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兰畦读音 刘心武:你应该知道胡兰畦(读qi)

1957年初冬,我十五岁那年,忽然有位妇女出现在我家小厨房门外。那时候我家住在北京钱粮胡同海关宿舍里。走进小厨房的那位妇女,穿着陈旧的衣衫,戴着一顶那个时代流行的八角帽(帽顶有八处折角,带帽檐),她脸上尽管有明显的皱纹,但眼睛很大很亮。

显然,这位妇女是来我家做客,我就朝厨房里大喊一声:“妈!有客来!”妈妈闻声提着锅铲出得厨房,一见那妇女,似乎有些意外,但很快露出真诚的微笑,妈妈忙把她引进正屋,我就自管自跑开去找小朋友玩去了。

我玩到天擦黑才回到家里,那时爸爸下班回来了,那位妇女还没有走,爸爸妈妈留她吃晚饭,这时妈妈才让我唤她“胡孃孃”。 就在胡孃孃来过后的一个星期天,妈妈责备我到处撂下书报杂志,我懒洋洋地应对,妈妈就亲自清理床上的书,其中一本是长篇小说《福玛·高尔捷耶夫》,妈妈正看那封面,我一把抢过去:“正经好书!

高尔基写的!”妈妈就说:“啊,高尔基,那胡孃孃当年很熟的呀!”我撇嘴:“我说的是苏联大文豪高尔基啊!

你莫弄错啊!”妈妈很肯定,“当然是那个高尔基,他常请胡孃孃去他家讲谈文学的啊!”我发懵,这怎么可能呢?妈妈又拿起一本法国作家巴比塞的《火线下》,说:“啊,巴比塞,胡孃孃跟他就更熟了啊。

”我大喊:“天方夜谭!” 胡孃孃没有再到我家来。我没有故意偷听,但偶尔爸爸妈妈的窃窃私语,还是会传进我的耳朵。关于胡孃孃,大体而言,是划成“右派分子”,送到什么地方劳动改造去了。妈妈说:“那陈毅怎么就不出来为她说句话呢?”爸爸就叹气:“难啊!

” 1983年,爸爸已经去世五年,妈妈住到我北京的寓所,我忽然想起了胡孃孃,问妈妈,她跟我细说端详。胡孃孃名胡兰畦,她虽有过一次婚姻,但遇上了陈毅,两个人沉入爱河,他们山盟海誓;在时代大潮中分别后,互等三年,若三年后都还未婚,则结为连理。

胡兰畦生于1901年,1925年大革命时期,活跃在广州。后来国民党分裂,胡兰畦追随国民党左派何香凝,何香凝让儿子廖承志先期去了德国,胡兰畦不久也去了德国,并在那里由廖承志介绍加入了德国共产党,组成了一个“中国支部”,积极投入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1933年德国纳粹党上台,疯狂打击共产主义分子,廖承志和胡兰畦先后被逮捕入狱。

那一年何香凝去了法国,并到德国将廖承志营救出狱,何先生与廖承志回到巴黎以后,就和我姑妈刘天素住在一起,我姑妈刘天素到法国留学,也是何先生安排的。不久入狱三个月的胡兰畦也被营救出狱,流亡到了巴黎,在那里写出了《在德国女牢中》。

这部作品先在法国著名作家巴比塞主编的《世界报》上以法文连载,很快又出版了单行本,并被翻译成了俄、英、德、西班牙文。这虽然是部纪实性的作品,但有文学性,那时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密切关注德国纳粹的动向,这部作品也恰好碰到阅读热点上。

于是,1934年苏联召开第一次全苏作家大会,就向寓居巴黎的胡兰畦发出邀请,她也就以唯一的“著名中国作家”身份参加了那次盛会。那一年她33岁,端庄美丽,落落大方,成为会上一大亮点。

那次大会选举高尔基为第一任作协主席,他对胡兰畦非常欣赏,除了大会活动中主动与胡交谈,还多次邀请胡到他城外别墅做客。一次高尔基大声向其他客人这样介绍胡兰畦:“她是一个真正的人!

”因为作为共产主义作家,西欧对胡限制入境,苏联政府就为她在莫斯科安排了独立单元住房,说“养起来”都不足以概括对其的礼遇,实际上简直是供了起来。1936年高尔基去世,斯大林亲自主持了高尔基的丧事。

出殡时,斯大林亲自参与抬棺,那时有多少人出于崇拜也好虚荣也好,都希望能成为棺木左右执绋人之一,但名额有限,最后的名单由政治局,实际上也就是由斯大林亲自圈定,而“来自中国的著名女作家胡兰畦”被钦定为执绋人之一。

1936年底胡兰畦回到中国。1937年到1949年这十二年里,她的活动让我这个后辈实在搞不懂。国共联合抗日,她公开身份是在国民党一边,作为战地服务团团长,蒋介石给她授了少将军衔,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个女将军。

她为共产党暗中做了许多策反一类的事情,但她的共产党员资格却被地下组织轻率取缔,这期间她与陈毅有几次遇合,爱得死去活来,但盟誓三年之后他们失却联系,陈最后与张茜缔结良缘,并携手穿越历史风雨白头偕老。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应该也是胡兰畦此前奋力追求的一个胜利果实,但她的身份却变得格外尴尬。上海解放后,陈毅担任第一届市长,她顺理成章地写信到市政府请求会面,很快有了回音,约她去谈,但出面的不是陈毅而是副市长潘汉年。

潘汉年多年来担任共产党谍报机关负责人,却并未将胡纳入过他的体系,他告诉胡,陈已娶妻生子,“你不要再来干扰他”,胡只好悻悻离去。1950年以后她在北京工业大学找到一份工作,不是担任教职,只是一个总务处的职员。

那时候北京工业大学在皇城根原中法大学的旧址,离我家所住的钱粮胡同很近。 那时从爸爸妈妈的窃窃私语里,我就知道,胡孃孃“日子难过”,“三反五反”运动里,她因管理大学食堂伙食,在并无证据的情况下被定为“老虎”(贪污犯),关过黑屋子。

“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时,她又被定成“胡风分子”,其实她根本不认识胡风。她倒是与远比胡风著名的国际大作家有交往,苏联的那些不说了,像德国的安娜·西格斯(其《第七个十字架》、《死者青春常在》等长篇小说在新中国成立后翻译过来风靡一时。

)就是她的密友,那可是坚定的左派啊,可谁听得进她那些“离奇”的辩护呢?她的国民党将军头衔虽然是在国共合作时期获得的,但“肃反运动”一起,她不算“历史反革命”谁算?到了“反右运动”,像她那样的“货色”,有没有言论都不重要了,不把她率先划进去划谁?她实在是比热锅上的蚂蚁还难熬啊!

她到我家来,连我那么个少年都看穿了,除了享受温情,实际上也是来借钱的,在那个革命浪潮涌动的年代,像我爸爸妈妈那样还能接待她的人士,实在已经属凤毛麟角。

胡兰畦命途多舛,但胡兰畦寿数堪羡,她熬过了沦落岁月,活到了改革开放时期,得到平反,恢复党籍,1996年含笑去世。她在复出以后写出了《胡兰畦回忆录》,但到1997年才正式出版。你应该知道,中国曾有过这样一位女作家。

胡兰畦的简历补叙:

当年国民政府军委会曾授七名女性将军军衔。她们是中将宋美龄、奇俊峰、巴云英,少将胡兰畦、谢冰莹、额仁庆达赖、姜毅英。胡兰畦少将是位大美女,曾以时尚俏女郎登上《良友》画报封面。

胡兰畦经历传奇,坐过纳粹德国的监狱,写出了有影响的著作《在德国女牢中》。她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出席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苏联大文豪高尔基赞其“是一个真正的人!”高尔基去世,胡兰畦被选入了高尔基治丧委员会,曾为高尔基执绋。

她还和陈毅曾山盟海誓,两人最终没能走到一起。 1901年6月22日,胡兰畦出生于四川成都。1920年冬,从成都毓秀女子师范学校毕业。胡兰畦非常漂亮,四川军阀杨森曾想娶她做小老婆。胡兰畦断然拒绝了。

胡兰畦考入川南师范学校读书。这所学校教务长是共产党早期著名领导人恽代英。1922年5月4日,胡兰畦加入恽代英在泸州组织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这一年,从法国勤工俭学回来的陈毅担任了重庆《新蜀报》的主笔。

在这个为共产党工作同时又可以施展自己文学才华的平台上,陈毅写出了思想激进的大量诗文,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抨击时政,激浊扬清,在四川知识界特别是青年学生中产生了广泛的积极影响。胡兰畦就是受他文章鼓舞的青年中的一个。

她直接到报馆寻找陈毅,从此他们成了亲密的朋友,几乎无话不谈。 1925年3月,经人介绍,胡兰畦和川军青年军官、川军第三师政治部副主任陈梦云结婚。1926年春,胡兰畦和陈梦云奔赴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

在广州,胡兰畦结识了周恩来、李富春等中共代表人物,也结识了国民党左派领袖、孙中山的亲密助手廖仲恺的夫人何香凝女士。1926年秋,胡兰畦离开以何香凝为部长的中央妇女部,前往北伐前线,投考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

陈梦云对于胡兰畦考军校非常不满,竭力阻拦。但是胡兰畦投考的决心非常坚决,陈梦云无可奈何,只得同意。胡兰畦顺利考入武汉中央军校,被编入女生队。 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前身就是原来在广州的黄埔军校。

此时,国民党中央撤消了蒋介石的校长职务,改校长制为委员制,校务委员有国民党方面的邓演达、谭延恺、顾孟余、徐谦,共产党方面的恽代英等5人,以邓、谭、恽3人为常委。由于国民党的常委不愿管学校的实际工作,校务实际上由恽代英政治总教官负总责。

据聂荣臻1980年9月回忆:在共产党内,陈毅到任后由恽代英、施存统、陈毅组成校党委,陈毅任书记。但是陈毅的党内身份要隐蔽,他的公开职务是校政治部的准尉文书。在中央军校,胡兰畦又见到陈毅。陈毅曾帮她处理入党的问题,但没有解决。

全面抗战爆发,日军进攻上海。胡兰畦自告奋勇在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开办的女工补习学校中招了10个女青年,于1937年10月5日成立了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1937年11月,上海沦陷,服务团随军撤离上海,其后辗转于8个省的抗日前线从事抗战宣传,极大地鼓舞了广大的抗日将士们。

1938年初,服务团来到南昌。此时,项英、陈毅等新四军领导人在南昌组建新四军。党组织决定在服务团中建立一个党支部,原来的9个共青团员全部转为共产党员,支部由陈毅直接领导,不与地方党发生关系。

胡兰畦与陈毅久别重逢,彻夜倾诉思念,遂订白首之盟。陈毅禀告父母,得到同意。然而组织上却不同意,新四军大当家的项英,亲自找胡兰畦谈话,说二人倘若结婚,则胡的党员身份就暴露了,还是留在国民党部队里好,对革命更有贡献。

二人只好痛哭而别,陈毅致信胡兰畦说:“马革裹尸是壮烈牺牲;从容就义是沉默牺牲,为了革命,我们就吃下这杯苦酒吧。

假如我们三年内不能结合,就各人自由,互不干涉。” 1939年夏,胡兰畦来到陪都重庆。蒋介石给胡兰畦发了一个委任状,任命她为国民政府军委会战地党政委员会少将指导员,并派她到第三、六、九战区工作。

胡兰畦利用国民党少将这个特殊身份,为党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1946年,胡兰畦任贵州日报社社长。1947年6月,国民党的报纸用触目惊心的大幅标题刊登“陈毅阵亡”、“陈毅毙命”,还用大幅版面详细描述“陈毅追悼会”的经过。

胡兰畦得知后十分伤感。后来她又接到陈毅父母来信询问,便决心赡养二老,把成都东门外的一处果园、田地、房屋,全部给二老做养老之用。1949年,上海解放,陈毅当了市长。胡兰畦写信要见他,接待她的却是副市长潘汉年,这时,陈毅已儿女成群了。

此后,胡兰畦再没有婚育,为解寂寞。她收养了妹妹的女儿。解放后,她被安排到北京工业学院从事后勤工作,命运多舛的她,曾被错划为右派。1978年平反后,胡兰畦重新入党,并成为全国政协委员。

晚年在邓小平支持下,尽自己的所能,为老年事业做了许多贡献。 1994年12月13日,胡兰畦在成都逝世,享年93岁。胡兰畦革命的一生历经坎坷,在感情方面是个悲剧,正如她自己在回忆录里所说:“这辈子只知道赶着时代大潮走,在浪尖上奔呀、跑呀。有时被礁石碰得头破血流,也只能独自舔着流血的伤口。”