印本共有上述三种。笔者阅读后发现,从手抄、刻本、石印本校定而成的现代排印本校对质量很难令人满意。第二节 《再生缘》的传播概况与许多作者死后其书才在社会上享有声誉的情况不同,《再生缘〉几乎与作者创作同时在社会上产生强烈反响,尤其在闺秀间产生了巨大的“轰动效应”。

陈端生周围存在一个上至“庭帏尊长”下到“闺中知音”的读者圈,她们的阅读、欣赏甚至参与伴随了端生创作的全过程。这些读者对《再生缘》的喜爱最后竟到了不顾作者处境意愿而催促其创作的地步,“知音爱我休催促”,作者面对众人的催促不得不发出这样进退两难的哀求。

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也正是由于这些“尊长”“知音”们对《再生缘》的欣赏、激励和这种富有互动性、共时性地参与写作行为,不仅激发了作者的创作热情,而且大大加快了《再生缘》的传播速度,扩大了《再生缘》的影响范围。

据史料记载,江南一带出嫁女子常以手抄弹词作为礼物相互赠送,这一风气对于《再生缘》的传播无疑如鱼得水。如前所述,《再生缘》创作和成书初期,主要以手抄本的形式在浙江和云南一带流传。从侯芝《金闺杰》序文的“《再生缘》一书,作者未克终篇,续者纷起执笔”一说中可以看出《再生缘》当时至少在民间受到了普遍的欢迎,才会产生“续者纷起”的现象,精明的书商也才会投资刊刻。

也就是说至少到宝仁堂初刻本(1822)刊行后,《再生缘》的作者已不可能仅限于闺秀,文人、市民、官员只要喜读弹词且有能力购买的人应该都能读到。

另外据后三卷续书作者梁德绳所言:“传阅再生缘一部,词登十七未完成”,我们注意到梁用“传阅”而非“新传”,则《再生缘》前十七卷在梁续作以前已在民间广为流传。这里还透露一个细节,即《再生缘》坊刻本出现以前,《再生缘》广为流传的是陈著前十七卷,而梁德绳的续书只是在坊刻本出现时随便搭了便车,于是同陈作一起流传开来,但在当时还是受到侯芝女士的指摘。

(具体指摘见前引侯芝《金闺杰》序文)此外,在淮安女作家邱心如(约1805-1872)的《笔生花》的开头,作者有这样的陈述:“新刻再生缘一部,当时好者竞争传。文情婉约原非俗,翰藻风流是可观。

评遍弹词推冠首,只嫌立意负微愆。”根据鲍震培女士推算的创作起稿时间1822-1827来看,则邱心如与梁德绳、侯芝几乎同时关注到社会上流行的闺秀小说“《再生缘》热”现象。从“竞相传”“原非俗”“推冠首”等评价中,我们也可以更真切的感受到当时《再生缘》的传播盛况。并且邱心如的《笔生花》从形式到内容都无不借鉴了《再生缘》,尽管《笔生花》的成就远不如《再生缘》。

晚清至民国末,《再生缘》和前清一样很少受到文人的注目,但在民间却遍地开花,以各种形式流传。由于弹词文体的局限性以及弹词在近现代的衰落,《再生缘》被改编成当时最流行的各种文艺形式得以传播。据谭正璧所著《弹词叙录》所载:“与此书故事相同之作品,有小说《龙凤配再生缘》,木鱼歌《再生缘南音》与《再生缘摘锦》,潮州歌《玉钏缘续再生缘》。

戏剧除京剧《孟丽君》全本外,地方戏有闽剧、扬剧、越剧、锡剧、沪剧、倒七戏《孟丽君》,滇剧《再生缘》,粤剧《华丽缘》,川剧《禹王鼎》,汉调桄桄《芙蓉剑》,莆仙戏《司马庆》,汉调二黄《禹王鼎》和《孟丽君》。

”这些名目繁多的文艺种类构成了《再生缘》浩浩荡荡的传播大军。以谭先生的博学及其所处的时代,他所记载的传播形式几乎是从晚清到民国甚至延续至今的所有形式。其中一些属于地方戏的形式今天是否已经失传不得而知,笔者能补充的首先是黄梅戏《孟丽君》谭先生未曾提及,还有民间弹词艺人秦纪文将《再生缘》由弹词体改为评话本并从建国前在书场上一直演出到建国后,前后时间长达50年。

影响之大甚至超过弹词本,谭先生也竟然遗漏未提。此外就谭先生所言小说《龙凤配再生缘》,笔者也要加以补充说明。该小说本可以与秦纪文的评话本做一对比,二者相同的地方都是弹词体“闺秀小说”《再生缘》的改写本,并且都对陈端生原著、梁德绳续书根据各自的文学眼光和受众群体做了相应的改编,语言都倾向于“散文化”;二者最大的不同是同属“散文体”的叙事语言却仍有“雅俗”之分,所谓小说本《龙凤配再生缘》的语言属于半文半白,总体上呈现出“雅”的特征,而秦纪文的评话本《再生缘》则是“赤裸裸”的大白话,口语、俗语充斥其中,许多地方甚至流于鄙俗。

今天笔者搜集到的小说本和评话本都是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今人整理的本子。

其中小说本有两种:一种是陈端生原著,佚名改写,孙菊园校点本《再生缘》(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另一种是陈端生原著,佚名改编,喻岳衡校补《再生缘》(岳麓出版社1997年版)。两种书的改编者同是一人,即“佚名”,校订者却是两人,因此两种《再生缘》的内容语言基本相同,唯个别字句稍有出入。

篇幅比《再生缘》原著要短,仅有30余万字。这种小说本只提陈端生而不提梁德绳。事实上最后的结尾部分也是梁作改编而来,这点对梁德绳实在不大公平。评话本是薛汕整理,秦纪文改编《再生缘》(中国曲艺出版社分上下两册1981年版)。评话本的篇幅较长,80余万字,与弹词体《再生缘》篇幅基本持平。

虽然小说本和评话本在思想和艺术上均不如弹词本,但由于他们的读者不再局限于“大家闺秀”、文人雅士,而是面对大庭广众,三教九流,因此它们对《再生缘》在大江南北的传播所起的作用绝不可低估。正是这些名目繁多的文艺种类构成了《再生缘》浩浩荡荡的传播大军,使城市乡村男女老少无人不知《再生缘》所描述的故事。

郑振铎先生有过这样的感叹:“弹词在今日,在民间的势力还极大。一般的妇女们和不大识字的男人们,他们不会知道秦皇、汉武,不会知道魏征、宋濂,不会知道杜甫、李白,但他们没有不知道方卿、唐伯虎,不知道左仪贞、孟丽君的。

”[10]郑氏所言虽然主要针对弹词,但作为“弹词冠首”的《再生缘》更是首当其冲,由此也可以得知《再生缘》在民国时期的传播盛况。

建国后至今,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由陈寅恪发起,郭沫若推动的《再生缘》研究从学术的角度也有力推动了《再生缘》在学界的知名度。这使得《再生缘》从由少数研究俗文学的学者才提及的问题变成学术界普遍关心的话题。另一方面《再生缘》通过弹词、戏曲、小说等形式继续在民间传播。

虽然有一些地方戏由于客观原因可能不复存在,但很快又出现一些新的传播形式。其中就笔者所知的有连环画本《再生缘》,该套书分十册,每册独立成一个小故事,由苏西映等绘画,小明改编,中国文艺联合出版公司1984年出版。这套书采用工笔细描的绘画方法配上简要的文字,实在是一种图文并茂的传播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