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洁实女儿 女儿眼中的王洁实 爸爸总被人安错老婆

爸爸从来不强迫我按他的意志做事。小时候爸爸也曾经有让我学音乐的想法。把我送进钢琴班上课。我觉得学钢琴简直太无聊了,又没有真琴能弹出声音,每个小孩只发个纸板空按,一上课几个小时实在太枯燥。他们再带我去我就坚决不去,连哭带喊,爸爸就不再强迫我。现在还真有点儿后悔呢,要是学出来了多好。现在爸爸同样不会强加给我他的看法,把道理讲给我听,让我自己决定。

■“你们认识不认识王洁实老师啊?”小朋友们毫不掩饰的齐声回答:“不———认———识———!”主持人特别尴尬

最近爸爸去中央台做节目,主持人问三四岁的小孩子:“你们认识不认识王洁实老师啊?”小朋友们毫不掩饰的齐声回答:“不———认———识———!”主持人特别尴尬,又问:“那你们知不知道《外婆的澎湖湾》这首歌啊?”小朋友们说:“知道!

”主持人这下松了一口气,说:“《外婆的澎湖湾》这首歌就是王洁实老师唱的!”小朋友这才明白,立刻觉得爸爸很亲切。最后爸爸还和那些小孩合唱了这首歌。尽管这些小孩子不认识他,然而爸爸并不介意,他说这首歌能够被这么小的孩子知道就已经很好了,自己能不能被记住并不重要。

■王洁实反诉:

我对这个女儿有些愧疚。她小时候我工作太忙,都是她妈妈、奶奶、姥姥照顾。她能把小时候的事情记得这么清楚,也就说明我对她的确照顾得不够。

开始是想让端端也学音乐。年纪太小嗓子好坏也听不出来,就想着先让她学个乐器,谁知道她没兴趣,带着她去上课,半路上拽着我胳膊哭,不想去,那就不难为她。端端去美国的时候年纪还小,我跟她妈妈开始也确实舍不得,后来经常去那边看看她陪她一段。

经过这七八年,受了一些苦,她的经历比同龄人丰富许多,也有自己的收获。我女儿有一点很好,就是从来不跟别人说她爸爸是王洁实。在中国不说,跟美国人说也没人知道。这样好,不依靠父母,不依靠家里,孩子能独立。有时候我跟她妈妈也担心她一个人自己生活行不行,看着自己的孩子总是不成熟,其实就一个字“行”!

有人把代沟想成不得了的事。我倒觉得只要双方尽量理解,两代人的关系可以相处得很好。她妈妈有时候看不惯她穿衣服,上身是大衣毛衣,下边来个超短裙。我想她这些年接触的都是美国的教育和文化,都说从美国回来的人“说话洋气,穿衣服土气,花钱小气”,穿衣服就是胡穿胡有理;美国人吃饭爱AA分账,几个人吃晚饭每个人都先掏出计算器算钱,你吃了多少花多少钱,连税也得算进去。

这种办法挺好,大家都省心,不像中国人跟打架似的抢着付钱,几个朋友还得轮着请客。

端端开始对我的工作有所了解我很欣慰。过去她对我的了解都是跟其他人一样,媒体里的消息,我不会直接跟她说什么。当年心里就是有一股劲,想做出点儿事来,自己喜欢唱歌,从事的又是歌唱工作,这就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80年代我们的创新完全是出于对音乐的执著、着迷和兴趣。最终我们的创新能不能成功,当时根本没有想过,凭着年轻,凭着一种魄力。第一次登台就合作成功对我们俩鼓舞挺大,正式合作也算开始了。

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当时有一个很大的局限,就是没有我们自己的作品。所以那次演唱会之后,一直到1979年我们唱的都是电影歌曲,根本形不成自己的风格。1979年下半年,我们发现了自己的弱点,就在一块商量,看能不能找一种适合自己的唱法。

因为在当时,中国音乐界只有“美声”和“民族”两种唱法,根本没有“通俗”这一说。我们俩都认为在美声和民族之间肯定还有一种唱法,但不知道应该叫什么,更不知道该怎么唱。我们决定将想法付诸实践。

那时候“四人帮”刚刚垮台,中国乐坛并没有多少歌曲,电影插曲的曲调唱法又是早就规定好了的,不具备拿来进行实践的可能性,我们就选了外国歌曲《红河谷》来进行试验。我们的思路是,用自然的本色通过训练再回到自然———当然,并不是说完全用生活中那样的嗓音来唱,而是经过训练的生活中的嗓音。

结果一唱,一下子被观众接受了,并很快有了一大批歌迷。尝到甜头之后,我们更注意这方面的东西了。1979年下半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们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了一首台湾校园歌曲,名字我们记不清了,反正对我们的启发很大,觉得那种唱法非常好听。

谢莉斯有一同学正好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我们就骑自行车去了,并在那儿翻录了那磁带,带回去反复听。台湾校园歌曲听起来非常生活,后来我们又将它的一些东西充实进了我们的歌唱中。

初步有了自己的风格之后,歌迷也更多了,就有许多人问我们这是什么唱法,我们一时也不好下定义,商量了一下,说就叫“现代唱法”吧。后来又有了自己的主唱歌曲《祝愿歌》、《校园的早晨》等等。当时也有人对我们的歌有争议,说是小作品,有的领导对我们的唱法也是有怀疑的,说我们的歌曲唱法不健康,歌词曲调跟传统的唱法相比有点儿别扭。还是观众对我们的肯定坚定了我们的信心,回头想想我们的唱法和歌词现在看来还是很保守的。

现在做歌唱演员已经跟以前有很大不同。也许是没有比较就没有痛苦,我们那时候觉得自己是一名文艺战士,就应该为广大人民服务。我们那时候改革开放刚开始,通俗音乐也只有我们在唱,上到飞机上,下到火车轮船上,可以说是海陆空立体式的播放我们的歌,大家也没有别的选择。

大街小巷上到七八十岁的老人,下到几岁的孩子,都听我们的歌。现在是市场经济,演员的劳动也逐渐被重视起来。越来越多的国外的演员、歌曲被介绍到中国,文化的繁荣使观众可选择的种类太多。

我现在搞音乐的心情已经和二十多年前不一样了,那时候的成功是天时地利加上自己的努力,现在寻求好机会还是想再突破,但是总觉得现在的情况比原来复杂,应该考虑的因素更多。艺术无止境,而个人的能力有限,希望找到一个契机把我对音乐的热情再次发挥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