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建芬唐诗 音乐家谷建芬投身典雅艺术教育 创作《新学堂歌》为唐诗谱曲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走过来的人,对谷建芬的名字都不陌生。改革初期,百废待兴。整个社会洋溢着纯真的憧憬、批判的勇气和建设新生活的热情,最能够抒发心声的一批歌曲应运而生。《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清晨我们踏上小道》、《那就是我》、《烛光里的妈妈》、《今天是你的生日》等。数万人的体育场,各单位的联欢活动、公园里的聚会和路上行人的哼唱,到处都可以听到她的作品。

气声唱法和电子音乐,起初是被当作“资产阶级靡靡之音”加以限制的。作曲家、歌手和演唱会组织者,都受到程度不同的压力。与亢奋的、政治情境化的革命歌曲相比,流行歌曲不仅是表现手法的改变,也是观念的开放和人性的复苏。它与紧接着出现的摇滚音乐一起,对原有社会形态,构成春风化雨般的冲击。率先在声音空间,完成新旧时代的交替。

谷建芬出生在日本大阪,6岁的时候,随着战争激化,社会上排华气氛越来越浓,父母不得不带着她,返回贫困动荡的祖国。1945年,刚满10岁的她,便崭露过人的音乐天赋,穿着苏式裙装和半高跟鞋,登台表演巴扬琴独奏,她是在俄罗斯音乐的熏陶下长大的。

新中国成立后,谷建芬接触到大量传统民歌,从而完成多种音乐元素和文化元素在内心的融合。她在国家专业团体从事钢琴伴奏,但认真执拗的性格,使她屡屡与政治运动冲撞,被发配到农村,一度与音乐绝缘。直至改革,她才以作曲家的身份和独特的艺术风格,参与到时代主流生活当中。真切的生命感,深刻的抒情性,流行音乐的亲切,美声唱法的庄重,和平安宁的主题,理想化的气质等,贯穿她的每一首歌曲。

经过八十年代的鼎盛,谷建芬拥有了可观的影响力。她创办的声乐培训班,也培养了大批优秀歌手,相继成为流行乐坛的领军人物,如苏红、那英、刘欢、毛阿敏、孙楠、解晓东等。1992年,谷建芬关闭声名赫赫的“谷班”。

她觉得能够为流行音乐做的,差不多都做了。探索音乐真谛的路,却远没有走完。起初是一些国家领导人,建议她为儿童写歌。她很愿意为孩子们做事,但那些宣传歌曲,无法满足她“求道”的欲望。无意中,她为几首唐诗谱曲,才一下子找到感觉。

有些唐诗,几乎就是为童声准备的。比如《春晓》,幽寂冷涩中,带有一丝伤感。用儿童进行曲来唱,明显地拓展了表现力。像一股清新湿润的风,在花枝中乱窜。

2007年,她回大阪老家探望。当地一所中华学校里,日本儿童正在朗读这首诗。她悄悄走过去,用钢琴弹出曲调,孩子们不约而同跟着唱起来,好像排练过许多遍似的。老师在一旁惊叹,太神奇了!谷建芬更加相信,余生做这一件事就够了!那是“纯净的历史,祖先的声音。”是冥冥中的使命,在向她召唤!

从七十岁到八十岁,谷建芬创作了近五十首《新学堂歌》,其中一部分,已在小学生中广为传唱。除了诉诸感性的诗词,还包括“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这样的抽象文本。曾有家长专门找来,向她深深鞠躬,感谢她带给孩子的裨益。谷建芬与绘本合作,基于内在的机缘。绘本看似图画,实质更接近教学方案,对儿童的“八大智能”进行综合的、具有针对性的开发,其中一项就是音乐智能。

音乐与绘本结合,并非在古诗词画册上附一张音乐光盘那么简单,绘本自身也是有音乐性的。每个页面的翻动,是天然的节奏;画面色彩、构图和意境的衔接与过渡,也如旋律的行进。怎样才能使两个“声部”结合得更准确、更完善,需要主创人员反复探讨。典雅艺术的特征,就是处处讲究、处处认真。

中国当代教育,在反思美育档次低下的同时,也在反思创造力匮乏的问题。从儿童心理考察,这两个问题其实是一个问题。不仅文化艺术创作,需要典雅品位的培养,科学技术也不例外。据统计,世界上做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三分之一以上的发明,不是从既有知识中推导出来的,而是以艺术灵感方式迸发的。

还有大量科学家表示,引导他们做出发明创造的,是对物质世界美丽秩序的惊奇、感动和热爱,是从幼年就诱导出来的创造喜悦和灵感方式。科学真理与美学,是同根同源的。

如果早早地用潦草的图像、驳杂的色彩、嘈乱的声音和平庸的想象,填充孩子的头脑,指望从这样的感知系统中,萌生典雅、精致、高端的科学艺术创造,是不大可能的。这与“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是一个道理。所以,孩子的成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育者的选择。中国经济日益强大,国民与外部交往越来越频繁。引发的非议,大多与典雅教育欠缺有关。中华民族的复兴,需要几代人自觉地、意旨明确地,进行典雅教育的开发、积累和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